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夏，我考入离家二十里远的岩岭中学。那时的小升中，还需达到录取分数线。我村位于闽赣交界至高点，从村庄去往闽赣两头，均是陡陡坎坎的盘山坡路。每周背着沉沉米菜，负重徐行，举目遥迢，青山满目，令人望而生畏。
我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踏着别扭的“三角架”，驶往老远的乡中学。因个儿还不够高，上不了坐包，我只能踏三角架。踏行时身板旁倚斜出，深一脚浅一脚，山路遥迢，久了浑身酸疼难耐。初一下学期，我便勉强能蹭架在单车横杠上踏半圆了。土路坑洼崎岖，奇陡处，胆小的我赶紧下车，推扶至缓坡处再骑。去时全是下坡，归时一路推扶，令几乎与单车同重的我举步维艰。
家乡兴修水库，将原下柏昌岩岭乡政机构迁至山高水冷的长甫村。原街的乡民一半迁往高田丰山等乡镇，一半落户岩岭。我读初一时，哥也在初三补习。那时学校迁来还不满五年。校舍是两排呈一字型的两层式砖瓦楼房，前面一排是教室和宿舍，坡上后一排是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学校依山傍水，靠后是连绵起伏郁郁苍苍的山林，围墙外是稻田莲田和哗哗流淌的小河。中小学设在一起，初中各年级设两个班。学校有二十多位老师，除一些民办代课教师外，其他全是风华正茂的师范应届小伙子，全校似乎罕有大专毕业的老师。岩岭山高路远，交通闭塞，这些来自下水城镇的年轻教师，屈居这偏远山乡，难免人心思走。
一
那时周六还得上半天课。午后，同学们从校园蜂拥而出，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稀稀落落地赶回各自的村落。我村距学校徒步得两小时许，沉沉的米菜，让那些弱小女生腰酸腿疼，不堪重负。
三间偌大的男寝室在二楼，楼层是木隔板，地上摊开三排席被，同学们用各自装米放菜的小木箱一溜隔开。女宿舍仅有一间，在老师宿舍那排最边上。全校女生人数甚少，各村离校均远，大多女生吃不了寒苦而纷纷辍学。
老师饭堂用水从后面的井里抽。同学们淘米做饭全用校外河坝里的水，清晨洗漱也浩浩荡荡的往河坝上赶。这截河坝是长甫村民为灌溉农田而筑的。夏日，同学们常躲在坝下浅水处游泳戏水。
河对面是乡政府和各机关单位，还有条一字铺开的岩岭长街。
用玻璃罐带来的熟菜，闷热夏日里，两天后便漫起白膜，酸馊扑鼻。学校食堂只管老师的菜，从不供应学生的菜。我们从家里带些萝卜、竽头、红薯、马铃薯、辣椒等生菜，可边留边用盐酱熬熟来拌饭。周三若有同学骑单车回家带菜，也会顺便帮同村的同学捎上。每天中晚餐便有对街的人挑汤水过来卖，一角钱两勺，偶尔汤里油足料多就卖一角一勺。因拿不出钱，同学们大多用米来换汤。那时我每周的生活费大抵是五毛，偶尔能得到一块钱时，便心花怒放了。
周三下午是劳动课，全校所有学生均要上山砍柴。同学们拿着各自从老家带来的柴刀，三三两两相约上山。学校规定，初三年级下学期不用上山砍柴，以便专心备战中考。
学校做饭的是温毕贤和房阿姨。就餐之前，两人便将蒸好的十笼摆满饭盒的木屉抬到门外坪场凳架上，供蜂拥而来的学生们选认。每个饭盒上均刻有标识，偶尔不慎拿错，发觉后都会赶紧送回屉中。有些顽劣的同学经常故意掀开别人的饭盒，盗取里面带蒸的芋头红薯或马铃薯吃。同学们常趁毕贤和房阿姨两人抬饭之机，遛进饭堂用口盅偷打饭桶里老师们吃的香滑润稠的饭汤。大木桶烧好的开水顿放在饭堂门侧，同学们每餐打一盅开水，用来泡饭。一毛五一包的榨菜，我们总要划算着吃够三到五餐。那时没有学生就餐的桌堂，我们端着饭盒，有的倚在桐树下，有的坐在课桌前，有的蹲在草坪上，米余宽的宿舍檐廊下，更是齐刷刷地站满了就餐的学生。
