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见，我国古代（指“五四”以前）以鼠婚为题材的作品和文字记载，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见诸地方志和民俗志的鼠婚俗信（见本书第九章）；二是流传于南北各地的鼠婚年画；三是作家文人以鼠婚为题材创作的小说、诗文等文艺作品。第二、三类作品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内容。近人有关鼠婚的谈论，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和周作人，他们所谈论的主要是“五四”前后绍兴一带的鼠婚俗信和民间年画，他们的见解对我们理解鼠婚这种古老的文化现象很有启发，因此本章从他们的话题开始我们的讨论。
鲁迅在《朝花夕拾？狗猫鼠》一文中，对绍兴正月十四鼠嫁女的习俗和鼠成亲年画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有精彩的描述：
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行，不像正在办着喜事。直到我熬不住了，怏怏睡去，一睁眼却已经天明，到了灯节了。也许鼠族的婚仪，不但不分请帖，来收罗贺礼，虽是真的“观礼”，也绝对不欢迎的吧，我想，这是它们向来的习惯，无法抗议的。
鲁迅自幼喜爱图画，童年时代长妈妈买给他的那本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的《山海经》图，使他终生难忘；他把这本书称为“我最为心爱的宝书”。同样，鼠嫁女花纸对他的影响也是毕生的。
绍兴的花纸就是我们所说的年画。老鼠嫁女的花纸不仅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于美好的回忆，而且成为他关注民间艺术、毕生致力于非有闲者艺术研究的开端和先导。王树村在《鲁迅与年画的收集和研究》一文中，提供了一份《鲁迅收藏年画目》，充分说明了鲁迅对民间年画的喜爱。这些年画是：《老鼠嫁女》（湖南邵阳木版印年画），《老鼠嫁女》（四川绵竹木版着色年画），《拜昆仑》、《高老庄》、《流沙河》、《盗芭蕉扇》（以上为四川绵竹木版着色年画），《天河配》、《四平山》、《木阳城》、《赵虎城》、《罗章跪楼》、《祭塔》、《飞虎山》、《铁弓缘》、《天台山》（以上为河南开封木版套色年画），《燃灯道人赵公明》、《秦琼、尉迟恭》、《马上鞭锏》、《天官赐福》（以上为河南开封套色门神），《三星在户》、《五子登科》、《麒麟送子》（以上为河南开封套色门画），《车马大吉》（河南开封套色门神），《连年及第》、《马上得利》、《九子祝寿》、《今年必发财》、《千秋乐》（以上为上海石印年画）。
这些年画，从内容看，不出岁时俗信和戏曲故事两大类，而这两类年画正是清末民初民间最为流行、也最受百姓欢迎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有关老鼠嫁女各种不同版本的年画，当时已经在全国特别是南方各地广为流传，成为岁时俗信年画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有关花纸（年画）的论述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对我们理解包括鼠婚艺术在内的民间艺术有重要的意义。鲁迅认为，老鼠嫁女一类木版画对研究当时的风俗习尚有益。百姓过年时选购这类花纸，首先是因为花纸好看，他们喜欢。“先前售卖的旧法花纸，其实乡下人是并不全懂的，他们之买去贴起来，好像了然于心者，一半是因为习惯；这是花纸，好看的。”又说：“中国现在的工农们，其实是像孩子一样，喜新好异的……当他们在过年时所选取的花纸种类，是很可以供参考的。各种新鲜花样，如飞机潜艇，奇花异草，也是被欢迎的东西。”据许广平1938年发表的《关于汉唐石刻画像》一文的介绍，鲁迅对石刻画像的喜爱与关心，得益于他童年时代对图画的爱好。许广平说：“一般研究碑石的，向多倾注于文字；对于画像，大抵很少留意。鲁迅先生本其自幼爱好图画的心情，发展为两方面：一为提倡西洋木刻……又其一为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探研，曾下过很多年的苦心……（鲁迅）曾向研究木刻者谈到，希望他们能留心中国古代的石刻画像，以求沟通。甚至旧式新年五彩木版连环画如《老鼠嫁女》；或历史故事的图，虽则粗陋，但对于当时风俗习尚的研究，也很有益处。”
