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1892—1982）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1910年7月以“榜眼”考上清华留美公费生。
赵杨步伟（1889—1981）原名兰仙，学名韵卿，安徽池州人，医务工作者，后从事教育。
小滢回忆
有关赵伯伯与赵伯母的回忆
我与赵伯伯和赵伯母很熟悉，赵伯伯虽然是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但是博学的他没有一点儿架子。赵伯伯的这个留言是1946年秋天在纽约为还是小女孩的我写的，选自英国名作家路易斯·卡洛尔写的《艾丽丝走到镜子里》一段特别怪的自己创作的英文诗，有许多英文字典里没有的字，赵伯伯把它翻译成的特别怪的中文诗，自己又创作了中文里没有的字，加上了注音符号在怪字旁边。赵伯伯曾经翻译过《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和《艾丽丝走到镜子里》，两本为儿童写的书。赵伯伯的这个题字，有别人所没有的特点。所以他的女儿名字“len Sei”（父亲给三妹起的名字为Lensey——赵新那注）就没有中文字，只有拼音！赵伯伯就是这样的怪人！
赵伯母是一个爱丈夫、照顾丈夫无微不至的人，但是对孩子照顾不细致，就是她最后一次生病（癌症）需要住院医治，临出门前，还在嘱咐着赵伯伯的衣食住行。她的孩子们对于母亲的感情远不如对父亲的感情深厚。赵伯母对我特别好，还教我怎样做中国菜呢。
赵伯母不仅是赵伯伯生活的贤内助，而且是事业上的好帮手。比如，赵伯伯讲学，赵伯母就坐在下面，有时候还经常递小纸条提醒。我爱人老秦还亲眼看到过。那时老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书，赵伯伯从美国来英国，在伦敦大学做报告，赵伯母坐在前排，不时递小条子给赵伯伯，提醒他要加一些内容等等。大家都觉得很好玩儿。赵伯母是一位很能干而且很保护她丈夫的人。有不少人怕她，不喜欢她，但是我特别喜欢她，因为她真诚，虽然嗓门儿大，人是很可爱的。赵伯伯很尊敬她。有一次他和我说，他们家分两派，一派是凶派，一派是蔫派。赵伯母是凶派的头头，赵伯伯是蔫派的头头！
赵伯母是一个好人，她不仅对丈夫，对家人、对朋友都是有一股子热情。她的留言就鲜明地概括了她的人品与追求，“读好书，说好话，做好人，行好事”，更应该是每一个好人都应该践行的。如果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是在这样地度过，我们的世界将是多么美好。
我想把新那姐姐写赵伯伯和赵伯母丰富经历的文字介绍给读者，以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他们。
亲情回忆
我的父亲赵元任
赵新那
父亲和清华
父亲和清华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1910年他被录取清华第二届公费留美，在被录取的72名中名列第二。1920年留学回国前邀请他的地方很多，但他选择到清华学校任教，但在清华时间并不很长就被借走给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作翻译。1925—1929年父亲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他又回到清华，住在老南院一号。父亲当时只有33岁，是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讲授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等课程并指导学生从事研究。王力就是他那时指导的学生之一。王力牢记导师对他论文的批语，他说导师“用铅笔小字作眉批，专找我的毛病，其中最严厉的一句批评的话，就是‘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后来成为我的座右铭”。王力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32—1933年，父亲虽然已经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院员（仍然在清华兼课），又被清华大学借去接替梅贻琦先生担任清华留美监督处主任的职务，完成监督处结尾的一年半的工作，梅先生则回国接任清华校长。1938年以后父亲侨居国外四十余年，他也从来没有忘记清华。清华校友聚会少不了他，并且他总要唱清华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和“叫我如何不想他”，这充分表露出他对清华的怀念。1973年、1981年他晚年两次回国，我陪伴他回到清华大学。他看到了清华的巨大变化，也没有忘记到工字厅、大礼堂和老南院，一个一个地方慢慢地看并照相留念，回顾他在清华的岁月。
童年和少年时代
父亲出生在天津，三代同堂，童年跟着他祖父在北方度过。祖父做官，家庭生活比较优越，他在家念私塾。9岁他祖父去世，全家人回到了老家江苏常州。父亲在家乡度过了他的少年，先读私塾，后来进了“洋学堂”溪山小学，接受新式教育。父亲12岁那年，他父母在同一年先后去世，父亲到苏州他大姨妈家暂住一年，又回到常州由伯母照管。15岁第一次离家到南京江南高等学校预科（相当于高中）读书。1910年，未满十八岁考取清华公费留学，远离家乡到国外求学。
父亲自幼就表现出对周围事物非常关注敏感。比如他喜爱观察自然现象，他观察仔细，好提问题，善于思考。父亲曾说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碰到月全食的情景。当时人们迷信，按那时候的规矩，大家拿着锅呀，桶子呀，乒呤乓啷地打，似乎这样一来天狗吓得会把月亮再吐出来。当官的穿起袍褂恭恭敬敬地行礼。父亲当时年仅六岁，他的兴趣却是观看月亮好像月牙儿似的，但又跟平常看的月牙儿不一样。他看见月牙儿越来越小，觉得最后应该是变得没有了。但是出乎自己的意料，月亮并不是变得没有了，反倒变成了一个红红大圆的东西。他很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告诉他。父亲说过他对天上的东西总是喜欢看，也喜欢问个道理。对天文的兴趣成了他一生的嗜好。他后来上大学选修天文学课程，考试成绩获得一百分。他曾在读书的年代花了很大的工夫撰写《中西星名考》和《中西星名图考》，刊登在《科学》杂志上。1933年和1954年父亲为了看日全食，他开着汽车拼命地奔跑，寻找能观察日食最好的位置。我还记得1933年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观看日全食的情景。
