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罢官以后，幽居山阴，做一位提举宫观的祠官，甚至还一再请求继续领祠，一边固然是没有忘却祠禄，一边却也表示自己无意起用，但是这都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希望起用。即使他已经是70岁的高年了，他还是希望为国家出征，收复失地。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陆游罢官，直到嘉定二年（1209）身殁为止，这20年的光阴，几乎完全消磨在山阴的农村。绍熙二年（1191）陆游曾说：“射洪陆史君庙，以杜诗为签，极灵。余自蜀被召东归，将行，求得此签，后十四年，乃决意不复仕宦，愧吾宗人多矣。”
他的“不愿仕宦”，当然和政治环境有关，陆游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因为政治空气太稀薄了，因此他只好在农村安家立户，一待环境有了转变，他还是准备为国家建功立业的。
山阴的农村，不是脱离现实的世外桃源，国事的消息，不断地通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到达山阴，因此也必然在陆游的诗里引起应有的反映。在南宋和女真以淮水为界的时期，商贩经常通过两边的警界线。初夏的时期，一位商贩到达山阴了，陆游和他畅谈北方的消息。这一天他唉声叹气地作了两首绝句：
估客有自蔡州来者感怅弥日
洮河马死剑锋摧，绿鬓成丝每自哀，几岁中原消息断，喜闻人自蔡州来。
百战元和取蔡州，如今胡马饮淮流，和亲自古非长策，谁与朝家共此忧？
痛苦的结果，惟有以醇酒消磨这不平静的岁月。夏间他在《醉歌》里提及自己的生活，他说及：读书三万卷，仕宦皆束阁；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不得为长虹，万丈扫寥廓；又不为疾风，六月送飞雹。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雒！呜乎此何心，有酒吾忍酌！
“公卿”可能是指左丞相留正这一批人。留正是一位道地的官僚，一切都为自己打算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只留正一人，因为当时的官僚，多半是这样的一个形态。陆游在这年《寓叹》诗里也说：“学古心犹壮，忧时语自悲，公卿缺自重，社稷欲谁期？”其实岂但公卿不知自重，当时的光宗，也正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一切都在悠悠忽忽中过去，南宋的小朝廷，正在急速地向着下坡的道路推进。
陆游到达山阴以后，欣赏故乡的生活，诗句也在不断地变得更圆熟，更平淡。环境变了，他的诗也染上了农村的自然景色。绍熙元年有《故山》诗四首，录两首于此：
功名莫苦怨天悭，一棹归来到死闲，傍水无家无好竹，卷帘是处是青山。满篮箭茁瑶簪白，压檐棱梅鹤顶殷，野兴尽时尤可乐，小江烟雨趁潮还。（《镜湖》）
禹祠行乐盛年年，绣毂争先罨画船，十里烟波明月夜，万人歌吹早莺天。花如上苑常成市，酒似新丰不直钱，老子未须悲白发，黄公垆下且闲眠。（《禹祠》）
这个时期中，陆游的诗句，如：
护雏燕子常更出，著雨杨花又懒飞。
茶碾细香供隐几，松风幽韵入哦诗。
都透露出同样的情调。
但是他的主导思想还是他的爱国主义。尽管他自称决心不再走入仕途，但是他总是怀想如何对外作战，收复失地。他为了不能复仇雪耻而痛心，为了敌人占据中原而悲愤。他经过山阴的禹祠，作诗一首，后段说：
念昔平水土，棋布画九区，岂知千载后，戎羯居中都。老虏失大刑，今复传其雏，直令挽天河，未濯腥膻污。夷鬼细事耳，披攘直须臾，天下仇不复，大耻何时祛！蚩蚩谓固然，此责在吾徒，挥涕洒庭草，谁怜小臣愚。
他把摧毁敌人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所以说：
