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选择与超越，才不会单从扫除阻碍改革的旧观念着眼看待“文化热”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同时会注意到下述同样现实的背景：单纯强调专业化的实用主义教育所造成的片面追求升学率风气，以及在此风气下人文学科的衰落和人文素质的下降；商品经济伴发的人际关系的某种程度金钱化；以70年代末潘晓来信引出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为突出征兆，日渐蔓延高涨却又始终不曾得到高水平引导的人生哲学热潮；此外，传统模式的哲学的贫困……这些问题基本属于人文学科范围，又多数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关。但在这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应理解为外在于经济改革的辅助手段，也不应理解为一种凝滞僵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正统”意识形态规范，它与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一样，都以个体与社会的理想、人生价值观为核心。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当提高到马克思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高度把握，并着重从人文学科角度去研究。
有别于西方工业化模式的所谓东亚工业文明，以及韦伯关于文化意识对经济模式的内在制导作用的理论一开始就成为文化讨论的中心敏感区；与“五四”打倒孔家店明显不同的对儒家更带肯定性(或探讨性)色彩的现代反思，以及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主义特质命题的提出，都透露出中国思想界及其背后更为广大的社会心理中选择和超越的强烈意向。而对庞朴命题的激烈批评庞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主义性的命题，从一个更广阔角度看，与其说判断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不如说更是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的现代需要和现代引申解释，即“应当是什么”。批评者恰忽视了这一正确立场。当然，从“是什么”转化为“应当是什么”需要一个中介，此一中介庞朴尚未讲出。，则显示出中国现实中所存在的同样重要的另一种思潮：强调中国前资本主义传统的落后性与严重性，强调中国近代化补课的必要，并且批评人文主义的浪漫性，主张走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必由之路。
因此，当前的文化讨论本质上是关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哲学讨论；它首先应当在历史哲学水平上充分展开，其重心并不在时下一些人投入的纯学术的“文化学”研究或较为外在技术性的“文化建设”。
对争论作结论尚为时过早。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可能，这不只是理论问题，而且首先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讨论所引出的人文主义呼声无疑是属于现时代的；也并非偶然，“人文学科”一词开始在国内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使用。
一种以马克思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为灵魂的现代人文精神事实上早已介入并推动着我国的改革：从理论上明确和恢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建立新型的人与人关系，铲除封建特权，建设以共产主义人生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人的现代化不只是现代化的结果，也是现代化的前提；而立足马克思的社会理想高度，造就一种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正是包括经济、政治改革在内的整个现代化变革的根本目标。正是这样一种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意义的目的，反过来成为维护我国这场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深刻区别开来的内在规定。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呼唤人文精神，区分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人文学科的根本意义所在。
一、现代
“现代”是以“现代化”为文明基础、以“现代性”为心理文化引导、并必不可免地拥有“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论证理论的历史定位。
因此，不可将“现代”简化为历史分期术语。“现代”一词从其产生与使用开始，就包含着与其对应区分的“古代”的比较。文化思想史范畴的“现代”比历史分期术语的“现代”拥有更为丰富的价值优位感(“我们是现代社会！”“这幢楼有现代气派！”)和文化心理内容。特别是，“现代”包含着区别于缓慢循环的古代自然时间的崭新时间—历史观念：一种指向未来不再回返(“倒退”)过去的矢量时间；它同时是一种从低级进向高级形态的进步信念依托框架。
“现代”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现代性)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现代化)指标，因而不能将“现代”指认为“现在”。今日(现在)全球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中有的已进入“现代”几百年，而有的还未进入“现代”。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家庭中的个人，虽然外在的状况一样，但有的人可能至死也不会成为“现代人”。这表明了“现代性”的重要意义。
二、现代化
现代化指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变化。这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变化，但还包括了经济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部分。
