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李宗仁为首的国民党新桂系军队两个集团军北上参加抗战，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第21集团军及所属的第7军、第48军奉命留在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进行敌后游击战。
1942年12月18日中午，一架日军飞机在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太湖县弥驼寺上空，被第48军138师莫德宏部的高射炮火击落，机上乘员12人全部当场毙命，死者之一就是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冢田攻大将。这是8年抗战中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本陆军军官。
冢田攻，日本茨城县人，1886年7月生，日本士官学校第19期步科及陆军大学毕业，曾任日军参谋本部科员、欧美科长，陆军大学研究部主事兼兵学教官，驻德国大使馆武官等职。欧战后留学德国，执贽鲁登道夫之门，尝谓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原因，“主由国防上政府不肯依照军部之要求与以充分之满足，故卒为敌所乘。”30年代日本军事预算无限膨胀，实为此种思想所促成，冢田攻是为之极力鼓噪者。1933年8月，出任关东军参谋长，1935年11月，升任日军参谋本部第3部少将部长。在日军参谋本部，冢田攻与山下奉文（大将，后任日军南洋派遣军司令官）同被称为“负荷日本新陆军之双壁”。1937年，与石原莞尔（第一部部长）、町尻量基、石本寅三、田中新一、秦彦三郎等人共同反对宇垣一成（日军大将）执政，致宇垣内阁因此流产。“8·13”上海战事发生后，作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副手，指挥日军第10军的杭州湾登陆，参与进攻上海和南京，是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1937年10月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1938年2月奉调回国，3月任陆军大学校长，并晋级陆军中将。1940年11月，升任日军参谋本部次长。1941年11月，被派往西贡，任日军南洋派遣军（南方军）参谋长，成为太平洋战争元凶之一。
1942年6月，日美两军在太平洋上激战正酣，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在太平洋上逐渐处于不利态势，驻南洋日军通往本土的海上、空中道路有将被切断的危险。而此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进攻重庆和西安的计划又被提起，并制定了实施作战的“五号作战计划”。日本军部有鉴于此种情势，并为加强南洋日军与南中国大陆的联系，决定将曾积极主张进攻重庆的冢田攻从南洋调到中国战场。1942年7月1日，冢田攻从西贡飞汉口，接替阿南惟几中将，任驻武汉日军第11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
日军第11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唯一的纯野战机动兵团，担负监视和进攻国民党陪都重庆和西安的任务，主力6个师团，共有23万人。1942年12月7日，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侵华日军各方面军、军司令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重新检讨在11月份被日军大本营裁示中止的“五号作战计划”。12月18日，天气晴朗，冢田攻参加完会议之后，乘配属第11军的专机回武汉。这是一架本年刚由上海飞机厂制造出厂的“七九”式飞机，机身上漆有“中支那派遣军第11军军邮机G310九江号”，能乘坐14人，专航于上海——汉口航线。
当日上午10时20分，“九江号”由上海起飞，11时到达南京，12时05分，冢田攻及其军部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死后追晋少将）等随员登上飞机后，“九江号”继续往西向目的地汉口飞行，进入大别山区。中午1时许，“九江号”飞抵安徽省太湖县和湖北省英山县之间的弥驼寺上空，此时，新桂系军队第48军138师412团3营9连的高射炮队正在演练，发现一架身躯庞大的敌机从长江方向由东向西飞近阵地，且高度较低，立即开炮射击，“九江号”被一炮命中，顷刻间冒出滚滚浓烟，坠毁在不远处的深山里。
巧合的是，就在这同一天，日本陆军省刚刚颁布了晋升冢田攻为陆军大将的命令，这使得他“有幸”成为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击毙的日军最高将领。新桂系军队在搜索日军飞机坠毁现场时，搜获日军中支那（华中）作战计划1份（已烧残不全）、中支那派遣军各部队主官姓名及部队驻地表1份、航空暗号1本、航空乘员手册1本、航空搭乘券3张等物。
冢田攻座机被击落之后，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命令华中派遣军调集了第3、40、68、116师团4个师团各一部约17000人的兵力，于19、20日由武汉、合肥、安庆3个方向分五路出发，搜寻冢田攻的飞机，并乘机扫荡新桂系军队盘踞的大别山区，进行报复。新桂系称此次日军的进攻为“大别山战役”或“立煌战役”。日军在大别山内弥驼寺附近的筋竹冲寻到了冢田攻的飞机残骸和已被炸碎的日军尸首，冢田攻的碎尸被运至安庆装殓，后运回日本安葬。
冢田攻死后，日军调来了在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大将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任第11军司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