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思义是中国传统道德处理群己关系的一条基本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义和利，讲的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义，一般地是指合乎正义和公益的或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利，则是指物质利益。见利思义，不是一般地反对“利”，而是指见到利益，应首先想一想符不符合道义，该取的可以取，不该取的不应据为己有，即义然后利，亦即孔子说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俗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一家企业，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还应该注重“义”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好未来发展之路，不断地扩大规模，成就天地人和的美好明天。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芷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春秋左传》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卫国攻打齐国失败，得到仲叔的援救才幸免于难，为此，卫侯打算赠给仲叔一些城邑，仲叔不要，转而请求得到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希望能像诸侯那样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侯答应了。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便发表议论道：“这样做真可惜呀，还不如多给他城邑呢！”为什么呢？孔子接着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芷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在孔子的管理思想中，“义以生利”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整个行为管理的全过程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世俗世界的物质价值的创造之源是人的精神价值，即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因此，他教导人们在认识上要“见利思义”，在行为上要“取之有义”，在实际效果上要“先义后利”，在价值上要“重义轻利”。
在这样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他论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因此，在财富面前，人人都想得到，但追求精神价值的君子不会苟且地去获得；在灾难面前，人人都想逃脱，但君子不会苟且地企图逃脱。有道行的君子，在分配财物的时候，他们着意推让，这些都是“见利思义”的表现。在本书的后面，我们还会分析到当代企业家柳传志在这方面的所做所行。
作为商人就要谋求更大的利润，但孔子却提倡“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完全超出了“金钱至上”的西方价值观，成为中国商人独特的管理价值论。
义以为上，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命题，既包括行为准则上的“见利思义”（或“取之有义”），也包括价值判断上的“先义后利”和“以义克利”。这一“义以为上”的命题，为现代儒商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孔子思想著述中，“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故事和论述有很多，这里我只想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来说明义以生利的思想是否可行和有价值。这个故事就是我们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冯谖焚券”。
冯谖是齐国执政大夫孟尝君的门客。有一次，孟尝君派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临行前，冯谖问孟尝君，“债收齐后，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呢？”孟尝君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谖驱车到了薛邑，却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验对后，当着当地百姓，把债券给烧了，百姓们当即高呼万岁。当冯谖回来后，孟尝君问买了些什么回来，冯谖说：“你说看你这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私下考虑，您家里堆满了珠宝，厩棚里挤满了牛马，阶下站满了美女，你家里所缺少的，只是义罢了。于是我用债券给你买回了义。”过了一年，齐王不再重用孟尝君，孟尝君只好前往自己的封地薛邑。他没想到，这次回去，与以往不同的是，距离薛邑还有一百里路，老百姓就扶老携幼，来迎接孟尝君，在路上站了整整一天。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先生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
在这个案例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却得到了“义”，这对于管理者来说是最大的利，而且看过史书《战国策》的人都知道，孟尝君更大的利还在后面呢。后来齐王听说孟尝君在薛邑深得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便觉得孟尝君是个真正的人才，于是又请他回去做齐国的宰相。这个故事是义可以生利的最简单最通俗的案例。
就自古以来，就是人的天性，“商人重利”更是理所当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利”不是商人的全部，如果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抛弃了法律和道德约束，那么，不是最终把企业带到了法庭上，就是把老板本人送到了监狱里。因此，企业的领导人和管理者既要通过有效的方式去获取利润，又要特别注重自身的品格。品格在内，“名声”在外，“利”便在其间，回环曲折集于每一位身在商海中的搏浪人之手。
企业在不缺德、不违法的前提下，可以光明正大地讲挣钱，理直气壮地赚大钱。根据“见利思义”原则，即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门歪道，进行走私活动、偷税漏税、贪污盗窃、侵吞公款、贩卖毒品、拐卖儿童等犯罪行为。要求国家和个人只能创立与发展对社会和人类有益的企业，任何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企业和产品都不应创立与发展。同时，要求商人在经营中只能赚取合法合理的利润，不能以假冒伪劣产品去搞不正当竞争或以违法行为来获取利润。这就为现代儒商指出了一条正确的价值取向之路，赋予儒商以崇高的道德价值。
清代的胡雪岩是中国唯一的一位红顶商人，他是中国商界人士的典范。熟悉其历史的人都知道，胡雪岩起初只不过是信和的小跑堂，他是怎么从一个小跑堂一跃成为清末鼎鼎有名商人的呢？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经商天才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能够很好地平衡好“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并且有的时候将“义”放在“利”的前面，行义养、扬善心的结果。在这儿我们就不过多地叙说其到底行过多少义养，只是着重地叙述一下他修建码头义渡的事。
胡雪岩的家乡有条江，古称为浙江，后改名为钱塘江。是浙江的第一大河，也是东南著名的河川。它发源于皖、浙、赣各省交界之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顿溪至梅城段称为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称为钱塘江。而钱塘江潮也是四海闻名的杭州十景之一。
19世纪，钱塘江的江面宽达18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更是水流湍急，惊涛拍岸。且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使航旅畏途，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晚清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钱塘江两岸的人们只能乘舟渡江，浙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出杭州城都要从西兴乘坐渡船，到望江门上岸。当时杭州城有一个著名的药号——叶德堂就设在望江门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胡雪岩开办的药店胡庆余堂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的顾客光临，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登门。
为了解决两江旅客渡江的困难，同时改变胡庆余堂的经营状况，胡雪岩决定在钱塘江开设义渡。为此，胡雪岩带人亲赴码头和钱塘江沿岸进行实地考察。他了解到从西兴乘船过江，航程长，江上风浪大，容易出危险。于是他选择在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了过来”，让“上八府”的客商改道由鼓楼进入杭州城。
码头在胡雪岩的亲自督办下，很快就修好了。胡雪岩又出资购买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也可以载牲畜及车辆。最重要的是免费过渡，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胡雪岩修建码头免费义渡后，受惠的人不可胜数，他的名声远播，“胡大善人”之名越传越广，也使得胡庆余堂在上八府的顾客中声望大为提高。上八府的旅客改道由鼓楼进入杭州城，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一下子被扭转过来了，自此，胡庆余堂的生意越发红火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了解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并且知道了利是附着义而产生的，推动了“义”，“利”将会无所依人了。“功自心诚，利以慈来”所讲叙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一定要本着“义以生利”的原则，为自己的员工着想，为自己的对手着想，为自己的伙伴着想，为整个社会着想，也就是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商人可以外表圆滑，但内心一定要方正，面对“利”的诱惑，理智地站在“义”的角度思考问题，才能最终赢得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