两汉是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一个全面复兴和蓬勃发展的时代。汉高祖刘邦一生驰骋疆场，得天下于马上，轻视儒冠，崇尚武力，一曲《大风歌》道尽了他斗志犹酣的豪情和渴求猛士的心愿：“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初的功臣将相也多是出身布衣的赳赳武夫，所谓“高祖杖剑，武夫勃兴”（《后汉书·党锢列传》）。至孝惠吕后时当政的公卿仍是“武力有功之臣”。这种新型的政治格局使两汉时代尚武之风大盛，即令是帝王也经常“自击熊彘，驱逐野兽”，一些文学之士弃书学剑、投笔从戎以期博功封侯者在史书上也屡有所见。在强烈的尚武精神影响激励下，两汉体坛一扫秦代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传统的体育活动逐渐复苏，深入宫廷，普及民间，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两汉时期社会的发展进步，为民间体育风尚的全面振兴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和辉煌的前景。在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时期，国内各地区各民族间的体育娱乐活动也兴盛起来，出现了“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驱逐，穷巷蹴鞠”（《盐铁论·国疾》）的喜人景象，甚至连六七十岁的白发老翁也焕发青春，“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史记·律书》）。汉武帝在位时国力空前强盛，文化昌明发达，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运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当时不仅帝王贵族之间经常进行“弋猎、射驭、狗马、蹴鞠”之类的竞技活动，而且京城长安还不时举行规模盛大、内容丰富的各种体育娱乐表演，称做“角抵百戏”，蔚为一代奇观。民间体育活动虽然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曾一度处于低潮，但东汉建立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文化科技的进步很快使之再度复兴起来，并迈向新的高度。东汉一代体育项目之多，运动技巧之高，竞争意识之强，均超过西汉时代。
与匈奴族的长期战争和经营西域的艰辛历程，大大激发和强化了两汉时人的尚武精神，也促使传统的军事体育运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当时的关西特别是陇西地区与少数民族活动居住地接近，民间尚武之俗尤为突出：“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两汉时代的精兵猛将多出于此，号称“六郡良家子”。还有一些志士仁人甘愿效命沙场，开拓边疆，立功绝域。如发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豪言壮语的青年将领霍去病、立志“马革裹尸还”的伏波将军马援、宁愿从军远征而不愿“坐事散儒”的少年英雄傅介子、自请领兵平定边乱的七十多岁的老将赵充国等。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与汉初朝野风尚一脉相承，集中体现了两汉时人尚武嗜勇的时代风貌，刺激了民间练兵习武活动的开展。当时为了击败长于骑射的匈奴族和开拓多产良马的西域，两汉军队的兵种配置、军事训练及武器装备相应采取了重大改革，骑兵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主要兵种，练习骑术和射术成为军事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适合于马上劈砍击刺的环柄大刀与长柄画戟成为重要格斗武器。一些锻炼体质、耐力与灵活性的民间体育活动项目也被引入军队之中，体育娱乐与军事训练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成为这一时期军事体育活动的一大特色。
两汉社会是中国传统节日的定型时代，一些民间体育活动开始与节日时俗水乳交融，相染成风，相沿成习，构成了千姿百态的节日体育娱乐风尚。众所周知，中国传统节日起源于原始崇拜与禁忌，形成于迷信风俗。两汉是神仙方术与谶纬迷信盛行的社会，一些帝王贵族崇尚神仙，喜好方术，相信谶纬，于是上行而下效，迷信观念的浓雾弥漫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岁时禁忌的风气充斥一年四时八节，为了尊奉取悦鬼神或驱灾避邪，许多民间体育娱乐活动便被引入节日风俗，在广泛普及中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这些流行的体育娱乐活动也为岁时节日增添了浪漫的色彩和欢乐的气氛。
当然，同其他时代一样，两汉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对体育运动发展不利的政治因素。其影响最大者是汉武帝时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五经博士教授太学弟子，以贤良、方正、文学、能言、极谏、孝廉等名目选拔大批儒士为官。这种政治措施使两汉社会的大多数儒生逐渐抛弃了先秦时代文武兼习的风尚，惟知攻读五经，鄙薄武事，羞言戎兵，传统的“射、御、乐”之技也不再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了。文、武分途的明显趋势和学校体育活动的衰退，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社会上各类体育娱乐活动的开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汉末三国之际的群雄割据和军阀混战，虽然抑制了民间一般体育活动的正常发展，但广泛的练兵习武又推动了军事体育活动的兴盛。这一时期不仅社会上涌现出了大批以武勇显名的英雄豪杰，而且各种武艺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有些甚至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流派，饮誉当时，垂范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