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经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甘肃璀璨的艺术天空中一直有那么多光辉四射的星群，其中有张大千、常书鸿、吕斯百、韩天眷、洪毅然、黄胄、陈兴华、陈伯希……是他们成就了甘肃现当代的美术辉煌，甘肃丰厚的文化沉积也成就了他们不凡的艺术天才。他们尽管有各自不同的生世与遭际，不同的命运与经历，但他们同样的艺术苦旅和坚定信念，使他们成为一面面永远的艺术旗帜，飘扬在西北乃至全国、全世界的艺术高地上，成为我们寻绎甘肃现当代美术史的重要脉络。
至今我们在甜甜回忆里，还总会想起兰州曾经有过的那么一代人以及他们鲜活的艺术履历。总会套用千古东坡的那一名词名句，说出：兰州画坛，一时多少豪杰！
甘肃的神奇魅力吸引了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目光，有出于对民族文化保护目的而发出呼吁和研究的王国维、罗振玉、于右任、向达、梁思成等文化巨，也有如张大千这样的大画家来此汲取艺术营养。在常书鸿麾下，更是汇集了如董希文、凌春德，潘兹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同时又培养出了段文杰、史苇湘、常沙娜等许多知名的敦煌学家和美术家，掀开了甘肃美术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一页。他们以敦煌为纽带，吸引了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吕斯百、黄胄等多位艺术大师来此研习、临摹，催生了一股探寻、挖掘、研究西部美术资源的热潮。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甘肃美术底蕴的深厚与魅力，也搭建了甘肃由美术与全国乃至与世界交流的平台。他们不仅为日后的敦煌艺术宝库增添了明媚，也为兰州的绘画事业大大增添了发展的后劲。这种福祉一直到半个世纪后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十年面壁”的张大千
张大千，名爰。作为中国画的一代宗师，20世纪30年代已名噪画坛。抗日战争中，他由日寇占领下的北京，潜回四川，又经历一番曲折后，于1941年3月带着夫人、儿子和学生来到甘肃。张大千勤奋作画的精神令许多见过他的人十分佩服。他作画从不间断，由于向他索画的人很多，有时由学生代笔，经他认可或润色，最后落款、签名和盖章。但重要的画件，他一丝不苟地精心绘制，自始至终亲自执笔完成。因此他在甘肃期间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几年的激情临摹、创作、研习、整理，使张大千在艺术的苦修中“十年面壁”后得以顿悟，逐渐褪去巴蜀乡土的秀雅俊逸的风采，注入了浓郁鲜艳的绚丽，增强了磅礴的气势，终于积小千为大千，进入新的艺术境界。而他临摹的百余幅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壁画，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展出后，深远的影响延续至今。
张大千对兰州一带的风物也有很深的感受，并用画笔生动地表现出来，赋予它们新鲜的艺术生命。如兰州的特产百合和百合花等，他都一一收入自己的画中，反映出张大千不仅钻研传统，还执著地热爱着大西北的生活。时至今日，张大千曾经临摹过的敦煌壁画临摹和他笔下亭亭玉立的百合花等静物画，依然是陇上几代画家们所钟情的绘画主题。
“敦煌艺术囚徒”常书鸿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于右任先生提出了筹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意见。被誉为“敦煌艺术囚徒”的常书鸿在兰州等地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艺术的年轻人。后来，当时任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这样回忆说：“这批年轻的美术工作者，天天一手拿着画笔，一手秉烛或拿着油灯，冒着生命危险，攀登悬崖绝壁，上洞临摹，他们的全部精神就寄托在壁画上。”
常书鸿（1904—1994）满族，浙江杭州人，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现浙大）染织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留学法国里昂国立艺专，192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法兰西艺术院院长劳伦斯画室学习，1936年毕业。历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务委员、西画系主任、教授，1943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58至1962年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基础上扩建了兰州艺术学院，兼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
常书鸿20世纪50年代初到兰州后，受吕斯百先生邀请，到西北师院美术系讲学，系统地介绍敦煌艺术的方方面面，并提供敦煌壁画临本，亲自指导学生临摹。担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后，他亲自抓中青年教师培训工作，亲自执教，成立了“常书鸿画室”，系统指导了许多进修教师，使其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常先生求贤若渴，把招揽人才作为一件大事亲自来抓。如1958年，在兰州艺术学院筹建之初，他从西安美院调入了教学经验丰富的张阶平先生，又从西北大学调入了传统功力深厚的汪岳云先生，从甘肃省文化局调入了著名画家陈兴华先生。他们的调入，壮大了美术系师资队伍。常先生还亲自与文化部联系，先后从中央美院、浙江美院调进4名青年教师……这一切，不仅为学院美术系的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也大大促进了日后兰州美术事业的发展。