老死已无日，功名犹自期，清笳太行路，何日出王师？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朝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近村远村鸡续鸣，大星已高天未明，床头瓦檠灯煜爚，老夫冻坐书纵横。暮年于书更多味，眼底明明见莘渭，但令病骨尚枝梧，半盏残膏未为费。吾儿虽戆素业存，颇能伴翁饱菜根，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
陆游对于国家的前途，思想是积极的，但是在积极的思想后面，依然不断地受到消极思想的侵袭。在这两种思想矛盾之下，他消磨了这一年的岁月。见于诗中的，如：
志存天下食不足，节慕古人谗愈来。
强颜未忍乞墦祭，积毁仅逃输鬼薪。
绝世本来希独立，刺天不复计群飞。
绍熙二年，陆游题衔时还没有提到封爵。绍熙三年三月作《重修天封寺记》，题衔是“中奉大夫、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山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他的开国男的封号，可能是在绍熙二、三年之间开始的。宋代大官僚的子孙，照例可以门荫的资格获得官位，所以实际上，宋代的官僚已经成为贵族的阶级，至于他们是不是获得封爵，那只是次要的。从政治地位讲，陆游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可是因为他始终同情人民，具有人民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人民的希望和爱憎，因此无论他的政治地位如何，他始终是人民的诗人。
陆游自从罢官以后，获得“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的头衔，到这一年已经满期了，九月间上书请求继任，《诗稿》卷二十五有《上书乞再任冲祐》一篇可证。十一月十八日批准，同卷有《蒙恩再领冲祐邻里来贺谢以长句》一篇。提举宫观，当时称为祠录，虽然只是半俸，还是非常优厚。陆游曾说：
黄纸如鸦字，今朝下九天，身居镜湖曲，衔带武夷仙。日绝丝毫事，年请百万钱，恭惟优老政，千古照青编。
因此陆游虽然有时也说起他自己的贫困，只能作为书生的积习，其实不必尽信。
这一年九月一日的夜间，陆游打开自己的诗稿，读了一遍又一遍，作诗一篇，最后他说：
世间才杰固不乏，秋豪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
陆游对于自己的作品，有一定的认识，我们从他作诗的转变和他论诗的转变看问题，是可以承认他的结论的。
陆游把他的书斋题名为老学庵，有《题老学庵壁》一首：
此生生计愈萧然，架竹苫茅只数椽，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太平民乐无愁叹，衰老形枯少睡眠，唤得南村跛童子，煎茶扫地亦随缘。
他的《老学庵笔记》卷六，称“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今上”指光宗，其时周必大为右丞相，故称“周丞相”。这部笔记显然是在光宗在位的几年中写成的。从《题老学庵壁》这首诗看，笔记可能成于绍熙三年至五年之间。
绍熙四年的新春，在陆游的生活上，只留下一些黯淡的影子。他有时愤激到要逃避现实的生活。
避世行
君渴未尝饮鸩羽，君饥未尝食乌喙，惟其知之审，取舍不待议。有眼看青天，对客实少味，有口啖松柏，火食太多事；作官蓄妻孥，陷阱安所避；刀锯与鼎镬，孰匪君自致。欲寻人迹不到处，忘形麋鹿与俱逝，杳杳白云青嶂间，千岁巢居常避世。
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因此陆游复作《稽山农》一篇：
稽山农予作避世行以为不可常也复作此篇华胥氏之国可以卜吾居，无怀氏之民可以为吾友，眼如岩电不看人，腹似鸱夷惟贮酒。周公礼乐寂不传，司马兵法亡亦久，赖有神农之学存至今，扶犁近可师野叟。粗绘大布以御冬，黄粱黑黍身自舂，园畦剪韭胜肉美，社瓮拨醅如粥。安得天下常年丰，老死不见传边烽，利名画断莫挂口，子孙世作稽山农。