现代化及其完成有若干集中体现与指标，其中，代表性的有：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从自给自足向商业经济的转型、城市及其居民比例的增大、民族国家的确立、从血亲专制向民主法制的转型等等。
三、现代主义
艺术流派与特定思想运动中都有“现代主义”或“现代派”。但广义的“现代主义”包括所有为现代化方向辩护或倡导推进的意识形态。
四、现代性
“现代性”指现代(含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条件下人的精神心态与性格气质，或者说文化心理及其结构。
对“现代性”的理解包含着复杂的内容。
（1)“现代性”不是作为客体对象看待的“现代”或“现代化”的属性。
科学容易培养起从客体对象中抽象出属性的思维模式：黑色是黑板的属性、可溶性是糖的属性、高硬度是瓷的属性，等等。这种思维模式有其合理性。但“现代”或“现代化”不是与主体性的人无关的客体对象。更重要的是，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或“现代化”的属性抽象，就丧失了“现代性”特有的人文主体性。
“现代性”作为心性及其结构概念，是关于现代人自身的属性。后面我们将会更明确规定，这乃是一个关于主体性的人的人文科学概念。因此，“现代性”不能套用科学抽象客体属性的思维模式。例如，对一幢楼房现代性风格的判断，并不是对作为物质客体的楼房实体材料本身的抽象，而是有关楼房体量、色调、形状等审美形式的感受。后者恰是建筑师主体的现代特性的感知方式、情趣癖好所寄托、外化(对象化)的结晶。因而这一判断乃是对对象化于一幢楼房的主体心性特性的判断。我们对明亮的候机厅、流线型的轿车、随意适体的休闲装这类客体对象的“现代性”感受，其实乃是基于我们主体一方理性、秩序、快节奏等“现代性”文化心理习性模式(结构)所产生的审美共鸣。人类以其劳动所拥有的特异卓立于万物的普遍对象化能力，使其在劳动实践中不仅适应对象自身的规定去生产，而且依照自己的心愿目的去生产，并在这一生产实践过程中同时双向地形成塑造着客体对象与主体自身的特性。在这一历代生产实践所积累的人化自然世界中，主体的人不再对外界对象陌生甚至恐惧，而是亲切熟悉。现代人在对象中所辨识出的“现代性”，归根到底并非自然客体固有属性，也不是误将人化客体的劳动产品对象混同为自然客体的属性抽象，而是人自身现代性心性结构的对象化。
（2)“现代性”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又是“现代化”的前提。
另一种容易简单化理解的模式，是机械套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而视“现代性”为“现代化”的消极派生产物。
诚然，现代化作为实践运动，不仅生成着客观存在的现代环境对象，同时也塑造生成着现代人主体的现代心性及其结构(模式)。其中，代表性的对应关系有：
现代化现代性
市场经济竞争心
民主平等观念
法制理性
全球化交往习性
分工化专业身份感
……
上述对应关系，并非一一对应，也同时是交叉综合的。其中，“理性”与“主体性”在现代性诸特性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普泛地渗透体现在其他现代性特性中，并且也为现代化各项活动所积淀塑造。
然而，现代性又作为现代化的观念前提塑造着现代化。例如，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依据价值规律交易。在市场上，甲方用一斤米换乙方一斤鸡蛋，是按照当时当地米与鸡蛋的“行情”亦即价值规律决定的。但自私贪心乃私有制下人心难免，于是便可能发生如下欺诈：用一斤霉变米或变质坏蛋冒充，或对不知行情的对方压价抬价，或“打一枪换一地方”的“一锤子买卖”行骗，等等。欺诈使价值规律无从确立，遂使此类市场成为掠夺战场。市场商品交易的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两个平等主体的公平交往伦理行为，若双方不视对方为平等主体，便从根本上抽去了市场交易的前提。作为“现代性”的“平等”伦理观念因而在此成为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古希腊时代早已产生商品交换，但直至近代才确立市场经济，马克思对此分析道：
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等同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75页。
作为“现代性”的“平等”伦理观念在此又须依靠对不平等的奴隶制社会制度存在的改造，亦即“现代化”的条件。可见，在“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学术史上与此有关的著名成果之一，有M·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前提意义的研究。他通过对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社会学研究，揭示了在狂热赚钱的资本主义活动背后，深层地存在着新教“劳动”“天职”“勤俭”等宗教意义理念的教化背景。资本之可能不断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消费挥霍，表面上是知性逻辑的功利涵义算计，但其主体气质素养却源于价值理性信仰背景。参阅M·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
业已确立了的现代化经济制度同样需要依靠现代性精神观念的支持。当代新经济史学派代表D·C·诺思(D．C．North)即用严格的经济科学语言与逻辑，论证了最完善的经济制度也无法离开人文性的现代性观念扶助。诺思将经济发展归因于制度结构变迁，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和产权理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从而，降低交易成本费用成为关键。国家制度对市场交易有明确规则，然而，个人权益最大化这一世俗社会普遍的动机，却使破坏制度的“搭便车”行为时时可能出现。这显示了产权结构的不完全与无效率一面。现代化制度思路一般会通过充分界定与行使产权，以及考核行为来杜绝“搭便车”，但这意味着对无数可能发生的破坏制度行为均一一对应地建立细密庞大的制度，而由此多支出的花费大大超过了收益成本本身，因而显然不可行。诺思因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将人视为“经济人”的社会科学人性观，而转向人文观念的人性自我超越性及社会性一面。诺思诉诸人文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使之维护与培育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人文素质，“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②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9，64页。从而克服与抗衡制度条例无法防范的“搭便车”破坏行为。“现实的经济变化的发生不仅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动对新古典模型产生压力，而且是因为不断演变的意识形态观念使得个人和集体对自身地位的公平性产生相互对立的观点，并使他们按照这些观点而行动。”②