对街有家“一流包子”相当诱人。那个大肚腩，满脸络腮胡子，阔脸体壮的老板绰号叫“一流师傅”。一流师傅常将当日未卖出的包子和煎饼装在铝盆里，上面覆块朴布，笑容可掬地端捧到教室课桌上叫卖。农村穷困，学生大多用米跟他兑换，一锅锣包子能换去半袋大米。望着同学们咬着香喷喷的肉包，质地柔软绵糯的煎饼，我咽了咽口水，喉溜溜地赶紧走开。但偶尔还是忍不住违心地用小竹罐米换上一块甜饼。散圩后，街头那些卖油炸的小贩常挑着未卖完的食物来学校，浓香袭人的油炸面饼等，引得我们涎水直流。
不久，有位师属在学校开了间杂货店，一些同学更是日夜思量着用大米换各种零食：月饼、雪糕、蚕豆、花生瓜子等，凡是卖的东西一律可以用米兑换。一些顽劣的学生，每周从家里驮来大量的米，以飨那张贪馋的嘴。
那天，听说有个学生被拷在乡街上，下课后同学们纷纷前去探看。这同学是初二班级的，长得矮小猥琐。瞥见我们过来，他埋着头，盯着地面，不敢瞅我们一眼。他蓬头垢面，反剪双手，被派出所拷在街院水泥电线杆上，耷拉着脑袋，奄奄糜糜。远远望去，好似田野里吓野猪的糊假人。
他向派出所招供了不少劣行：偷过寝室同学箱里的米和钱，偷过单车，偷过店里的剪刀、老虎钳和食品等。
不久，那名同学被劝教了一番后，放回学校。那天书声朗朗，猛听窗外传来阵阵惊呼。那名同学躲在男厕所畏罪自杀，被上厕所的老师发现，吓得他目瞪口呆……该同学已口吐白沫，匐在脏兮的地上痛苦地抽搐着。老师立马将他抱起，冲向对街的卫生站，另两名老师闻讯赶来相助。
此后好久，同学们夜里都不敢独自去厕所。他一连吞了几包老鼠药。到医院时已气若游丝，奄奄一息，经全力抢救仍不幸身亡。年仅十四岁便夭折，少不知事，令人遗憾。
午夜，教学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该同学的家属赶来与学校理论，尖厉的吵声撕破了乡村静谧的夜幕……
二
白霜铺地，刺骨干冷。环境恶劣艰苦，许多学生熬不过凄冷萧索的寒冬，纷纷辍学。天蒙蒙光，电铃鸣响，同学们踩着凄冷的霜冻，蚂蚁般涌往校外河坝上洗漱。刺骨的河水，劲厉的朔风，冷得牙齿咯咯打战，毛巾都不敢往脸上蹭，有些同学索性用干毛巾象征性地往脸上抹两把。
课间，同学们闹哄哄地蜂拥着挤往教室的墙角，众人团团着力地相互挤挨，叫闹着驱逐严寒。
初二那年，有位英语老师擅自规定：考试分数若在六十分以下者，按一分罚一角钱。有两次我考了五十来分，一周五角钱生活费便被可怜地掳走。分数低的同学更是叫苦连天，哭笑不得。罚了数次之后，这项规定便没了动静。
那时我们正值长身体，时常每餐仅用白开水淘饭吃，腹中没有油水，早晚自习时，肚里总是痨痨哇哇，暗暗地饿得慌。
逢音乐课，语文老师温季妮便教同学们唱歌。季妮老师来自县城，正值青春年华，一头披肩的乌发，着装略显洋气。她性格温柔，极少责骂学生，大家都爱上她的课。她提着录音机来到教室，反复播放好听的流行歌曲，让同学们学唱。季妮老师嗓音清亮，唱歌时深情柔美。播过几遍，她便带我们清唱：“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她教我们唱《我不想说》、《恋曲1990》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等流行歌曲。歌声荡漾在校园，一浪高过一浪。歌声飘进了有关领导耳朵里——这还得了！放着好端端的革命歌曲和经典民歌不唱，偏教这些乌烟瘴气无病呻吟的情歌，成何体统……
