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塔 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19 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坛的一位名家。他大器晚成，于人生的暮年方始经历了文学生涯的勃勃青春。1878 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风暴前》问世。在此后的20年间，作家屡屡收获丰硕的文学成果。
冯塔纳的小说大多反映了19 世纪70 年代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普鲁士德国向封建军事帝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此处，我们要详加讨论的《艾菲·布里斯特》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幕女性爱情悲剧。
客死异乡的“中国幽灵”
《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古稀之年的大作，完成于1890 年，正式出版于1895 年。这部长篇是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响下诞生的。就《艾菲》一作的思想深度及艺术表现力而言，其与上述两部世界文学之廊中的精品可谓在伯仲之间。
冯塔纳的这部代表作结构紧凑，情节单线发展，围绕女主人公艾菲的婚姻展开。艾菲是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出身的美丽少女。她十七妙龄，生机勃发，却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母亲的昔日情人男爵殷士台顿———小城凯辛的县长。婚后，艾菲离开了父母故旧，随较她年长二十余岁的丈夫来到了偏僻的海滨城市凯辛。小城枯寂的生活使年轻的少妇备感失望，而汲汲于功名的丈夫又不免把她冷落一旁。夫妻生活波澜不惊，艾菲满心失落。再加上那幢阴森神秘、不时闹鬼的县长公馆，可怜的艾菲终日生活在惶遽不安之中。后来，艾菲为殷士台顿生了个女儿，取名安妮。然而，女儿的降临也无法排解艾菲的寂寞。不久，艾菲结识了丈夫的一个朋友，少校军官克拉姆巴斯。此人惯会拈花惹草，年轻的艾菲抵挡不住他的诱惑，有了背叛丈夫的行为。此后，这成了艾菲的一大心病，她时时受着良心的谴责，悔不当初。时隔6 年，随着殷士台顿仕途晋升，艾菲离开了凯辛，落户柏林。她如释重负，为终于走出了凯辛的阴影而暗自庆幸。怎料，尘封数年的往事却在此际败露。殷士台顿为了捍卫名誉，与克拉姆巴斯进行决斗。后者饮弹身亡。夙债并未就此了断，殷士台顿一封休书，拒艾菲于门外。艾菲身败名裂，双亲不纳，女儿不认，只得与一忠厚的女仆相依为命，聊以卒日。直至身患重病她才得以重返故里，最后在父母身边亡故。
显然，冯塔纳的这部小说旨在剖析那个时代贵族社会的婚姻关系。艾菲误入没有爱情的婚姻，从此便走进了悲剧的阴影。至于她的结局，人们尽可以说，这是她一朝失足、亲手酿制的苦酒。然而，较之艾菲年少不经事的轻率来说，殷士台顿以及那个社会虚伪、陈腐的道德观念更令人愤慨满怀。
在叙述艾菲不幸命运的过程中，作家精心穿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母题。那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中国幽灵。起初，小说提及这个早已作古的中国人似乎全属无意。话题是在艾菲随丈夫回凯辛的途中被引起的。殷士台顿为了激起新婚妻子对偏远小城的兴趣，着意将凯辛美化了一番，把它说成是一个云集四方来客的所在。小城的异国情调果然令年轻的艾菲心生欢喜，她不无神往地说：“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这儿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尼格罗人，或者一个土耳其人，也许甚至可以找到一个中国人。”① 艾菲向来耽于幻想，此话也仅是说说而已。谁料，这触动了殷士台顿的谈兴：“也可以找到一个中国人，你猜得真对呀。我们完全有可能真的找到一个。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那儿从前有过一个；现在，他已经死了，人们把他埋在公墓旁的一小块用栅栏围起来的土地里。”② 真是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殷士台顿平静的介绍登时搅起了艾菲心中的恐慌，她甚至已经想像到夜晚睡梦时分可能会有一个中国亡灵打她床边经过了。关于这个客死异乡的中国人，艾菲不想深究，因为“什么一个中国人，我认为，这总有点儿叫人害怕。”③