（3)“现代性”不是单一价值立场的“现代主义”，而是多元立场与多样心性结构的混合体；鼓吹现代化与质疑、批判现代化的对立统一矛盾体是“现代性”更新的动力机制。
现代性不仅以其真实的精神心理结构区别于现代主义的观念形态，而且以其多元多样的价值立场而区别于单一鼓吹现代化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
现代性的多元多样性以及对立统一的矛盾性，是理解现代性特质的重心与难点所在。
现代性之所以不可能单一化，根本上在于现代性永无止境的自我更新变动特性。《共产党宣言》最先强调了这种变动性：“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法〕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用一个简单的表达方式概括现代生活的特征和庞大规模，这个表达方式可能是这样的：认识的、行动的、理想构成的内涵，从固著的、实质的和稳定的形式转化成发展的、运动的和易变的状态。……有机体的种类不再需要考虑创世的永恒思想，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无止境追求的进化经历的环节。……事物实际上是‘一切皆流’。”〔德〕西美尔(T。Simmel)：《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载《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中译本，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现代性的变动不居本性，透过从微软软件到护肤膏的商品日新月异换代，所呈现的乃是愈益加速的时间之流与现代人永不满足停滞的心灵追求。作为现代性人格气质典型代表的浮士德以灵魂生命为赌注的誓言正是：“如果我对某一瞬间说：停一停吧！你真美丽！……那时就让丧钟敲响，……让时钟停止，指针垂降，……我一停滞，就变成奴隶。”歌德：《浮士德》(上卷），钱春绮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页。“现代”(mordern)一词因而以时装为象征，并被中肯地称作“时髦”(“摩登”)。
正是现代性这种变动前进特质，才与现代化科技商业及整个现代社会的革新发展互为条件地构成了内外依存关系。现代性的多元多样性及其自我否定的矛盾性，便是这种变动进步的内在机制：它不仅不会消弭矛盾趋向同一化，甚至不能忍受任何既存事物的缓慢滞留。
也正是由于现代性这种变动不居性与矛盾运动性，因而对现代性的任何定义或本质概括都是不相宜的。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甚至认为现代性无本质可言。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Kolakowski)称现代性“处在永无止境的试验中”。③参阅艾森斯塔德《野蛮主义与现代性》，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8期。针对全球化美国学者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则强调“多元现代性”(rnultiple modernities)。③但这一提法却易将“现代性”理解为单一体，“多元现代性”被理解为许多单一同质体的“现代性”。然而，多元多样性本是“现代性”自身内在特性，因而“多元”乃是“现代性”内涵题中应有之义。
既然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自我否定与扬弃中，那么，推进现代性的就不仅是现代主义，还有作为其对立面的反现代性：反现代性构成现代性自身矛盾运动机制中不可缺少的一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其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之“后”(post)，并不能在时序代替的涵义下理解：“后”(post)不是结束现代性，而是“位置”、“态度”(position)性的，即面对现代性，意图超越与否定现代性。“后现代性”从而以更为激进的反现代性态度，把现代性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矛盾运动性推进到最新阶段。
正是从现代性这种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矛盾特性中，我们将更深刻地理解作为与科学主义构成矛盾另一方的人文精神的现代性意义。
一
作为学术分类概念，“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两词迄至20世纪80年代才进入以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落后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现代学术分类进入中国近一个世纪。参阅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7年第1期；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尤西林《人文学科与20世纪中国学术》，《学术月刊》1998年第7期；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但是，“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与另一个更早流行的概念“人文主义”(humanism)各自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确定？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仍处在争议中。
一种尖锐的观点是，“人文科学”一词不成立，“人文”不是“科学”。海内外遂自90年代以后逐渐流行“人文学”一词，以之替代“人文科学”。“人文学科”一词虽可以接受，但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1982)中强调，“‘人文学科’绝对不能把它叫作‘人文科学’”。〔美〕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在这一强调中包含着这样的理解：“人文学科”即是“人文科学”的合法名称。这实质上是用“人文学科”取代“人文科学”。但论者在此忽视了“人文学科”自身固有的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