美术教育家吕斯百
吕斯百（1905—1973）江苏省江阴县人，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早年受教于徐悲鸿先生，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50年至1957年，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毕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创作的《兰州握桥》、《鱼》、《瓦子街战役》、《南京长江大桥》等作品被国家收藏。1950年，受政府的委托，吕斯百先生毅然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率领韩天眷、洪毅然、刘文清等著名学者、教授来兰，参加西北师院的建设。当时的西北师院教学条件比较简陋，没有石膏像，没有图书资料，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吕先生挑起了承建西北师院艺术系的重担。吕先生从千里以外的母校托运石膏像，从南京抱至兰州，行程三天三夜，这批珍贵的石膏像在“文革”中却不幸被毁，后来又购置大量的台布、静物等绘画用具。吕先生一方面亲自邀请著名教授、学者来校任教，如常书鸿、黄胄等，一方面积极培养中青年教师，培养他们的能力，又有条不紊地送他们出去深造学习。从根本上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他是一个充满感情、热爱自然的人，他的作品大多是对景写生，被誉为“田园画家”，艾中信先生说他的画是“古老的山，古老的瓦房，古老的黄土地，羊肠小道上走着千百年还没有走累的小毛驴，但土色系列发出的节奏是铿铿响亮的”。
吕斯百画如其人，从不哗众取宠。他认为只有把感受扎扎实实倾注到笔端，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他在西北留下的一系列作品是他艺术里程的第三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作于兰州的写生画《兰州握桥》以沉着的调子构成了浑厚、沉着的色彩对比关系，透出画家对绘画意味的追求，在这件作品里，画家发挥了土色系列的感人情绪，体现了他典雅、朴实的艺术风格特征。他不畏艰辛，努力创业，在短短的几年内，使西北师院艺术系初具规模，为开拓西北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他在甘肃只有短短的8年，但对西北美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对待生活艺术严谨深入的态度至今还对西北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影响深远的画家黄胄
黄胄（1925—1997）原名梁黄胄，河北省蠡县人。当代著名国画家。20世纪40年代师从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先生学画。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任西北军区战土读物出版社美术编辑与记者。1952年至1954年，兼任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科教师，后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兰州度过了他一生最美好幸福的时光，也完成了他在艺术攀登中最关键的时期。他始终以大西北的边塞生活为其艺术创作的源泉，在中国人物画创作中以速写的造型手法入画，表达了他对民族生活的热情。在兰期间，他培养了一批艺术的新生力量。直到多年之后，成为甘肃省著名画家的王维辛还经常幸福地回忆说：“我是黄胄一手教出来的弟子。”
王维辛出生于榆中县夏官营镇一个农民家庭里，年轻时在兰州八一印刷厂当工人。20世纪50年代初，黄胄在在第一野战军战士读物社任美术记者兼编辑时，他的任务很繁重，每个月都要出一本很厚的《战士读物》，还要画漫画、连环画，所以常去八一印刷厂。他见王维辛的修版技术好，所以他的画在印制过程中往往点名要王维辛修版。后来王维辛就拜黄胄为师，常到他家去学画，为黄胄研墨。一次，黄胄去兰州红山根体育场，在西北军区第一届体育运动会上看马球比赛时，他画了许多速写出来，后来就加工成了他的国画《打马球》。黄胄在随陈毅元帅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去西藏途中获得了丰富的艺术感受，后来就创作成了著名的国画作品《洪荒风雪图》。
最令王维辛难忘的也是最有传奇意味的是黄胄先生创作的《吹唢呐》那幅画。吹唢呐的维吾尔族演奏者原型人物名叫阿不都古里，是新疆军区歌舞团的演奏员。他在旧社会逃荒和妻子儿女失散，新疆解放后，阿不都古里千方百计寻找失散了的妻子儿女，但杳无音讯。他痛心之余只好和团里一女演员结婚。孰料婚后不久，他原来的妻子从一本画报上看到了他在舞台上演出的照片，便领着孩子寻到乌鲁木齐文工团驻地，终于找到了已经组成新家庭的阿不都古里。黄胄听了他家悲欢离合的经历，又见这阿不都古里的脸型很有特点后，便以他为原型人物画成了这幅名画。画面富有节奏、韵律感和运动感，似乎让我们听到了欢快的乐音，线条表现遒劲流畅，汲色典雅轻松，是一件颇具影响力的作品。
画家裴广铎和黄胄相交也很深。他回忆说，著名画家黄胄是从甘肃起家成名的，就连十年动乱中挨整也是在甘肃的天水步兵学校劳动锻炼，所以说甘肃是孕育他的摇篮，也是磨砺他的熔炉。黄胄聪明过人而又刻苦，肯到草原、边疆、沙漠深入生活，因而艺术上日臻成熟。《爹去打老蒋》一幅作品使他一举成名；1956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的国画《祁连风雪》获得了金质奖章；他画的《百驴图》作为国家礼品送给了日本天皇；他画的一幅雄鹰图赠送给了铁托……当年他对甘肃、新疆及大西北的毛驴情有独钟，他曾在一幅速写上深情地题道：“新疆毛驴不管高山、沙漠、戈壁、草滩，拉车驮东西样样都行。吃的最粗的草，常年不吃料。在人们的生活中，处处皆是，而又是最卑贱最不受人重视的家畜。”
黄胄那高尚的人品画风一直激励着一代代的兰州艺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