除自然现象，父亲还注意到周围接触的多种不同的方言，对这些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留神听各种不同的口音，并跟着学。家是原籍江苏常州，但是住在北方得说“官话”，所以父亲最早听的是带常州口音的官话，自己说的也就成了一种不很纯粹的京音。他天生有副好耳朵能够分辨声音的极小差别，他还有一副最会模仿的发声器官，什么声音一学就会。父亲从带他的周妈学会说保定方言。为了跟表弟一起玩耍，他跟表弟学会了说常熟话。父亲跟家乡请来的陆老师学会用常州话念书，后来到苏州又学会说苏州话。父亲年龄还没满十二岁就已经会说北京、保定、常熟、常州、苏州多种方言，并牢牢记住。不仅如此，在苏州他还跟表哥学会用反切说话，使得不懂反切的人听不懂他说的话，后来进一步学用倒转反切说话，这样熟悉反切说话的人也不容易识破听懂。学习不同的方言似乎是父亲的兴趣、生活的乐趣，这种乐趣成了他一生的事业。我还记得曾问过父亲，为什么研究语言，他回答：“好玩儿。”
父亲求知的愿望很强，他不知疲倦地学习，而且兴趣非常广，他什么事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也许跟童年读私塾时陆老师教书方法有关。父亲说陆老师虽然非常严厉，但是反对读书不求甚解，老师经常讲解课文生字，父亲四岁开始由母亲用方字块教他识字，六岁进私塾，那时白天读四书五经，晚上还听他母亲教吟唐诗。进溪山小学“洋学堂”以后，与读私塾完全不同了。在学校课堂里学习国文、数学、英文、历史、体操等很多种课程。除此而外，父亲如饥似渴地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他跟同学组织了一个“青年集益社”，并且购买书籍建立一个图书室供社员借阅。他自己借阅的读物，有翻译的外国小说如《鲁滨孙漂流记》，有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还借阅过《儿童心理学》、《教育歌曲》、《音乐教科书》等。可见他兴趣广，且看出他对音乐有浓厚兴趣。他大姨妈也曾托他借《福尔摩斯侦探案》和《汤姆大叔的小屋》等书阅读。他业余时间还创办了《课余》杂志，自己主编科学部分。由此可见父亲不仅兴趣那么广，而且活动精力又是何等充沛。父亲曾经说过自己对新鲜事物总是感兴趣。父亲考入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后，尽管课程比小学高深，仍然坚持进行大量的课外阅读。他买了一本《马氏文通》，是马建忠撰写的中文文法书，父亲说该书完全比照西方语文的文法，读起来很感兴趣（他后来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任教时曾将《马氏文通》作教学内容）。他向美国老师卡佛尔（Carver）借阅世界名著，他读《福兰克林自传》后决心作一个完人。他读了《世界通史》后被书中倡议的“世界国”所吸引，说要做一个世界公民。
父亲从小还表露出对科学事物的兴趣，喜爱探索，喜欢动手试验。在他仅六七岁的时候，曾经有人送他一个三寸放大镜，他竟能完全靠自己琢磨而发现放大、倒影、阳光下聚焦取火的几种功能。入学后，在生物课上曾看过死狗解剖，留下深刻印象。他试用透镜自装望远镜和显微镜，用盐和冰块儿混合达到零下二十度等等。
父亲童年、少年时代开始流露出对一切新鲜事物的敏感。对求知的迫切，探索和追求新事物的强烈性格，奠定了他创新的一生。
留学十年
曾有人采访我父亲怎么会想到去美国留学，他回答说：一方面受他第一位美国老师（江南高等学堂英文教师Carver）的影响，另方面自己喜爱科学也是一个原因。他认为出国学习能更好地学科学。父亲考取清华庚款公费留美，本来大学学习四年毕业，他说自己极喜欢美国生活，竟一连住了十年。
1910年7月，父亲参加清华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头天考国文和英文，他两门均合格，获得准许继续考的机会。五天后参加代数、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历史、德文、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三角、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和拉丁文这样多科目的考试，父亲以总分七十三又五分之二被录取，在被录取的七十二名中名列第二。这也许与他在校什么课都学（中学选修德语），课外广泛阅读有关。
当年录取后，8月整装出国。父亲剪掉辫子，换穿西装，由游美学务处胡敦复等三人监护，乘10200吨“支那号”海轮第一次到美国。父亲在旅途中经过胡敦复的指点和帮助，明白了工科跟理科的差别和关系，从而放弃原来打算学工科的想法，决定学理科。父亲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主修数学，同时选物理课和实验课之多也足够算主修物理了。父亲大学四年学习成绩突出，数学得过两个一百分，一个九十九分，天文学得一百分。他1913年、1914年先后被选为两个荣誉学会会员，获得两把金钥匙。1914年父亲毕业时，总分全校第一。若干年后父亲听说他仍然保持康奈尔大学历史上平均成绩最高的记录。
父亲在大学读书时选修的课程领域很广泛。就那二年级的课程说，他选修了现代哲学发展史、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课堂讨论、仪器的设计与制备、实验物理的近代发展、力学与热力学、有限群理论、系统心理学、语音学等。他曾对人说自己在大学时，并没有打算什么都学，只是觉得不能集中学习少数几种科目。他在大学几年选修的课程从哲学、心理学、语音学到音乐（和声学、对位学、作曲）等课程。他学一样，钻研一样，并没有因为是选修课而马虎。甚至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引起了他的注意。例如大学他选修德语课，课外他又通过函授学习法语。法语函授采用“听——说”的教学方法，作业通过录音寄给老师听并由老师纠正。对这种教学方法父亲非常欣赏。相比之下，德语老师本人虽然是德国人，可是一个学期下来就没有听老师说过一句完整的德国话。课堂里不是老师用英语讲解课文，就是学生将德语课文翻译成英语。虽然学的课程是德语（外语），但学生大部分时间听的是英文（学生的母语）。父亲很不以为然，他没有管这一套，他自己跟读私塾时的办法一样，大声朗读和背（德语）课文，最后他的考试成绩获得优。从父亲对待外语的学习看出他的思路是多么广，学习是多么认真，同时有自己的主见，学得活。他后来从事语言教学的工作，始终采用这种“听——说”教学法。
