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日，正在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写了《谈政治》一文，开始大谈政治。因为组织共产党，读了许多马克思的书，陈独秀的思想与从前办《新青年》的方针发生了冲突。此外，胡适7月与张慰慈、蒋梦麟、陶孟和、王徵、李大钊、高一涵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也承认要谈政治了。这篇宣言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
陈独秀个人一直主张谈政治，针对《新青年》这些年不谈政治，他解释说：
本志（《新青年》）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曾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演说中回答道：“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社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陈独秀承认，谈政治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他不乐意和一些人谈政治。陈独秀把国内不谈政治的人分学界、商界和无政府党人三派。
写了《谈政治》后，陈独秀给胡适写信，但口气很淡：“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新青年社’股款，你能否筹百元寄来？八卷二号报准于十月一日出版，你在南京的演讲，倘十月一日以前不能出版，讲稿要寄来，先在《新青年》上登出。”陈独秀找胡适要“新青年社”股款，试探一下，看他可愿意继续维持与《新青年》社的关系。
对于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引向共产主义，胡适是反对的。9月17日，病中的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说，新文化运动“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谈及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胡适说：
（一）普及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
（二）提高 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愈“提”得“高”，愈“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看到胡适的谈话，陈独秀在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四号发表了《提高与普及》一文，提出与胡适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眼前不必急于提高，乃急于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底基础学……没有基础学又不能读西文书，仍旧拿中国旧哲学旧文学中昏乱的思想，来高谈哲学文学，是何等危险！我劝适之先生别高谈什么提高不提高，赶快教朱谦之、易家钺一流学生多习点基础科学，多读点外国文，好进而讲究有条理的哲学，好医医他们无条理的昏乱思想罢！
一贯提倡“普及”，一个强调“提高”。实际上，一个强调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和群众结合；一个是反对现实政治，主张钻研学问。根本上，还是“主义”与“问题”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