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我第二次来到现代著名文学家陈西滢凌叔华夫妇的女儿陈小滢女士的北京寓所，此时正逢她与丈夫从伦敦来北京做短期探亲。在愉快的交谈中，我发现她有一本被岁月冲刷得纸张已经泛黄的纪念册，那上面群星闪耀，许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名家题词赫然纸上，我立刻被这些丰富的词语内容所吸引。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积累过许多名言，这些使我在人生荆棘的路上心灵总有一块圣洁的土地，许多至理名言还在潜移默化地指导着我的言行。但那些都是我手抄的，可小滢本子上面的留言却都是名家亲笔题写的，是可以让当代人触摸到的沉甸甸的历史。由于当日我要赶回天津，无法仔细阅读，便央求小滢借给我。小滢答应后不免一再叮嘱我“千万别丢了……千万……”我答应在她离京前一定用挂号信邮寄还给她。回津后的转天，我马上给总编辑薛炎文看了这个纪念册，他也同我一样被小滢这些珍贵的名人题词所吸引，顾不上案头堆积如山的三审稿件，一一诵读起来。关于怎样出版，虽然还没有一个很适合的方案，但是总编辑与我的共鸣，已经给了我十足的信心，我暗下决心一定想办法把纪念册编写成书。
我按照约定时间将纪念册挂号邮寄北京。在邮寄前我特意刻了光盘，作为自己欣赏、体味，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珍贵资料。可这个小本本不知何因竟然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到京，可把正准备回英国的小滢急坏了，不断地打来电话催问。电话中不停地诉说她说这个小本本从没有离开过她，六十年来始终带在身边……真让我焦急万分，自感似有不守信用之嫌。“君子以信为本”，这是我多年来为人处世之道。然则此事当作何解释？我后悔为何不专程亲自赴京面交小滢，内心一再地谴责自己。当时正是“五一”黄金周，连休假的出版社管理信件的赵师傅，也从很远的家里跑来为我再次查询，证明我们挂号邮寄没有错。我劝小滢别着急，但是自己精神几乎崩溃。我庆幸还可以用我扫描下来的光盘做一个复制件，可是转而一想没有了原件于事无补，于是我马上电话找律师，探讨与邮局打官司的问题。好在结局是一个喜剧：小滢在离京前的几分钟，这个宝贝邮件到了她的寓所，使得小滢终于未带着遗憾和疑惑离开中国。因为赶飞机时间紧迫，她未来得及告知我，飞机上又不能打手机，于是她到伦敦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来电话，向我做了说明，希望我原谅她的焦急，这时我的心才如同一块石头落地。纪念册的命运让我们如此牵肠挂肚，足以说明它的珍贵无比。当我此时叙述这件一年多前的惊心一幕，似乎还有当时紧张的余悸。
这一切并非是故弄玄虚，当年在小滢纪念册上面题字的人中，有民国元老、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画家、翻译家……哪一个说出来不是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半个世纪以前的留言，少数人还健在，而更多的人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些墨宝所蕴含的精神却是永存的。当你读到冯玉祥题写的“要科学要民主要和平”；靳以的“不为一己求欢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方心安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我们的精神会随之感奋。还有李德全题写的“为正义不怕一切地往前去努力，只有如此才有中华民族的光荣！”；冯友兰的“同舟共济”；杨云慧题写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无憾矣！”；杨步伟题写的“读好书，说好话，做好人，行好事”；以及凌淑浩题写的“立志必要高尚，求学必求本根”……这些隽永的嘉言警句，不仅对当时小滢的成长大有裨益，而且对于当代读者立业修身、完善人格，也是有益的滋养。
正因为如此，所以将此纪念册编辑成书就成为我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2007年初，我看到电视正在介绍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吟诵的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又引发我的怀旧情感，以及对于小滢纪念册出版的思考。我想，这本纪念册收藏的美好留言，不仅是小滢的记忆，更浓缩了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人民心中的精神火花，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浓缩，何不让这些留在私人记忆里的宝藏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让更多的人享用呢？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编辑好本书，让许多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前辈的生命鲜活起来，让那些在我们民族最危机的时刻反映人民崇高理想的懿言重现。