他的广泛兴趣还表现在课外参加的多种活动上。如音乐会、体育锻炼和竞赛（他曾在大学三年级时的运动会上获得一英里竞走冠军）、世界语聚会等等。父亲一贯坚持课外大量阅读，如在大学期间除去选修哲学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罗素和杜威的哲学著作，以致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课程都已学完。父亲还阅读文学作品，他完全被英国著作家Lewis Carroll两本儿童奇境记著作所吸引，回国后出色地将这两本书翻译成中文。摄影更是父亲的爱好，他在摄影技术方面并不高明，而主要是记录生活。他保存下来的数千张自己拍摄的照相记录了他的一生，记录了他的时代。有好多生活照片是非常有趣味的。父亲兴趣之广泛，精力之充沛，真令人敬佩。
父亲1918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连续性：方法论的研究（Continuity-A Study of Methodology）》，继而获得一个博士后旅行奖学金到芝加哥和加州两大学深造。1919年应聘返回母校任物理讲师。父亲留学美国一连十年，学习及活动相当紧张，但他心底里始终忘不了自己的故乡。早在出国前，父亲大概十三岁的时候，日记中曾记载自己世界观的改变。他开始以现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认为清朝当然不久覆亡，期待着革命的到来。父亲到美国的第二年听到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消息，中国同学都为此异常的兴奋。远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归根结底想的是改革和社会进步，从父亲两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第一，他是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第二，他深入系统地考虑中国语言的研究和改革问题。
1914年6月父亲跟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任鸿隽、杨杏佛、竺可桢、胡明复、邹秉文、邹秉志等十多人在任鸿隽的宿舍里进行热烈而严肃的议论，准备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出版月刊杂志。他们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刊物《科学》，1915年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第一卷第一期。“中国科学社”在同年正式成立，其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父亲和任鸿隽等五人被选为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董事，任鸿隽被推选为董事长和社长，父亲为书记。他们为集资办刊物省吃俭用。父亲在一段时间内，午餐只喝汤与吃苹果馅饼，以至于营养不良而病倒。为出版第一卷第一期《科学》，父亲业余投入大量精力，他撰写文章（《心理学与物质科学之区别》）、科学小品，翻译文章和新闻，谱写歌曲等。杨杏佛当时是刊物的编辑部长，常向我父亲索取稿件，曾附以打油诗：“寄语赵夫子，《科学》要文章”。父亲在寄稿件时也以打油诗回赠：“文章已寄上，夫子不敢当，才完又要作，忙似阎罗王。”
1915—1916年间，父亲日记中多处记载自己考虑学成回国做什么，考虑自己最适合做什么，并且时常和同学议论中国语言的问题。他说自己也许适合研究中国语言问题（1915年3月日记），又想到自己一生的工作也许是国际语言、中国语言、中国音乐和认识论（1915年5月）。1916年元月日记又记载：“我大概是个生来的语言学家、数学家或音乐家”。2月日记中再度表示自己“索性做一个语言学家比任何其他都好”。
留学期间父亲与胡适——他的同学和终生好友，时常在一起讨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16年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同学会新成立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与我父亲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年会文学股的论题。胡适说他写“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学”，要我父亲写“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父亲非常认真地做准备，他在撰写文章过程中，从中国的文字问题、中国音韵学写到改革方案，越写越多，远远超出原来计划的内容，最后不得不分成三篇文章，加上胡适的一篇，组成“中国的语言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系列文章刊登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