鲁迅经常教导青年画家，鼓励他们向民族民间优秀的艺术传统学习，针对当时青年画家好高骛远的恶习，“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劝勉他们向民间学习扎实的工夫。在《“连环图画”辩护》中说：“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他在1935年致李桦的信中又说，“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创造出更好的版画。”
对于花纸一类的大众艺术，鲁迅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世界上版画出现最早的是中国，包括花纸在内的木刻艺术有它自己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他说：“世界上版画出现得最早的是中国，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模拓，或者刻在木版上，分布人间。后来就推广而为书籍的绣像，单张的花纸，给爱好图画的人更容易看见，一直到新的印刷术传进了中国，这才渐渐的归于消亡。”又说：“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鲁迅认为，新年花纸和连环画不是高等有闲者的艺术。他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中说：“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
说到周作人与老鼠娶亲这个话题，首先要提到一本由周作人作诗、丰子恺作画、钟叔河笺释的图文并茂、内容丰富有趣、让人爱不释手的书：《儿童杂事诗图笺释》。《儿童杂事诗》共72首，是周作人1947-1948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所写。1950年春，周氏出狱后，寄居上海，偶得当时一张四开小报《亦报》的编者唐大郎照顾，将这72首专写绍兴儿童生活和儿童故事的风俗诗在报上连载，署名“东郭生”。丰子恺当时已是上海文化界著名画家，出于对艺术、对儿童的挚爱以及和周氏的友谊，仍以浓厚的兴趣为这些诗画了69幅插图。据钟叔河考证，周作人于1966年8月13、14两日曾重录《儿童杂事诗》，周氏日记有记载，而日记止于8月23日，“距重录此编仅九日，盖即其绝笔矣。”（《笺释后记》）周氏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仍念念不忘儿时的美好回忆，读后叫人感慨。这本堪称双绝、画与诗均同臻不朽的“诗画配”（钟叔河语），加上钟叔河那既有资料性、又具学术性、文笔优美的笺释，使这部图文双绝的佳作更是锦上添花。钟叔河笺释此书，“首先从周氏本人一生‘用散文写下来’的数百万言著作中找材料，并旁及其他，地方文献、野记杂书、故老言谈、友朋通信，都在采辑之列。”（《笺释后记》）钟氏的笺释显示了他对周作人笔下绍兴风土人情、岁时风俗以及对周氏本人的深刻理解，可以说，笺释本身便是一篇优秀的民俗研究论文。
《儿童杂事诗》72首共分三编，甲丙编为“儿童生活诗”，乙编为“儿童故事诗”，以绍兴的民间风俗（岁时、名物、儿童游戏）为内容，说的又都是清末距今百年以前的事。《老鼠做亲》收在丙编“儿童生活诗补”里。其诗曰：
老鼠今朝也做亲，
灯笼火把闹盈门。
新娘照例红衣？，
翘起胡须十许根。
（周注：老鼠成亲花纸，仪仗舆从悉如人间世。有长柄宫灯一对，题字曰无底洞。）
《老鼠嫁女》的童话和花纸给童年时代的周作人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周氏在《苦茶随笔？？闽廊集？序》中，记下了这段美好的回忆：“《古板画图录》的姑苏画里却就有好些寓意画，如五子登科、得胜封侯等，这与店号喜欢用吉利字样一样，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脾气……在我们乡间，这种年画只叫做‘花纸’，制作最好的是立幅的《大厨美女》，普通都贴在衣橱的门上，故有此称，有时画的颇有姿媚，虽然那菱角似的小脚看了讨厌……但是那些故事画更有生气，如《八大锤》、《黄鹤楼》等戏文，《老鼠嫁女》等童话，幼时看了很有趣，这些印象还是留着。用的纸大约是上过矾的连史，颜色很是单纯，特别是那红色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涂在纸上稍微发亮，又有点臭气，我们都称它作猪血，实在恐不尽然。