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对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指令和各级官吏行为的调节与控制，主要是依靠以皇帝为主宰的国家动力。但在充斥着迷信与愚昧的时代，某种宗教信仰往往会产生令人惊讶的社会效果。善恶报应便是如此。由于人们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使它不仅对封建国家的各项指令和各级官吏的行为具有调节与控制的功能，甚至对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有不可漠视的抑制效应，从而成为特定时代中国家抑制机制的重要补充。
我们前面说过，善恶报应包括“由皇帝和各级官府行为而引起的灾祥报应”，这便是“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观念的起源甚早。当原始人用人的特征来解释自然现象特别是一些给人带来危害的自然灾异时，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了“天有意志，可行赏罚”的结论；产生了人世行为的好坏，可以影响天的喜怒，从而导致祥瑞或灾异的观念。我国史籍中这方面的记载很早。《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尚书·大禹谟》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尚书·大诰》：“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尚书·商书》：“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毛诗·大雅·瞻卬》：“天降罪罟，蟊贼内讧。”《左传》庄公十一年：“秋末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春秋时，晏子不信鬼神祭祀，对于天人感应，则信之不疑。《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记载：有一次彗星出，晏子认为，这是天看见百姓丧亡，所以昭示妖祥，以戒不敬。如果君主纳谏修政，谒圣进贤，彗星将自己消失。这种关于人世行为（主要指帝王行为）可以影响天而导致祥瑞或灾异的观念，经西汉董仲舒的弘扬，发展成为有系统的“天人感应”理论。
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奠定了我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基础。首先，董仲舒肯定有鬼神，天就是至高无上的神。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郊语》）“天者，群物之祖也。”（《对策二》）认为人是天特别创造的东西。“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为人者天》）人的身体发肤、口鼻耳目、颈胸腰腹、手足四肢诸形体，都同天数相符；人的喜怒哀乐好恶诸精神，均与天相应。即，天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同时认为，天地之间，“凡物必有合”，都配合成对。人间的社会秩序是天定的，这种天定的社会秩序又反射到自然界，使自然的五行之间的关系变成君臣、父子关系。以天合人，又以人合天，构成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
其次，提出了“天人感应”论。认为“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同类相劝》）人事与上天相互感应，特别是王者，他是天的儿子，一言一行都影响天气。如果王者对臣下傲慢无礼，夏天就会多风暴，树木长得奇形怪状；如果不听劝谏，秋天就会多霹雳；如果视不明，用人不当，就会“火不炎上”，秋多雷电；如果耳不聪，专门听信谗言，就会“水不润下”，春夏多暴雨；如果心胸褊狭，不能容物，就会导致“稼穑不成”，秋天多雷。儿子作事不对了，作为父亲的天就会来一点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更，就又来一点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还不知畏恐，那对不起，就要给你尝尝殃咎的滋味了。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使原来主要侧重于老百姓的善恶报应扩大到了整个统治阶级，对后世的影响至为重大。
天人感应思想给历代封建官僚士大夫劝谏皇帝的恶行和匡正国家行政的厥失提供了极其理想的神学依据。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权至高无上，百官的“力谏”、“死谏”往往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反而容易激起“圣怒”，招来杀身之祸。相反，利用灾异批评皇帝行为和国家施政方略，则会给进谏蒙上一层神学的灵光而易为皇帝接受。因为皇帝本人也是深信不疑并且十分害怕天老爷的惩罚的。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文学、星象学与气象学，几乎成为纯粹政治性的东西，成为官僚士大夫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每当政有厥失、朝出小人、帝聪不明，士大夫们即搜灾罗异，假神道以匡谏。皇帝本人也每每下诏求直言，做出某些改革弊政、匡正厥失以挽救国家危亡的表示。姑不论士大夫们的用意如何纯正，假灾异以进谏总是一种“非科学”的手段，而且也不能挽救一个封建王朝行将就木的厄运，但在封建专制窒息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氛围中，“天人感应”却给知识分子直抒胸臆提供了可能，它扮演着“封建的民主使者”的角色，而且还真产生了一些作用呢。