父亲在文章中首先提出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存在，并列举事实说明。他指出一方面要科学地历史地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另方面要改革中国的语言。父亲不是凭空提问题，他有一定的国学基础，有对中国方言的不少知识。父亲又通过听课和文献阅读学习以了解西方语言学、音韵学的研究工作。他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学者的工作对自己研究及改革中国语言有启发和帮助，但不能生搬硬套。他结合自己掌握的中国实际，提出研究中国语言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外国学者所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外国学者不了解中国语言问题。父亲强调研究中国语言问题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要客观观察，要统计要分析。最后一篇文章提出自己初步考虑要进行改革的问题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文章结尾时父亲说，写文章真正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引起人们对研究中国语言问题的注意。他说文章写完了，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
撰写这篇文章距今已经八十余年，那时父亲才二十四岁，大学主修的是数学，他正在研究生院学习哲学，准备博士学位，怎么转到语言问题上呢？改行了吗？没有。父亲早已对语言问题有兴趣，他学贯中西，且文理哲融合一起，知识又广又深，所以在事业中能创新，能做出很大的成绩。父亲的一生是一个用现代的方法历史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语言的典范，也是创新的典范。
回国投入语言文字研究与改革
父亲1920年留学回国到1938年侨居国外，这段时间正如他自己说的“一方面要科学地历史地研究中国的语言问题，一方面要改革中国的语言。”
他回国后在清华学校任教，给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作翻译，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从事教学培养人才和进行研究工作，到中央研究院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的工作。中间曾两度出国（1921—1925，1932—1933），到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师从专家，学习西方语言和语音学，参观语音实验室且进行实验。
“五四”投身国语运动
1920年9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到老同学胡适家喝茶，他第一次会见了“国语研究会”的汪怡、钱玄同和黎锦熙等先生，一见如故。他们广泛深入热情地讨论中国语言问题，父亲印象非常深刻，钦佩这些学者们所做的研究工作。父亲发现他们有些想法竟与自己几年前的想法不谋而合，不到一个星期父亲就被选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父亲很快地投身于国语运动。父亲回顾当年，说自己曾在国语运动方面很活跃。
首先他致力于推行国语统一的工作（推行普通话）。1922年出版他编著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和灌制的国语唱片。当时是根据“国音统一会”1913年通过的人工国音，所谓的“老国音”录制的，父亲被公认为世界上惟一能用这种语言发音的人，显然无法推广。1935年出版《新国语留声片课本》及灌制唱片采用的是《国音常用字典》的标准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实际上父亲1925年就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进行教学，改编一套为外国人学中国话的课本，录制相应的唱片），这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是一致的。在推广国语的过程中，父亲在《国语留声片课本》序言中说：“目见不如耳闻”、“耳闻不如口读”，提倡采用“听——说”教学法的主张。三十年代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父亲又充分利用广播方式推广国语。父亲一贯注重利用科学上的新发展。我还记得当年父亲带姐姐和我到广播电台唱注音符号歌协助他推广国语，同时父亲总喜欢让孩子们多见识新的东西。这也是他教育子女的方法。
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父亲热衷于创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的工作。早在1916年他在《中国语言的问题》第四篇“改革方案”就提出另文字拉丁化问题和自己的方案，并与反对者进行辩论，阐明自己的论点。回国后，父亲和“数人会”的刘半农（数人会的创始人）、黎锦熙、钱玄同、汪怡、林语堂等人共同研究，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在蔡元培的影响和努力下终于1928年9月26日由当时的政权机关正式公布。父亲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呀，他在日记中用国语罗马字写下了他的激情：
G。 R。yi yu jeou yueh 26 ryh gong buh le。Hooray！
（国语罗马字已于9月26日公布了，好哇！）
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五四”运动文字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父亲也进行了很多尝试。父亲在1916年的文章中讨论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问题，同时注意到写的白话（Written）和说的白话（Spoken）不一样。父亲推动白话文的运动，一是尝试用白话文翻译小说；二是翻译剧本，并用口语搬上舞台；三是为当代文人写的新诗谱曲，也可以说是推动白话文的一部分活动吧！
