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杂文，还表现出了他那热爱与同情受苦受难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如上所述，因为郁达夫是在国内政治黑暗、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资本家更加疯狂地剥削劳动人民、劳动人民不能够得到应有的起码生活水平的急剧变动的时代条件下踏入社会生活的，在这一时期，郁达夫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也曾同受苦的人民一样，住过低矮的贫民窟，忍受过那饥寒的日子，因此，一开始他便体验到了贫困和失业的痛苦，感受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给民众带来的灾难。正如他在《薇蕨集·序》中的一段内心表白：
三四年来，不晓为了什么，总觉得不能安居乐业，日日只在干逃亡窜匿的勾当。啊啊！财聚关中，百姓是官家的鱼肉，威加海内，天皇乃明圣的至尊；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防患于未然也，这么一来，我辈小民，便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夷齐远逝，首阳山似乎也搬了家，现世的逆民，终只能够写点无聊的文字来权当薇蕨。薇蕨之集，也不过是想收取一点到饿乡去的旅费而已。
尤其是对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的艰难生活，郁达夫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民国以后的中国，一直在新旧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辛亥革命只是剪掉了农民头上的辫子，并没有给农村带来多大变化，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农民更是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日趋艰辛，郁达夫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如在《杂谈七月》中，他通过七月里各种民间风俗的闲话杂谈，揭露了“水旱成灾，丰收也成灾”的农村破产的现代中国状况；在《东南地狱》中，他揭露了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就连俗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东南浙江一带的农村，也成了人间的地狱；在《中国人的出路》一文中，他又说，眼下时间是民国22年，但“农民的粮税都已预征到了民国五十年，加之尚有天灾、兵灾等祸患，人民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因此农民在乡间，简直不能生存”，并且还指出：“中国农村的破产并非今日始，革命以前早就开始破产。”（《关于中国的现状》）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关注与同情。
在经受了黑暗社会的种种欺压后，郁达夫已改变了他过去的沉默，从此，“已不再消极彷徨，开始用他‘微弱的呼声’，去‘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进而还想‘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77），同时他也感觉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为此，在《创造月刊》1卷1期“卷头语”中，为了受苦受难的民众，郁达夫向读者宣告：“现在我们所以敢卷土重来，再把创造重兴”，就是因为“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在这一个熬煎的地狱里，我们虽想默默地忍受一切外来的迫害欺凌，然而有血气者又哪里能够！”他还说：“目下的中国，虽则在社会的意识上，没有民众的存在，在利益上没有民众的份儿，然而实际上，填在社会的最下层，时时刻刻，各到各处，在那里受到压榨，被宰割的，仍然是民众”，“多数的民众，现在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他向民众呼告：“我们是大多数者，是将来的大革命的创始人。革命的民众，大家应该联合起来！”（《〈民众〉发刊词》）这些言论，充分地表现出郁达夫反抗旧社会那坦诚率真的叛逆精神。
“苦难和窒息的时代会催促一个人去寻找道路；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会吸引人们去接近真理……流血的时代与受难的人民使郁达夫睁开了眼睛，使他头脑震醒，使他能够看到一些比较本质的社会现象。”（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