三
那天，上午最后一节班会课。上课铃响，班主任谢老师布置同学们看书作业，他要去开会。谢老师二十出头，刚从宁都师范毕业，长得浓眉乌眼，灼灼的目光里透着几分狠，平素同学们都惧他三分。他一走，教室里渐渐欢活起来。约十分钟后，我和同桌小温谈论起《上海故事会》中某个情节，说着说着，不知何时谢老师已趋门外窃听。
“你俩给我起来！”谢老师凶神恶煞般从门外冲奔进来，狰狞着脸厉声呵斥：“谁让你们说话的！”
我和小温战战兢兢，悚然立起，埋着头，吓得大气不敢喘。
“你俩给我站出来”。
预感大事不妙，我俩双腿打颤，缓缓地挪到通道上。教室里课桌分成三排，两边靠墙，中间一排，通道围着中间转。
“跪下！……”谢老师一声断喝。
我俩惊惶失措，吓得双腿抖索不止。惶惑间，突然谢老师一个箭步冲过来，穷凶极恶地横扫小温一腿，小温当场跪扑在地，吓得哇哇哭将出来。
“你再哭！”谢老师怒不可遏。小温啜泣着，双肩一抽一颤，强抑住哭声。慑于谢老师的淫威，年少的我赶紧跪了下去。教室顿时鸦雀无声，此时连掉根针都能听得细。同学们怔怔地看着，屏声敛息，不敢声张。
“你俩给我绕教室‘走’十圈！两人分头反方向绕着‘走’”。谢老师不知是受到何等打击，竟无端地迁怒到我俩头上。那年我才十三岁，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去过县城，窝在大山里，异常胆小怯懦。
万般无奈，我俩只好拖着双脚，磨蹭着跪行。同学们的目光一时齐刷刷地扫向小温，一时又齐刷刷地射向我。我头皮发麻，犹如万箭穿心，几近崩溃，脸上火烧火燎，恨不能找个窟窿钻进去，再也不要出来。小温更是满脸烧红，泪水涟涟……
此刻，一分钟胜似漫长的一世纪。我脑中一片混乱，机械而麻木地跪行着，恍若置身于噩梦之境，生命似乎要耗在这冗长的折磨中了……漫长的十圈终于“走”完。压抑沉重的同学们也似乎长长的缓了口气。
这时，谢老师嘴里嘟哝了一声。我俩面面相觑，不明所以，同学们亦茫茫然。
“好啊！叫你们起来竟敢不起来，还没跪够是吧！那再给我跪五圈！”谢老师气咻咻地瞪着眼，尖利地叫着，变本加厉。真想不到他竟然如此恶毒，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我俩浑身打颤，吓得要命。蚊子般嘤嗡啜泣着哀哀乞怜：“我们没听到，没听清……”
谢老师十分不耐，恶毒地泛着白狼眼，没半点恻隐之心。
忍着双膝钻心的疼，我俩悲愤交加。只得忍辱负重又跪行起来……
“叮铃铃，叮铃铃……”几声天籁之音终于将我俩从地狱中解救出来。
谢老师没叫我俩起身。气呼呼地宣示同学们下课，便拂袖而去。谢老师一走，同学们马上将痛哭失声的我俩拉扶起来。捋起裤管，大家惊呆了，双膝烂红一大片。我俩踉跄着回到座位，伏桌痛哭。许多同学双眼潮红，不知该如何安慰，只是不断抚拍着我抽颤的双肩，一个劲地说，“别哭，别哭了，快去吃饭……”
几个要好的同学将我俩的饭盒选认出来，端到教室给我俩。饱受羞辱与折磨的我俩哀戚踉跄着来到寝室里……
那时，大姐在乡政府上班。她偶闻在乡政府住宿的同学论及此事。问及我，我低着头，支吾着说，“没……没什么……”姐姐也未再追问，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幸好乡村同学心灵纯朴，好长时间，我俩行路匆匆，低头寡言，不敢看同学们的眼晴。同学们没有嘲笑和羞辱，大家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俩心灵所受到的深深的伤害。