父亲在大学读书时就被19世纪英国作家Lewis Carroll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和《走到镜子里》两部儿童小说所迷恋，早就想将这两部书翻译成中文。他所进行的不是一般的文字翻译，而是探索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一种实验，并且用口语。1922年在第一部书的译者序中说：“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白话文）很难翻译到‘得神’，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作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原著里有些字是字典里查不到的，是作者为了表现儿童的心理、思维和语言而编造出来的“文字游戏”。为此，父亲下了很大的工夫，译文也很考究，以中文的“文字游戏”保持了原著的风格。1932年初父亲又译完第二部《走到镜子里》。父亲说：“在这本书里，我把双关语译成双关语，韵脚译成韵脚，在《艾丽丝漫游奇境记》里，我没有能做得那么好。”第二部书的最后清样毁于战火，一直等到1968年，经过整理和重新翻译一部分，才作为《中国话的读物》中的第二卷在美国出版。
1927年父亲将另一位英国作家A。A。Miline的剧本The Camberley Triangle用北京口语编译成中文，剧本改名为《最后五分钟》。他亲自导演，请几位清华学生表演，并在清华学校礼堂演出。随后父亲又将这脚本写成汉语与国语罗马字对照版本，加序言，附学术论文《北京语调的研究》，成为一本书出版。这本书既是推广国语罗马字的读物，又是研究北京语调的学术论文，还是戏剧脚本。三十年代初父亲曾参加由中国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和余上沅组织的“北平小剧院”活动，他是从推广国语和研究语调的兴趣出发参加戏剧导演，甚至亲自登台表演。
1928年父亲创编的《新诗歌集》出版。“新诗”包括了“五四”时代胡适、刘半农、徐志摩、刘大白等新知识分子的新体诗，父亲为新诗谱曲，进行音乐方面的尝试和创举。
以上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他的革新精神。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现代语言学家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年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父亲接受了创建语言组的任务。可以说，父亲那时起正式把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为语言组订了两大计划，一是计划在几年之内，把全国的汉语方言及非汉语方言都调查一遍，整理并建立档案作以后研究语言的参考资料；二是建造一个一流的语音实验室。那些年他整个精力都投入进去了。这是他一生的理想和抱负。
父亲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是一个多语言和多方言的国家，也早有兴趣。他幼年就听什么学什么。1920年他给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作翻译时忍不住试试用地方的方言作翻译。他最得意的是在长沙用他刚在旅途中跟一位长沙人学的长沙话作翻译。讲完了过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我父亲：“赵先生，是几时回省的？”学生以为我父亲是湖南人，国语（普通话）说得不太好，却不知道父亲是国语的底子说湖南话说得不太地道。父亲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他后来经常讲述这段故事给朋友们听。
父亲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及从事研究时，于1927年开始进行方言研究工作。第一次的方言调查选择吴语，这并不是偶然的。常州、常熟、苏州语均属吴语，也是父亲从小就熟悉的方言，这给方言调查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他和助理杨时逢回忆，他们一路上非常辛苦，我父亲却兴致勃勃，经常干到深夜。在两个多月里，他们记录了吴语区33个地方的方言，访问了二百多人，记录了63名发音人的话。调查后父亲写出《现代吴语的研究》专著。这部书为后来的方言调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受到了语言界的推崇。《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年）写道：“《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在他主持语言组工作时，他领导调查汉语，李文桂则负责非汉语方言调查。他亲临实地进行调查工作，1929年调查广东和广西粤语，1934—1937年他和同事调查了安徽的徽州话，江西五十七处、湖南七十五处和湖北六十四处的方言。父亲提出个别方言作尽量详细的记录和深入的研究，示范的作品就是《钟祥方言记》。父亲方言调查专著有《钟祥方言记》、《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合著）、《中山方言》、《台山语料》、《绩溪岭北音系》等。除汉语方言记录外，父亲还做了藏语和瑶语歌曲的记音，并发表有关专著。
父亲早在1924—1925年旅行欧洲期间拜访西方著名语言学家，特别重视参观语音实验室。他到德国访问著名语音学家海因尼兹（Wilhelm Heinitz），参观其设备精良齐全的语音实验室，该实验室是当时语音实验室中心之一。同年到英国Stephen Jones语音实验室进行实践，加上在大学学习物理就打下了良好的声学基础，这一切都为后来筹建语音实验室创造了很好的基础。1934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到南京新建的大楼，父亲进行规划和建立语言组的语音实验室并亲自监督建造工程。隔音材料、仪器设备等都由父亲挑选和购买，部分在美国购买并亲自运回国。父亲说，录音设备日新月异，他老是使劲地紧追着，从在广州的蜡筒时代起，经过光铝片、涂面铝片等等，出什么，买什么。据多年跟随我父亲做助理的杨时逢回忆，南京的语音实验室有四大间，隔音效果很好。室内装备有当时最新的录音设备、音浪机、留声机等几十种仪器。父亲亲自设计的一个超高频的扩音器比美国买回的音质好，扩音效果强。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到他的实验室玩儿，给我讲隔音板的用途，得意地给我看他们的录音设备。父亲利用这个实验室完成了不少语言研究工作，灌制成千张方言调查铝片音档。