可是，这个中国人却由不得她不作深究。一天，在殷士台顿携艾菲巡视全屋的时候，艾菲在一张椅背上发现了一张小小的图片：“图片上有个中国人，蓝上装，黄色灯笼裤，头上戴个平顶帽。”④ 看到这张始料不及的图片，殷士台顿解释说，这张“从启蒙读本上剪下来的图片”⑤可能是女仆们信手乱贴的。然而，这非但没有消除艾菲的疑惧，反而激发了她的联想。此刻，那个先前提到的入了土的中国人仿佛借了这图片上的形象闯入了艾菲的脑际，抹之不去。这令她坐卧不安，却又不愿在丈夫面前流露自己幼稚的恐惧。
直至有一天，这种恐惧达到了高峰。艾菲在殷士台顿因公外出、第一次独守空房的夜晚梦见了那个中国人打她床边经过。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困扰，恳求丈夫搬离鬼屋，另择居处。而殷士台顿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再则，为了妻子的胡乱猜疑就要兴师动众地搬家，这必定会影响他的名誉，有损他的前途。艾菲的请求没有得到丈夫的同意。
此后不久，艾菲在一次旅程中又鬼使神差地路过了那个中国人的墓地。她知道，这个幽灵的谜团不解，她便终日如芒刺在背，别想指望得到解脱。于是，她恳请殷士台顿告之以实情，她说：“实情不会像胡思乱想那么折腾我。”①
殷士台顿于是不再隐瞒，原原本本地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一切要从殷士台顿夫妇居住的县长公馆的前任主人说起。这是一个名叫托姆森的老船长，年轻时曾一度航行于上海和新加坡之间，晚年来到凯辛定居。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个名叫尼娜的年轻女子和一个中国仆人。这个中国人与其说是老人的侍从，还不如说是老船长的朋友，因为他深得老人器重。后来有一天，就在现在的这幢公馆里，老船长为尼娜举行了婚礼，新郎是一位年轻的船长。婚礼当晚，新娘就杳无踪迹。半个月以后，那个暗恋尼娜的中国仆人忧郁而亡。
中国人凄怆的爱情经历打动了艾菲的心房。然而，眼下这个中国人毕竟已经成了鬼魅。艾菲梦中所见的那个幽灵仿佛生了根，时刻盘踞在她心中，隐隐作祟。殷士台顿理智的劝慰无法消释艾菲的重重疑虑。她的恐惧心理最后被诡谲的少校克拉姆巴斯利用。这个猎艳高手借那幢闹鬼的屋子大肆发挥，说这纯粹是教师爷殷士台顿为了整治艾菲故意耍的把戏。艾菲不辨其离间的用心，轻信其言，对丈夫产生了怀疑。克拉姆巴斯的挑拨最后把艾菲引入了陷阱，艾菲成了他的囊中物。从此，在鬼魂之外，艾菲的生活中又多了一层折磨，良心的折磨。她期待着能早日摆脱这迷乱的一切。
然而，即便是在她迁居柏林以后，往日的阴云仍缭绕不散。家中的一个女仆不知是何居心，竟将曾经贴在椅背上的那张中国人的图片随身带到了柏林。获知此事，艾菲绝望了。她知道，那图片“烧了也没用”①，她惟一能做的就是买一幅圣像辟邪护身。
此后，幽灵没有再次现身，然而，圣像的护佑终究无法挽回艾菲的命运。众叛亲离的艾菲在遍尝了世态炎凉之后，向始终对她忠诚不渝的仆人罗丝维塔吐露了肺腑之言：“你还记得当时中国人显灵时的情景吗？那真是幸福的时刻呀。我当时以为那是不幸的时刻，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人生的艰辛呀。从这以后，我才认识到了。啊，鬼魂还远不是最坏的东西！”② 艾菲于悲凉处境中的这番感慨一反先前对鬼魂的畏惧，较之人世的险恶，一个虚幻的幽灵竟成了幸福的象征，这不能不说是对现实的一种讽刺。
冯塔纳在小说中安排的这个中国鬼魂的母题令读者煞费思量，众人百般揣度其背后的真实含义。鬼的形象原本就是个朦朦胧胧的象征符号，因此，人们在破译过程中作出五花八门的诠释是不足为怪的。此处，试举几家之言：一种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中国人正如书中人物克拉姆巴斯所言是殷士台顿企图控制艾菲的工具；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对主要情节悲剧性结尾富有命运的预示；还有一些分析者则认为，这个幽灵是性或爱的象征，因为，他是在女主人公第一次独守床笫的夜晚显现在她梦中的。③ 文学作品给了读者自由想像的余地，因此，读者也就拥有了自由阐释的权利。任何一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都有其一定的价值。
尽管冯塔纳给读者留了一道有关幽灵的哑谜，但从作品讲述的中国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家及其笔下的诸多人物对这一中国人的形象所抱持的态度，对于19 世纪末期中国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也能从中管窥一斑。
小说讲凯辛虽是个冷僻的边陲小城，那里却往来着五洲四海的各色人等。这是此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小小的缩影。随着19 世纪下半叶德国效仿英、法等国推行殖民扩张，其与世界其他国度、民族间的距离大大缩短，本是万里关山阻隔、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憧憬了。小说中的托姆森船长便是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航行于远东的淘金者之一，那个中国人作为他的仆人来到德国也算符合逻辑，而不是作家刻意安排的来路不明的角色了。