这首诗很像是安于现实了。是不是可以安于现实呢？“安得天下常年丰”，问题出在“安得”上面。既然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所谓安于现实也就无可安。逃避现实既然是不可能，安于现实又无可安，那么陆游的惟一的出路，只有改造现实。陆游的现实主义精神就在这里。上年十一月风雨声中的一首诗正传达出他的心情：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年冬天他也说：
胸中十万宿貔貅，皂纛黄旗志未酬，莫笑蓬窗白头客，时来谈笑取幽州。
切实地说，陆游是热中的。他罢官以后，幽居山阴，做一位提举宫观的祠官，甚至还一再请求继续领祠，一边固然是没有忘却祠禄，一边却也表示自己无意起用，但是这都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希望起用。即使他已经是70岁的高年了，他还是希望为国家出征，收复失地。岂但是70岁，他不曾羡慕过80岁东征辽东的李吗？不能掌握政权，便无从为国家建功立业。封建社会官僚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没有掌握到革命理论，因此陆游的希望起用，其实只是他的贯彻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过程。我们认清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以后，对于陆游的热中，是丝毫不足见怪的。
这样的人生态度，不一定是能见谅于朋友的。绍熙五年的初夏，杨万里有《寄陆务观》一首：
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
他们从淳熙十六（1189）年在临安分别以后，到现在前后六年，所以万里说“花落六回疏信息”，这是事实；李杜指他们在诗坛的声望，这也是事实，可是“更羡夔龙集凤池”，这就不能体谅朋友的苦心了。
但是陆游是顾不得的。他怎样答复万里，虽然在诗稿和文集里没有留下记载，可是这一年的初夏，却留下这几首诗：
看镜
七十衰翁卧故山，镜中无复旧朱颜，一联轻甲流尘积，不为君王戍玉关。
夏夜
我昔在南郑，夜过东骆谷，平川月如霜，万马皆露宿。思从六月师，关辅谈笑复，那知二十年，秋风枯苜蓿。
六月间，68岁的太上皇孝宗——当时称为寿圣皇帝——死了。在南宋的几位皇帝之中，孝宗是比较明白的。他有志于对外作战，收复失地，但是始终没有能完成他的志愿，终于在悠悠忽忽之中，抱着失望的情绪而死了。陆游对于孝宗，是有一番知遇之感的，在孝宗死后有挽词三首，最后的一首：
便殿谘询早，深宫宴乐稀，欲颁传位诏，犹索未明衣。寿损名方永，身癯国愈肥，孤臣泣陵柏，心折九虞归。
在这首诗里，陆游极力刻画出一位励精图治的统治者来，从他的阶级立场看，这样的歌颂，本来是在意中的。
因为孝宗的去世，南宋的小朝廷，顿时兴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孝宗赵眘是高宗赵构的养子，在高宗传位以后，孝宗对于高宗的那一番谨慎小心，怡颜悦色，在封建时代的帝皇家庭中，留下了典范的记载。孝宗把帝座传给儿子光宗赵惇的时候，当然会期待同样的举止。可是光宗是一位懦弱无能的君主，皇后李氏是太尉李道的女儿，又把赳赳武夫的作风，带进深宫。不久以后，光宗完全受制于李后，成为精神病的患者。孝宗爱惜儿子，无形之中，造成孝宗和李后的对立；光宗受制于悍妻，不但不能体会孝宗的慈爱，反而转变为对于孝宗的不满。绍熙四年（1193）以后，光宗对于孝宗的朝见，越来越少了。两宫间的失和，已经成为临安城内公开的秘密。封建社会当然必须有一套封建伦理的观念，待到最高统治者主动地破坏了封建伦理的体系，必然会引起这个社会的动荡。在孝宗、光宗父子间的关系不断疏远的当中，已经埋下了不安的因素。
绍熙五年正月，孝宗病重，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赵汝愚等请光宗问病，不听。六月九日，孝宗死了，光宗也不过问；十三日大殓，光宗还是不去。临安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高级官吏搬家的搬家，还乡的还乡，地主家庭也把金珠细软运到乡间，准备逃难。情况越来越紧张了。左丞相留正上疏请立太子，安定人心。光宗批“甚好”两字。次日留正把立太子的上谕草稿呈上，光宗批了八个大字：“历事岁久，念欲退闲。”