1936年语音实验室已经建成，并且正在运转，大量的方言调查工作正在进行，父亲正在计划福建方言调查工作，此时不少国外专家学者前来访问语言组和参观语音实验室。夏威夷大学教授参观后来函请父亲到夏威夷大学做访问教授，并给高薪。父亲客气地回信拒绝了，理由是方言调查工作、民众教育的罗马字化的工作都需要在国内进行，只要条件还允许的话，他需要留在国内。
三十年代父亲撰写并发表好多篇重要的语言学文章。其中一篇别人引用得最多的是1934年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上用英文发表的《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57年全文转载在马丁·裘斯编的《语言学论文选》中。裘斯说早期音位学，很难想得出一篇比赵的文章更好的。这篇论文现在已成为音位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1930年发表的《一套标调的字母》是父亲设计的一套五度制标调字母，为记录和研究汉语以及其他有字调的语言声调提供了准确和方便的工具。很多人用这套标调的字母但不知其来历。五十年后（1980年）《方言》杂志重新发表此文，并得到作者同意，将这篇用国际音标发表的原文改用英文拼法发表，方便读者。三十年代发表的出名的语言学文章还有《听写倒英语》、《中国字调跟语调》、《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也是三十年代我父亲、罗常培和李方桂三人花了几年工夫合译的。几位译者商定将全书作一忠实读的翻译；改其错误；加入新材料；改用国际音标注音；一部分重编。这部译作获得原作者高度评价。从这部译作再次看出父亲对翻译工作从来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而在翻译中有改进有创新。回顾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父亲不论在语言或是音乐方面，全心投入改革和创造。迁居到南京，父母亲是做永久打算的。《杂记赵家》第九章的题目就是“在南京做永久的计划”，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情和内心的想法。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攻上海，战火逼近，全家人随机关迁往内地，先到长沙，1938年到昆明。父亲计划的方言调查工作暂时中断，语音实验室不能迁走，只好丢下，当时只把能搬动的仪器及灌制音档唱片、书籍和资料运往内地，自己家里的东西几乎全部丢下没有带出来。父亲离开南京之前跟母亲商量将自己从1906年开始写的三十余年的日记和多年拍摄的几千张照片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资料寄往老同学Bob King家保存下来。父亲在昆明，听说南京家一切都毁了，父亲请假出国前给老朋友胡适的信上说：“房子无确息，听说大部被抢一空。我的书除手头常用语言书，余皆是‘goner’（无可挽回的东西，下同——作者注），esp。（特别是——作者注）多年的乐谱等。日记及自拍的Snapshots（照片）则在Bob King处了。所以说声去，什么都得从头儿买起，就是好多东西都买不着了。我曾经有个创刊号集，有几十种期刊的创刊号，现在除《科学》首四本在重庆，余皆是goner了。”
语音实验室的建成和方言调查工作的进行，体现了父亲的远大抱负和工作热忱。他始终非常怀念那段紧张而又充满乐趣的工作。1973、1981年他两次回国，都回到南京，到北极阁下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再看一看。他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看，还在他当年工作过的办公室坐下拍照留念。
异国生涯，语言大师
1938年以后父亲侨居国外四十余年，1954年入美国籍。他从事汉语教学，继续语言学教学及研究，发表大量论文，出版几部重要语言学专著，他被世界公认为语言大师。
父亲教书教了一辈子，曾教过物理、数学、心理学、哲学、音乐史、音乐欣赏等，而他最喜欢的是语言教学。为统一国语（普通话），他编写《国语留声片课本》，并灌制课本的留声片。华侨要学说国语，父亲编写广东人学国语的教材。他在美国几十年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教西方人说中国话，教说国语和广东话，他编写《国语入门》和《粤语入门》教材，并配有相应的录音唱片或磁带。他在教学实践中累积经验，建立自己一套教学理论，建立他的教材系列。
父亲说，语言是一套习惯，学习外国语就是养成一套特别的习惯。习惯这东西是养成容易改变难，所以小孩儿从没有习惯起头儿，养成习惯容易，大人已经有了本国语的习惯，再改成外国语的习惯难。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小孩子学话快。父亲说学习外国语的内容分成发音、语法和词汇三个主要部分。
父亲的语言教学指的是学口语，他一生从事活的语言的研究和实践。在他的教学实践中，他认为发音的部分最难，也最要紧。他要求学员想方设法跟所学语言接触。不论在上课或自修的时间，天经地义，就是想法子让学生跟语言的本身接触。其次，强调用“听—说”教学法让学生练习。这是他语言教学的原则。比方说，四十年代在哈佛大学他主持ASTP（美国陆军委托大学办的中文班）中文班教学，父亲编写了口语教材，自己配制唱片。他每天只有一小时用英文上大班课，其他时间他训练助教分小班练习。自习时间学员也是听唱片，练习说话。十个月的短训班获得很好的成绩。所有的学员虽然有好有次的，但都还能说中国话。成绩最好的两名后来当了美国大学教授。父亲教的粤语速成班同样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父亲告诉我们，一次他带学生到唐人街广东人开的饭馆吃饭，并用粤语对话，饭馆服务员问那学生：“你什么时候从中国回来的？”父亲为此很得意，当晚日记中记载“不错！”
在国外，父亲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汉语教学教材系列，包括口语教材，如1947年的《粤语入门》和1948年的《国语入门》；阅读教材，如1968年的《中国话的读物》；语言专著如《中国话的文法》；工具书如《国语字典（简明中国话的字典）》等。这些都是用英文出版的。