不过，一个中国人出现在德国的小城镇，这在当时还远不是什么司空见惯的事情。在一般人眼中，东方异域的来客总是那么不可思议，人们与异乡人之间似乎理所当然地存在着一道屏障。小说中艾菲对中国人怀有的恐惧便是一例，她试图对此作出解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认为，这总有点儿叫人害怕。”这种全没来由的、莫名的惧怕想必只能用同样没有来由的偏见来解释了。并且，这种偏见并非想入非非的贵族小姐的专利，它有着广泛的市场。小说中殷士台顿虽不像艾菲那样害怕这么一个孤魂野鬼，但这却不能说明他不抱偏见，相反，他说：“一个中国人本身就构成一个精彩的故事……”① 仅仅因为对方是个中国人就遽下定论，足见其狭隘与浅陋。而殷士台顿夫妇俩的偏颇之词却是当时普遍的社会成见的反映。就在那个中国人殉情之后，人们力主把这个外族人埋葬在教区墓地之外。其间，有一个名叫特里佩尔的牧师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认为：“其实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他葬在教区的墓地里。”② 然而，这位上帝仁慈的仆人就此遭到了人们极大的怀疑，要不是他在此后不久就升了天，恐怕会丢掉牧师的饭碗。
福兮祸兮中国龙
作为一个现实的批判者，冯塔纳在小说中并未仅仅满足于对上述民族偏见的揭露，他让小说人物特里佩尔牧师以及女仆罗丝维塔成了自己的代言人。对待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前者并没有随大流，他曾说：“这个中国人是个非常好的人，跟别的人一样好。”①而后者，这个憨直的女仆，对那个中国人坎坷的情感遭际倾注了同情，她的观点非常富有人情味：“中国人也是人嘛，可能他们那儿的风俗习惯跟咱们的全一样。”② 不过，话虽如此，在小说讲述的这个中国人的爱情悲剧中，我们还是能发现不同的民族间客观存在着的差异。书中的中国人不敢表露自己的情怀，宁愿忍受爱情的煎熬，终至绝望轻生。他的这种情感观念体现了东方人有别于西方人的绸缪气质。
冯塔纳对民族偏见的剖析是与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他的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对普鲁士军事帝国的什么“时代精神”、“殖民主义”等都有反映。那时，德国社会对中国普遍抱持敌视的态度，这正呼应了当时德国在远东地区推行海外扩张的野心。小说中，借一“中国龙”的母题，作家的笔触多次点明了那个时代的中德关系。
作家对这一母题的引入，见诸殷士台顿起初对凯辛的一番介绍。殷士台顿不无自豪地对艾菲说：“如果早上的太阳特别明亮，那么你在那样的日子里可以看到欧洲各国的旗帜在屋顶上空迎风飘扬，此外，还有美国的星条旗和中国的龙旗。”③ 龙作为远方中国的象征，确实引起了艾菲的无限好奇。不过，东方的巨龙在这位追求异国情调的少妇眼中也仅是提供消遣的新鲜玩意而已。
然而，小说中另有一些人对这条中国龙却充满了敌意，他们明目张胆地叫嚣要在这条东方龙的跟前抖擞威风。作品中有一个名叫博尔克的老先生，他是普鲁士帝国忠实的子民，是殖民政策坚定的拥护者，他如此大放厥词地说道：“我的朋友们，咱们依靠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就能镇压和踩烂毒汁四溅的革命巨龙的首级。”①
不言而喻，战胜东方的这条“毒龙”，成了其时德国殖民者心中无上的英雄业绩。考虑到冯塔纳这部小说于1890 年出炉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书中那位雄心壮志的老者所言似乎是对此后历史走向的一个预言。事实证明，随着普鲁士德国侵占胶洲湾、镇压义和团以及进军北京，德国殖民者在中国的土地上逞尽威风，中国龙的耻辱不幸为人言中。1901 年，威廉二世向参加东亚远征军的德国士兵颁发了一枚“中国纪念币”，上面铸刻的正是一只脚踩中国龙的德国鹰。冯塔纳的此番预示，使《艾菲·布里斯特》这部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上乘之作更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洞见力。
讲到龙的意象，似乎还须赘上一笔。龙在中、德两种文化中享有的地位实有天壤之别。在前者看来，龙是百兽的统帅，代表了上天的力量，能给人间带来甘霖玉露，是吉祥、福祉和帝王的象征。而在西方的神话和童话中，龙却是恶势力的化身，专与神明作对。它无所不为，吞日食月，拦雨挡露，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因而，战胜邪恶之龙就成了西方人眼中的壮举。在《艾菲·布里斯特》一作中，人们对中国龙的敌视，或许还有这憎恶恶龙的本能因素在内。
7 Das“Li Bai-Fieber”unter deutschen Dichtern
自然主义诗人对李白诗的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