多年以后，每当我想起那天噩梦般的遭遇，仍心有余悸，愤懑不平，觉得万分冤屈（我和小温仅是说了几句话而已，至于这样吗）。假如当时我俩敢于反抗，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可当时弱小的山里娃，哪来那股勇气呵！哪有力量与老师抗衡，对峙。
此事成了我心灵无法愈合的一道伤痕，永远地烙在我年少的记忆里。如今，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和健全，人权得到合理的保护，类似的校园暴力早己销声匿迹。
四
有痛苦，也有欢笑，中学也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初三那年，一班和二班各剩落两名女生。温细菊和邱满秀坐我正前排，温细菊与我交往甚好，邱满秀和温昌彬两人要好，一直误被同学们当成恋爱的笑谈。闲时，我和同桌偶尔扯下她们的秀发。她们一惊，扭头莞尔一笑，分不清哪位扯了她，只能愠怒嗔怪地用书轻拍我们。
细菊家就在校外的路边。那天晚自习，她走过我身边时，冷不丁往我桌上塞张纸条，我心下一惊，赶紧放入抽屉。抬头环顾半圈，发现同学们都在专致作业，便在桌下偷偷展读。我若无其事地走出教室，昏暗的过道边望见细菊的身影。她向我招了下手。她从家里带了些炒熟的构莲给我吃。说罢，她便从衣袋里掏出几把构莲，我赶紧抻开口袋来装，心下却很慌张，生怕被同学们望到。这时，走廊尽头的梯口蓦地闪现一个身影，我低声说：“有人来了……”于是双双赶紧散开。我若无其事地踱进教室。那晚获得满满一袋香喷喷的构莲，让我美滋滋地品尝了好几天。
那时早读课，我们常捧着书本，出到校外溪水潺潺的河边。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音。河畔蜒飞蝶舞，杨柳依依。我们伸腿坐在堤坝上，或坐在草丛边看书朗诵。偶尔，随手在碧波荡漾的莲田掐一朵莲蓬，三下五下剥落青莲，装进裤兜里，惬意地嚼着鲜嫩脆甜的莲子，一边“子尔曰乎”。
那时我热爱文科，全校作文比赛曾得过奖。语文老师李勇对我们很好。他大我们七八岁，刚从宁都师范毕业。他和蔼可亲，常和同学们倾心交谈，谈我们似懂非懂的人生、理想和未来（毕业后无缘再见，去年偶然得知他已离开人世，令人悲痛和遗憾）。初二那年，熊友琴老师浩浩荡荡地率领两班同学前往石城最高处——金华山游玩。半坡至山巅林木甚少，两旁尽是低矮的灌木杂草，里面布满了红艳喜人的茅楂。每人拎着两个食堂特意为郊游同学而蒸发的甜馒头，山高石阶陡，同学爬得兴致勃勃，洒下一路欢歌笑语。
因校风涣散，教学质量落后，数年来，能考上师范的学生如凤毛麟角，能考上重点高中的亦屈指可数。九六年，我们初三两个班级共五十名学生前往丰山中学参加中考，结果名落孙山，令人大跌眼镜。五十人中竟没一个考上师范，另两名同学分数勉强达到重点高中，有几个同学（两个补习生）分数达到了职高录取线……
从此，我们就像未加工好的半成品，挤进了社会的大潮中。踏上了属于各自那条艰辛而漫长的人生之路。同一个起点，有的已然发迹，有的正在颓落，有的正目光坚毅脚步笃定地奋斗在理想的路上。无论成与败，全靠各自的造化和际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