父亲的语言研究和他的教学活动通常结合在一起。他通过暑期语言讲习班专题演讲、各种学术会议宣读论文、作专题报告或系统讲学论述自己的研究工作并进行交流。比如他几乎每年参加在美国的几个大学的暑期语言学习班；1946年父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成立大会上用法语作大会学术报告（题目The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Symbolism）；1959年他曾应邀以中华基金会语言学讲座在台湾大学作了有关语言问题的十六讲；1959年又以傅尔布莱特研究学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在日本京都大学作中国语音学和文法系列演讲。他的每次报告或演讲都是认真、充分准备，且进行试讲。他讲解深入浅出，举例生动，并且很幽默。在他日记中常看到类似这样的话：“报告中穿插的笑话得到预期的反映。”
父亲侨居海外四十余年，继续发表和出版有关语言的论文和专著，特别在退休以后更专心致志从事论著。大部分是用英文发表或出版的。
1959年作为台湾大学文学院丛刊之一，出版《语言问题》一书发表父亲在台湾大学的演讲记录，全书十六章。该书系统地讲述了语言学以及与语言学有关系的各项基本问题，可以说是用中文写的第一部普通语言学的书，是父亲的重要著作之一。19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父亲为新版写序。他谦虚地说：“这书自从1968年再版以来又十多年了。现在又有再印的计划，总是还有点用处吧？”
196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Language and Symbolic Systems（语言和符号学），原著英文。这本书本来是根据《语言问题》一书改编的，内容有好些出入。这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世界各地语言界的重视。我在父亲文件夹中就看见列出的书评四十多篇。这书出版后在几年内便被译成法文（1979）、日文（1972）和西班牙语（1975）出版。
在语法方面，《中国话的文法》是父亲最重要的著作。1965年曾于加州大学内部出版，1968年正式出版。中国百科全书1988年介绍说“这是一部方法严谨、系统分明的大书，有很多创见意义”。还说“无论从立论的深度说，还是从影响的广度说，《中国话的文法》都是最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之一”。这本书致献给我母亲，父亲说：“我太太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所以我致献这部书给我太太。”此书原著为英文，1979、1980年先后由吕叔湘先生摘译、丁邦新先生全译成中文。
1976年《中国社会语言集——赵元任论文集》（英文）出版，论文集编入了父亲近年关于中国语言的二十六篇论文，按关于中国方言及语言统一的各方面；关于方言比较及西方比较及儿童语言问题；关于语言的哲学方面，例如逻辑与文法的关系；关于中国语言应用各方面的结构四个部分编排。
父亲晚年也从来没有停止研究工作，当时重点进行中国通字方案的研究。《通字方案》一书是父亲最后的一部著作，1973年周恩来总理很关心地问及该书的出版。这部著作1983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惜父亲自己没有看到。
我国语言界一向给予我父亲高度评价，称他是“中国语言学之父”。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赵先生以活的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他引导我走向了这条新路。”我国另一位著名语言学家、父亲早年的学生王力教授说：“赵先生以前的语言学家其实是语文学、文字学家。”父亲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研究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他是一位富于开拓精神、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人。
父亲的成就和贡献也为世界所公认，他是惟一当选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45）的中国学者。1960年当选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三次荣获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46年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Litt。D、1962年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LD、1970年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人文荣誉博士。1954和1968年两次荣获谷根函（Guggenheim）奖金，该奖金授予过去的工作中表现出具有最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或表现出具有很强的创造能力的人才。1959年获得奖金以傅尔布莱特研究学者（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名义到日本京都大学讲学。1967年加州大学授予教授研究讲座称号（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这是该校授予教职员的最高荣誉。1981年父亲最后一次回国，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称号。
“业余”的音乐作曲家
父亲在音乐方面的活动大