现在的花纸怎么样了呢？我不知道，恐怕纸改用了洋纸，印也改用石印了吧，这是改善还是改恶，我也不很明白，但是我个人是喜欢那旧式的花纸的。花纸之中我又顶喜欢老鼠嫁女，其次才是八大锤，至于寓意全然不懂，譬如松树枝上蹲着一只老活狲，枝下挂着一个大黄蜂窝，我也只当做活狲和黄蜂窝看罢了，看看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玩。自然，标榜风雅的艺术画在现今当为志士们所斥弃了，这个本来我也不懂得，然而民间画里那画以载道的画实在也难以佩服，画固不足观，其所表示者亦都是士大夫的陈腐思想也……我们即使能为妇孺画老鼠嫁女以至八大锤，若挂印封侯、时来福凑这种厌胜画，如何画得好乎？”
花纸之中，周氏最喜欢的是老鼠嫁女，其次是八大锤。《八大锤》为旧剧名，演岳云、狄雷、严成芳、何元庆四小将大战陆文龙事，四人使双锤，故名。
《儿童杂事诗》中有一首名为《花纸》的诗，说的就是周氏儿时所见的花纸：“儿女英雄满壁排，滩头花纸费衡裁。大厨美女多娇媚，不及横张八大锤。”（周注：直幅美女图用以贴衣橱门扇上者，名大橱美女。八大锤画戏装武士，数人持锤，大小式样不一，多系横幅。男孩每喜购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所说的“滩头花纸”，指的便是湖南隆回县滩头镇所制作的年画，也就是上文所说鲁迅收藏的鼠嫁女年画的第一幅《楚南滩镇新刻老鼠娶亲全本》。由此可见周氏兄弟二人所见的是同一幅湖南邵阳市隆回滩头年画。年画上由14只鼠组成的送亲队伍，浩浩荡荡，有送礼的、吹喇叭的、打锣的、扛灯的、抬轿的、打伞盖的；鼠新郎骑在马上，娇滴滴的鼠新娘坐在轿子里，一如周氏所说“仪仗舆从悉如人间世”。周作人在老鼠做亲一诗中加注说，“有长柄宫灯一对，题字曰无底洞。”又据钟氏笺释（第222页），1950年7月5日《亦报》载周氏作《妙峰山与无底洞》一文，不知道这两处无底洞和我们下一节所要谈的《西游记》无底洞鼠女求阳故事，以及苏州桃花坞年画无底洞老鼠嫁女有些什么关系呢？这对题着无底洞宫灯的年画是见于上述湖南的滩头年画呢，还是出自绍兴民间的嫁鼠习俗？这些有趣的问题只好留待以后搜集更多的资料，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花纸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那只体态魁梧的巨猫了，它正在收受鼠辈亲属的贺礼。鼠婚年画中的巨猫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画外之意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周氏也没有说明。那么，旧时绍兴百姓年节张贴鼠嫁女花纸，除了儿童喜爱和增添喜庆气氛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诸如驱鼠、镇鼠、灭鼠的民俗目的呢？在笔者所搜集的20多则浙江流传的鼠婚俗信中，也没有见到绍兴的资料；而钟叔河在给周氏《上元》诗作笺释时所提供的一则资料，对我们了解上述问题，可能有些帮助。钟叔河在笺释绍兴的上元花灯节时引用了劳祖德的话：“绍兴小儿所嬉花灯，用篾扎成，外糊红绿纸，中点小烛，有荷花灯、兔灯、鸡灯诸名目，名肖形状。绍俗，正月十四夜照蛇虫，两小儿一提花灯，一执被笏（晾棉絮时拍打用，藤条制），歌云：‘十四夜，照蛇虫；蛇虫有，把打杀；蛇虫没，把踏杀；呵斥呵斥，赶到茅山吃草去。’照蛇虫特于屋角暗陬，十五夜堂屋光明，花灯遂无用矣。”绍俗正月十四照蛇虫，正好又是嫁鼠日，把鼠嫁走赶走，与照蛇虫的目的是一样的。鼠嫁女年画中的巨猫正是为突出鼠嫁女的灭鼠功能，是民间所采用的一种艺术手法。
20世纪40年代周作人写的有关老鼠嫁女的一篇专文《记嫁鼠词》，对我们了解周氏的见解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资料不易查找，现全文引录如下：
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十六《清白居士集》第五条云：“杭俗谓除夕鼠嫁女，窃履为轿。《蜕稿》中有《嫁鼠词》，中有警句云：‘好合定知时在子，以履为车鼠子迓，鼠妇新来拜鼠姑，鼠姑却立拱而谢。’运用自然。”萧山寅半生编《天花乱坠》二集卷五有王衍梅《鼠嫁词》，小引云：“《虞城志》，正月十七夜民间禁灯，以便鼠嫁。”诗凡二十五韵，有云：“颠当守门防客走，拱鼠前揖将进酒。小姑艳过鼠姑花，厨下先尝侬洗手。”与梁作近似。但我又喜其他四句云：“啾啾唧唧数聘钱，香车飞驾雕梁边。娇羞鸾镜一相照，不许灯花窥并肩。”此与以履为车纯是童话意境，在诗文中殊不易见到。鼠嫁女也是有趣的民间俗信，小时候曾见有花纸画此情景，很受小儿女的欢迎，不知现今还有否也。王衍梅著有《绿雪堂集》二十卷，查阅两过，却找不着那篇《鼠嫁词》，寅半生或别有所据欤。七月廿三日。