政事不修是致灾的原因，而政事中刑狱杀人最为不祥，其中不免有冤枉不平之狱，其怨毒之气最易上达云霄，激起天神的忿怒。《南齐书》卷四九引《孔稚珪传》有一段御史中丞孔稚珪的话：“法书徒明于帙里，冤魂结于狱中。今府州县千有余狱，如令一狱岁枉一人，则一年之中枉死千余矣。冤毒之气上干和气，圣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唐武后刑杀严急，陈子昂上书说：“冤人吁嗟，感伤和气，和气悖乱，群生厉疫，水旱随之，则有幸之……顷来亢阳愆候，云而不雨，农夫失耒，瞻望嗷嗷，岂不尤陛下之有圣德而不降泽于人乎？倘旱遂过春，废于时种，今年稼穑必有损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而以泽恤人？”二人所论正可代表古代士大夫对灾异与刑法的传统看法。
所以历代人君往往因天降灾异，而想起与冤狱的联系，下诏清理狱讼。《后汉书·光武纪》载建武四年（28）五月诏：
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地乎？其令中都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囚徒免为庶人。
《后汉书·和帝纪》载和帝永元十六年（104）
七月诏：
今秋稼方穗而旱，云雨不霑，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
唐朝时常因求雨而审理冤狱。宋太宗时，每逢下雨降雪稍微多了一点，就亲录系囚，大多给予减免，各府道地方则遣官请示，率以为常。以后各朝遵不废。朱明之制，凡遇水旱之灾、霜降、夏月麦熟，辄特旨录囚，囚犯们常常因此获得减释的机会。清代也是每遇水旱兵灾，就下诏书清理民狱，并且把天旱清理刑狱减免囚徒的规则定在条文内。《清史稿·刑法志三》云：“水旱兵灾清理庶狱，视诏章从事。”除徒流等罪外，牵连及笞杖案内情有可原者，允许督抚一面酌量分别减免，一面奏闻。
因灾异而下令大赦，这在中国历史上很常见。据徐式圭《中国大赦考》：历代因灾异而赦者，星变十二，旱饥八，地震五，日食四。
祥瑞或丰年则是上天喜悦，下降休福。帝王为了报答天恩，使它更高兴，继续赐福，也每每赦宥罪人以增和气。据《西汉会要》六七、《刑法》三“大赦”、“赦徒”诸条记载，汉代各帝都曾因灵芝、甘露、凤凰、仙鹤一类祥瑞而赦免天下。梁武帝也曾因风调雨顺而赦宥天下（《梁书·武帝纪》）。
有时则纯粹为追求福报而肆赦。祭祀是用来昭报神明，悦神邀福的，所以在祭祀时常常赦免罪人，尤其是最隆重的郊祭。汉代诸帝屡因郊祀封禅赦天下。唐、宋、明诸代均常因郊祀天地而赦。此外，皇室碰到什么喜庆之事，如即位改元、册封皇后、帝后诞辰、生皇太子或册立皇太子什么的，也都特旨赦免。《明史·刑法志》云：“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这也是为了讨好上天，祈求福报。
除了帝王因灾异福报而修刑肆赦外，各级官吏也斤斤然于福孽之辨，以为杀人系造孽损阴德的行为。汪辉祖《说赘》云：
州县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果尽心奉职，昭昭然造福于民，即冥冥中受福于天；反是则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余自二十三岁入幕，至五十七岁谒选人，三十余年所见所闻牧令多矣。其于阳谴阴祸亲于其身，累及子嗣者，率皆获上朘民之能吏，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间亦循格迁官。勤政爱民，异于常吏之为者，皆亲见其子之为太史为侍御为司道。天之报施捷于响应。是以窃禄数年，凛凛奉为殷鉴，每一念及，辄为汗下。
因害怕诛及无辜，报应自身，遗患后人，往往以救生为阴德，不肯杀戮，一意从宽。《魏书·高允传》记载：北朝高允常对人说：“我当中书令时有阴德，救济民命。如果阳报不差，我当享寿百年。”就是这种意识的表现。所以官吏遇有可以开脱之处无不曲为开脱。《朱文公政训》说：
今之法家惑于罪福报应之说，多喜出入罪以求福报……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当杀者，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则率多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今之律令亦有此条，谓法所不能决者则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
甚至强奸杀人等重罪也意存姑息，不办死罪。《唐明律合编》卷二六引袁滨《律例条辨》说：“强（奸）者之罪则不可不诛也。今之有司大抵宽有罪，诬名节，以为阴德。”不办死罪，使那些不肖之人因此而得逞。
历代帝王的肆赦和各级官吏的有意姑息，难免会使一些真正的罪犯得以幸免，同时也会助长这些人的犯罪气焰。但封建时代吏治腐朽，刑罚苛重，冤狱联结，彼因畏惧报应而理狱讼、重冤抑、轻刑罚，正体现了“天人感应”、善恶报应在调节国家机制方面的一些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不仅可使统治者慎刑狱，使许多无辜者得免杀戮流徙之灾，甚而可引导国家走向“大治”。如《晋史乘》所载晋文公时的一段史事：晋文公向士文伯问道：“三月初一日食，寡人孤陋寡闻，《诗》所谓‘彼日而食，子何不臧’者，是什么意思呢？”士文伯回答说：“是为政不善的意思。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谴于日月之灾。因此，为政不可不慎。为政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因民，二是择人，三是顺人之时。”晋文公说：“太好了！”于是选贤任能，推行善政，晋国大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