于是我继续为出版该书想办法、求知音。一天我与年轻的副总编刘雁交谈，将我扫描下来的一些小滢纪念册中的典型留言给她看，刘雁以她青春的敏感和策划能力，认为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建议我再与作者联系，多多搜集，出版一本《小滢的纪念册》。在她的支持下，我们两人而后又从小滢那里找来另外两本纪念册，也同样珍贵。经过反复思考研究，我们确定出将留言墨迹与释文配以作者介绍、小滢回忆、亲情解读，名家谈名人等编书思路，并告以小滢，她当即表示赞赏。这一思路随后也得到总编辑的赞赏，更坚定了我做好本书的信心。
以后的日子里，我似乎又恢复了青春活力，是小滢为我提供的精神火种，点燃了我心灵的热情之火。无论日常的编辑工作多么紧张，我每天都要挤出时间，多数是在夜晚，静下心来仔细翻阅分析留言，然后凭借多年的社会联系，找相关作者和题字者的后代，请他们帮助解读题字者的情况与题字的精神。当我把这些传给丰子恺、靳以等后代的时候，他们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感谢的话语便如泉涌，支持与帮助自然不言而喻，这更让我感受到作为编辑肩负的文化传承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由于与英国伦敦的时差问题，我经常需要利用夜晚与小滢联系，近一年来基本是零点以后入眠。除了与小滢进行沟通外，要经常晚间打长途电话，听相关口述，整理口述文章，次日清晨再去单位继续其他书的编辑工作。小滢在国内外的同学和朋友都在关心着书的出版，随时帮助我解读。参与本书的名家后代，家学渊源，他们对于本书的热忱令我感动。特别是本书顾问吴令华、皮公亮、杨静远给予我的鼓励与支持，如同为我注射了兴奋剂。假日里我的电脑几乎24小时开机，每个时辰似乎都在电话和电脑联络、接收、修改、整理着稿件，分析着留言，即使超负荷的工作，仍然可以保持充沛的精力。远在英国的小滢经常来电子邮件，及时回答我的问题，不断地为我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为了此书她两度往返于伦敦和北京，充满激情。当读者看到本书，了解了小滢还在少年时就曾写血书要求从军，到抗日前线，要为国家牺牲在战场上的豪情壮志，那么就会理解小滢为本书出版给予的热情支持，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于时间紧迫和岁月沧桑，许多留言作者或者他们的家人至今没有联系到，那么本书的出版还有多重意义：如果您是当年的题字者，我就代表读者感谢您给21世纪的人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并祝您健康长寿，请您尽快与小滢联系，让你们的友谊继续延续；如果您是留言者的后代（仍遗憾地说，本书展示的留言中许多名人后代，由于时间关系等都未找到，如司徒慧敏、纽永健、汤佩松等等），希望您把看到题词的感想与我们交流，亲情的再现一定会给您带来无比兴奋的精神享受；如果您是留言者的朋友，就烦劳您为我们传递出版信息。
我深知，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其他多种原因，加之我的阅历不深与精力不足，本书一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和不可原谅的错误，希望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新的解析线索，使前辈的爱国与求真精神得以更完美真实地挖掘、解读与再现。至于其他难以避免的遗憾（比如有些题词字迹模糊，辨认不清），就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感谢名家后人吴令华、杨静远、皮公亮、章洁思、丰一吟、梁文蔷、罗久芳、宗璞、赵新那、商志馥、郭玉瑛、冯理达、叶明明、肖文、梁思薇、余桢、舒济、浦丽琳以及方克定黄民智夫妇等亲情参与、精辟解读和为本书提供资料照片。感谢《珞嘉岁月》主编陈荷夫（纪念册留言中的名字为陈克胥）、北京武大校友会王国才以及李四光纪念馆马胜云先生给予的热情鼓励与支持。感谢武汉大学档案馆李娜女士、我的朋友陈德生先生无私的帮助以及北京好友王作勤大姐的热情支持。作勤大姐为我多次联系宗璞女士，办理快件。宗璞先生在得知我的请求以后，年近八旬的她马上从昌平赶回北大的家，不顾身体疲倦，接受作勤代表“百花”的约稿。方令孺先生的后代，88岁的肖文女士（退休前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在大手术后不顾身体疲劳为我提供她母亲的照片。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万分。本书的编辑过程可以说就是在感动包围和亢奋中坚持下来做完的。在本书出版之际，向给予我极大支持帮助与体谅的各方朋友们以及我的亲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高艳华
2007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