留正把这八个字揣摩一下，看清楚光宗没有立太子的本意，而且可能会引起皇帝和自己的对立。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举步之间，滑了一脚，他想这是一个凶兆，随即请求罢免，把行装收拾一下，当晚离开临安城。
丞相去了，人心更动摇了。工部尚书赵彦逾对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说：“国家大事危急到这样的地步，知院乃同姓之卿，岂容坐视，应当想一个救时的策略。”
除了留正，当时负国家重任的是赵汝愚，可是赵汝愚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他说：“除了在危急的时候，到宫门外面，大叫数声，持刀自杀，还有什么办法！”
“与其这样一死，”彦逾说，“不如另想活法。听说皇上有八字手谕，是不是这样的？”
“有的，”汝愚说，“留丞相叮咛莫说，现在事情紧急，和尚书说亦不妨。”
“既然有此御笔，何不便立嘉王？”
“上次请立太子，皇上还发了脾气，此事谁敢担当，一切全要看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主张。”
“留丞相已经离开临安城了，这一件大事正是留给知院担当，岂可迟疑？”
事情是这样决定了。嘉王赵扩是光宗的长子，倘使光宗有意传位，当然是合法的人选，但是光宗只是闹别扭，和已死的孝宗和大臣们，乃至和临安城的军民人等闹别扭，并没有传位嘉王的意思。宫里宫外，人心惶惶，随时都有动摇的可能。
这时高宗的吴后还在，是太皇太后，一切都得取得吴皇后的同意。赵汝愚的计划决定以后，托吴皇后的侄儿吴琚、吴瓖入宫，征求吴皇后的同意，吴琚等都不敢担当，这才想起知阁门事韩侂胄。韩侂胄是吴皇后的姨侄，又是她的侄女婿，是亲戚，又是宫门的官吏，是可以进言的。汝愚通过徐谊、叶适，征求侂胄的同意。侂胄慨然地说：“侂胄世受国恩，愿得效力。”他到慈福宫请求，终于通过内侍关礼，获得吴皇后的赞同。
七月四日，太皇太后垂帘，有旨令赵汝愚等奏事。汝愚奏称皇帝有病，未能执行丧礼，臣等请立皇太子，皇上批出“甚好”二字，其后又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请求太皇太后处分。
“皇帝既有御笔，相公自当奉行。”太皇太后说。“此事甚大，须降一手谕方可。”汝愚说。
“好、好。”
这时汝愚便把预拟的手谕呈上，获得同意，用太皇太后的名义发表，立嘉王赵扩为皇帝，尊光宗为太上皇帝，李后为太上皇后。
这件事的内幕是把不得人心的光宗赵惇废去，立他的长子赵扩为帝，这就是后来的宁宗。主持这件事的是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计划出自工部尚书赵彦逾，而完成这个计划的关键，全靠知阁门事韩侂胄。七月间赵汝愚为枢密使，八月左丞相留正罢免，以赵汝愚为右丞相。大权落到汝愚手里，汝愚荐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是当时的第一名流，汝愚的推荐，主意在集中当时的人才。另一方面，韩侂胄本来是皇亲国戚，宁宗即位的第二天，立侂胄的侄女为皇后，侂胄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因为他和赵彦逾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地位，不久以后，随即形成赵汝愚、朱熹和韩侂胄、赵彦逾的对立。
绍熙五年的政变正在进行的当中，陆游还在山阴，没有参与这次的政变，但是因为他和朱熹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在赵汝愚失败以后，陆游也感到威胁；及至他因为主张抗战的关系，对于韩侂胄的主张，引起一定的共鸣以后，又遭到时人的不谅，所以必须把这次的政变交代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