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告诉我，总之，当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惯并记熟了这样一段“俗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直到现在，仍能像说绕口令似的脱口而出。相信今天所有30岁以上的人都能背诵这一段话，而且相信也和我一样，都不知道是从何人、何时、何地听来的——它太久远了。
善恶报应习俗的源头，我们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社会。
在人类初成即原始社会早期阶段的数十万年间，人类栖息在树林之中，依靠植物果实之类生活，人们生而复死，认识和思维能力尚未发达，没有任何对于神祇的信仰和任何宗教，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当然也没有善恶报应的观念和习俗。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即到了采集和狩猎经济的阶段后，生产范围有所扩大，人们经过无数次的生产斗争实践，思维能力有了提高。人们在解释做梦的现象时，形成了“面貌相同的双重人”的观念（一个“肉体的我”，一个“精神的我”），并视之为生命的根本：它支持身体成为活的，人睡眠时，经常出来游荡，当它不返回的时候，便引起身体的死亡。原始人对死亡现象的理解，加强了这种观念。他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能吃能喝、活蹦乱跳的人，一旦死去，变成一具冰冷的僵尸，既无知觉，也不会活动，但仍四肢齐全，五官不缺。于是他们错误地认为：这肯定是缺少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东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呼的“灵魂”。
同理，既然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那世界上的万物也都有灵魂。因为天上的飞鸟，河里的游鱼，陆上的走兽等都和人一样，要吃东西，会生育后代，也有生有死。一切植物也是有生有死的。而且人在睡眠中，常梦见自己和这些动植物打交道，因而认为动植物和人一样，也是有灵魂的。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自己运动的：太阳早起晚落，月亮圆缺，刮风下雨，电闪雷鸣，山崩地震，火发于林，水流入海……莫不如此。既然这些事物都能自己活动，它们必然也有灵魂。这样，灵魂观念就由人类本身扩大到自然界万物，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
我国远古时期也有这种观念。《越绝书》卷一三记载：春秋时，越王勾践曾向范蠡问道：“我听说，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是凡物皆有呢，还是只有人才有呢？”范蠡回答说：“人有魂魄，万物同样也有魂魄。”
原始人认为死者的灵魂是不灭的，它们统一居住在某一个地方，其所拥有的控制自然的力量要比活人大得多，相信死者的灵魂能引起一切自然现象。当这种观念和原始人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善恶报应观念便产生了——人们竭尽智力去打猎，仍不免空手而归，有时却会偶然拾到触株之兔；当你全心全意寻找食物时始终一无所获，而在你奄奄待毙时却意外地发现某种救命食物；神奇的火给人带来温暖、光明和熟食，帮助人们驱赶野兽，却突然会变成熊熊烈焰，焚毁人们的居室和赖以谋生的森林，成为屠杀人类的刽子手；同你一起打仗的伙伴一个个都死了，你却逃出一条命；某某身强力壮，前几天忽然呜呼哀哉——面对神秘莫测，无法抗拒的自然威力，那些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的悲惨凄凉的原始人，只能直观地认为冥冥中有一个他们不可触摸的巨大神灵在安排、主宰着人世的一切。他们虔诚地相信：生产的丰收和狩猎的成功是由于神灵的恩赐，遭受失败或灾难是由于恶魔的责罚，其他一切不幸事故、伤损、疾病、衰老和死亡等，都是神灵在作祟，都是人们的行为顺应或者违背了神灵意志的结果。
原始人以自己的经验、心理、行为来判断、幻想，把各种自然现象人格化、社会化，从而产生了各种自然界的精灵、魔力、神等表象。诸表象人格化的结果，形成几种类型的神：经常给原始人群带来好处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就是具有善意的、能保护他的神灵；经常给原始人群带来危害和不幸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便是具有恶意的、与人为敌的恶魔；再一类是时善时恶的自然力或自然现象，就被赋予了喜怒无常的神性。人们为着祈福避祸，唱歌跳舞以献媚之，建造最庄严美丽的神庙宫殿以及陵墓以居住之，按时奉献所生产或猎获的各种物品以供祭之，以求善神和时善时恶之神不断赐福保佑。对于恶魔，则用象征性的祸害来使它满意，甚至不惜自我惩罚——杀子或自杀献祭，以避免“恶报”。
总之，随着原始人类灵魂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早期善恶报应观念便产生了。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种，在其发展进程中毫无例外地产生了善恶报应观念。
欧洲远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便巩固地建立了死后赏罚的观念。“恶人必罚，善人必赏，所有人都这么看。”（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它是这样流行，以致诗人和招摇撞骗者都占有它。在荷马史诗中，人们死后的生活极其黑暗凄凉，但幸运的英雄们仰仗诸神的照顾，却可以进入乐土，在那里过恬适的生活。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著作中曾转述了亚尔麦良·赫尔的历史：他像耶稣一样死而复活，向人们诉说苦难的阴间生活。他说：“灵魂要忍受比生前所犯的每一个恶行十倍的惩罚，因此，每个犯罪者的刑罚都是十倍重。一群面貌可怖、目光炯炯的人，把手脚被缚的犯人带出来，丢在地上剥他的皮，然后拖着他们走过荆棘丛生的道路并投入大尔达尔（地狱）里去。”而且刑期不是一百年、一千年，而是永生永世。这种死后赏罚的教义在欧洲世界各阶层居民中流行了好几个世纪，后来基督教徒才利用这些观念创造新的宗教。