周氏的《记嫁鼠词》收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书房一角》中，周氏所引第一首嫁鼠词为清代学者梁玉绳的作品，梁氏著有《清白士集》，《记嫁鼠词》便收在该书嘉庆版卷二十六《蜕稿二》中。徐氏写作《清白居士集》或别有所本，或为传抄之误也未可知。
周作人在《记嫁鼠词》这篇短文中，介绍了清代两位学者梁玉绳和王衍梅根据民间的鼠婚俗信创作的嫁鼠词，足见周氏对嫁鼠作品的喜爱和重视。以鞋作轿嫁鼠的俗信在我国河北、山东、浙江等地都有，而且还非要“窃履”不可，认为用“偷”来的鞋嫁鼠才吉祥，才有福气，婚姻才和谐美满。这其中的民俗内涵不仅有意思，而且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关于梁玉绳和王衍梅的嫁鼠诗以及窃履嫁鼠的民俗风采，我们将在下一章专门论述，此处不赘。
周氏的《记嫁鼠词》对我们理解嫁鼠这种民俗现象，以及文人学者以鼠婚为题材创作的作品都有启发，短短几句话，把鼠婚这种文化现象所具有的三重意义：民俗意义、艺术鉴赏意义和学术研究意义，说得非常透彻。
周氏指出，鼠嫁女是一种有趣的民间俗信，小时候曾见的花纸就是这种俗信的反映，很受民众欢迎。鼠婚这种民间俗信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以岁时与地方作背景，既体现了百姓的岁时观念，又具有地方色彩。周氏写儿童杂事诗，正是“有岁时及地方作背景”，并“就平生最熟悉的民俗中取材，自多偏于越地”。（甲编附记，第104页）他在《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中说：“以七言四句，歌咏风土人情……我所更喜欢的乃是诗中所载的‘土风’。”（第307页）写儿童杂事诗，“本意实在是想引诱读者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卷首6）。以民俗的眼光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各种民间俗信和民间作品，是周氏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在他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作的《儿童文学小论？儿歌之研究》中，便反复强调，“唯本于古代礼俗，流传及今者，则可以民俗学疏理，得其本意耳。”（第235页）
周氏兄弟一再指出，老鼠嫁女的花纸、歌谣和童话很为小儿女喜爱，自然是由于这类作品所具有的其他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艺术鉴赏价值。周作人所言“纯是童话意境”，一语道出鼠嫁女作品为儿童喜爱的原因。1950年7月5日周氏在《亦报》《妙峰山与无底洞》中说：“小孩都喜欢听讲故事，有地方叫‘说古今’，或云‘大头天话’，里边不但猫狗说话，而且妖精现形，老虎化为外婆，田螺变成新妇，现在的成年人大概还多少记得。后来从外国传进知识来，知道这些都是童话，有的又怕听了真会相信猫狗说话，养成迷信，主张废除，我个人是不这样主张的。”（第222页）置身于“童话意境”，儿童“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自己的园地？儿童剧》，第231页）。
周作人在《儿童杂事诗序》中说：“我本不会做诗，但有时候也借用这个形式，觉得这样说法，别有一种味道。其本意则与用散文无殊，无非只是想表现出一点意思吧了……我这一卷所谓诗，实在乃只是一篇关于儿童的论文的变相。”（第2-3页）说鼠婚民俗，探讨其艺术鉴赏价值，都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周氏在《十堂笔谈？风土志》中强调指出了这种学术研究的意义：“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第3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