古代以色列的宗教有一种观念，认为人一旦死去，他可能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也就停止。人在他的现实生活中，由于行善或作恶，由于履行或违背同雅赫维立约的条件而受奖赏惩罚。
古代埃及对来世生活的信仰极为盛行。他们认为人身上有四种灵魂：幽灵、名字、身魂（ba）和护卫灵（ka）。在死者的四种灵魂中，有一个要到地狱的秘境中去游历，接受公正仁慈的奥赛里斯的审判。审判主要根据对死者魂灵考评的各项指标，决定他以后的命运：或者引登专供守戒者享用的雅鲁乐土，或者罚入地狱。古埃及人对来世生活极其迷信，以至于认为人生在世，不过是为死后的“复活”和永生做准备。这种信仰和渴望复活的感情，使他们把死者的遗体用香油精心制成木乃伊，认为它——灵魂能登上太阳神“拉”的神舟，超越地界十二国土，飞升到光明灿烂的永生天国。
整个非洲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神灵赏善罚恶的观念一直起着维护氏族和部落团结的作用。他们往往通过禁律和神灵谴责来惩罚违反习惯的人。报应观念具有宗教般的力量。
据现代学者对澳洲、非洲现存原始部落的考察，这些部落无不保存有极其纯朴的原始善恶报应观念。刘达成等编译《当代原始部落漫游》转引人类学家梅格特（Meggitt）的一段话说：“土著相信，正因为他们有神话、歌曲、仪式这一整套东西，才使整个大自然起到它在宇宙中应起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必须尽到他们对自己的图腾以及其他一些形象所应尽的义务，否则，大自然就会停止其正常作用。”
上书又记载：散居在孟加拉湾东部的安达曼群岛的安达曼人，所信仰的宗教，是一种简单的万物有灵论。具体地说就是惧怕树林、海洋、疾病和祖先的鬼魂。他们没有崇拜和讨好鬼魂的仪式。他们的神，在形状上像人，名叫“普鲁加”（puluga）。他们认为“普鲁加”是一切事物的根源。虽然不需要特意讨好它，但也不能做任何使它不悦的事，那样会使森林中的各种物产受损害。这种“简单的万物有灵论”，实质上就是善恶报应。
没有一个原始社会不存在禁忌。禁忌与善恶报应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可以认为，凡有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就有善恶报应观念在游荡。相信善恶有报是早期人类在信仰上的一个共同特征。
中国的善恶报应观念，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是在她的幼年时期，在自己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先秦迄西汉的史籍中，有关善恶报应的记载，不胜枚举。
墨子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暴”。《墨子·天志上》说：“天欲义而恶不义。”“当天意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法仪》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日杀不辜者得不祥焉。”甚至天子所为善恶，天也能赏罚。《天志中》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法仪》）
《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尚书·商书》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唯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陆贾《新语》卷上说：“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淮南子·览冥训》谓：“上天之诛也，虽在旷虚幽间，辽远隐匿，重袭石室，界障险阻，其无所逃之亦明矣。”
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不仅频见于史册，也广泛表现于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先秦时期民间有这样的俗谚：“祸福随善恶。”（《韩非子·安危》）“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列子·说符》记载：宋国有一户好行仁义的人家，积三世而不懈，但不知什么缘故，家中黑牛却生了头白牛犊，孔子认为是吉祥之兆。到楚国攻宋，民间易子而食、析骸而炊，所有成年男子，全部登城作战，死者过半。这家则以父子有病皆获幸免。待兵退围解，父子俩又双双康复。
《论衡·雷虚》记载：春秋时民俗，认为看见两头蛇的人会很快死去。孙叔敖小时候曾看见一条两头蛇，为防止其他人再看见，他把蛇打死埋掉了。但又非常害怕自己要死，回到家里，禁不住放声痛哭。他母亲问明缘故，说：“我听说有阴德的人，天一定报偿他。你肯定不会死，天一定会保佑你。”孙叔敖果真不死，后来还当了楚国宰相呢。
《汉书》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故事。西汉陈平曾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推断子孙后代的兴废，他说：我这一辈子阴谋诡计太多了，当官食禄看来没有子孙的份了。而一个姓于的县吏则说：“我治狱多阴德，未曾有冤，子孙肯定有飞黄腾达的。”他的儿子于定国果然荣任汉相。
姑不论上述事例有无因果上的必然联系，但它们都真实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民间对善恶报应的虔诚信仰，说明了远在佛教传入之前，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据文字记载而言，实际上当更久远），我国社会善恶报应观念和习俗已相当流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