部分是业余的。但是由于他的音乐创作跟随时代前进的潮流，反映了“五四”以来一代要科学、要民主、要改造社会的进步人士的思想感情，所以很有影响。1928年出版的《新诗歌集》正是在那个时代的创作，该歌集的万言长序表达了父亲的音乐思想和观点。我的姐姐赵如兰，哈佛大学音乐系教授，编写了《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1987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关于父亲音乐创作方面，请读者详见赵如兰撰写的《我父亲的音乐生活》，在此不详细讲。
还乡
1938年，父亲接受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邀请赴美任教，全家人又到了美国。1946年，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我和我的老伴儿黄培云从美国返回祖国，父母亲也准备第二年启程回国。后来听父母说，我离家不久，父亲收到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请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电报，父亲回了一封电报婉言谢绝了。后来父亲没有如约回国，而应加州大学之聘请到柏克莱任教。父亲说：“在回国的途中路过加州，结果‘路过’了三十多年。”
1973年父母亲带着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回国探亲访友。父母亲出国三十五年，第一次回来，心情非常兴奋。到北京的第二天大早，自己就叫了汽车去看望我的舅舅和舅母。四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分别三十五年之后又见面了，真是高兴得无法形容。几位老人又是照相，又是回忆往事，相互问长问短，没有个完。我也带着两个二十多岁的儿子赶到北京去看他们从没见过的外公外婆。
父亲写了一个他想见的人员名单，共七十余人，都是几十年前的朋友和学生，多数只有姓名，没有地址和工作单位。在接待单位的努力下，这些人差不多都见到了。父母亲非常感动，父亲说：“这简直是一项科学研究。”父母亲除了看望亲友外，就是看老地方，如当年父母结婚后住的地方，父亲和罗素一同住过的地方等等。父亲还回到家乡常州，到青果巷看看自己小时候的家，见到堂弟一家人。父亲在常州一所中学跟师生用常州话进行座谈。离开常州时，父母亲特别带上两盒常州烧饼回美国给朋友们品尝家乡风味。
5月13日晚上到5月14日清晨，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和刘西尧一起接见了我父母亲，交谈了整整三个小时。周总理还邀请了父亲的许多老同学如竺可桢夫妇、邹秉文一家，老朋友如吴有训夫妇、周培源夫妇、黎锦熙、丁西林，还有赵朴初等。父亲平时话不多，那晚却抢着说话。总理和我父亲谈到文字改革，谈到父亲正在研究的《通字方案》。总理跟我母亲谈到她祖父杨仁山居士所创立的金陵刻经处的修复工作，还谈到计划生育问题。父母亲非常钦佩周总理渊博的知识和对情况的熟悉。会见中，总理还请大家吃了一顿别有风味的夜点，粽子、春卷、小烧饼、绿豆糕和馄饨等，一个个都做得小巧玲珑、式样别致，适合老人吃。父母亲离开祖国几十年，吃到地道的中国点心，心情格外高兴。总理还遗憾地说，可惜没关照厨师熬点北京的粥给大家吃。会见的气氛极为自然、随便。以后人们问起这次会见，父亲总是用“亲切”两个字回答，来概括那次难忘的会见。
父母亲在国内见到了许多亲友，看到了家乡的巨变和祖国的进步，临走时对我说，过一两年一定再回来。父亲用英文题为Return of the Native（还乡）写了回国这段的回忆，末尾他说：“回中国看亲友的一个月，又激起了我们内心的家乡感情，以致离开中国的时候又像是离开家了。所以，当我们在告别时说‘很快我们再见’，心中是认真地在考虑着再见。”由于母亲健康情况，他们未能一同再回来。母亲于1981年3月1日在美国病逝。
1981年5月，父亲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再次回国。父亲已经是八十七岁高龄，他仍然远程回国与亲友再见面，我大姐、大姐夫和四妹陪伴父亲一起回国。我一家人也都到了北京看望我父亲。父亲不仅看到外孙和外孙媳妇们，还第一次看见一岁半的重外孙黄又新（又新这个名字是我父亲给取的名），可以说，我们四代同堂了。父亲从来都是喜欢小孩子，在北京时，一有空就跟重外孙玩儿，听他背唐诗。我们姐妹陪伴父亲回老家常州，到南京和上海。父亲见到了许多亲戚朋友。
他非常高兴见到了许多语言界和音乐界的同行朋友，这次回国特地带着正在研究的《通字方案》稿，在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组织的座谈会上，来听取国内同行的意见。会上父亲谦虚地说自己是落伍的语言学家。他介绍国外的情况，介绍自己的自传，并听取对《通字方案》的意见。音乐界与父亲会见的人更多。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小型演唱会，演唱我父亲的歌曲。父亲兴致很高，自己也站起来用无锡话唱他著名的歌曲《卖布谣》。对唱歌时的歌词问题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上海音乐学院听完演唱，父亲对《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演唱特别满意，他站起来走到演唱者面前握手说：“你唱得对。”父亲时常听人把这首歌唱得“太洋”了。演唱会结束后，父亲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唱《卖布谣》。父亲还跟贺绿汀院长畅谈中国音乐问题。回到北京后，父亲和我们全家人受到邓小平亲切的接见，北京大学授予我父亲名誉教授的头衔。回国这短短一个月，可以说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一年最高兴的事情。
父亲的一生是快乐的，有意义的。他的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一生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样样干得都很出色，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了不起有成就的人。他把工作的乐趣和生活的乐趣融为一体。他把名誉、地位、金钱看得很轻、很淡，但很看重自己的事业，很看重友谊和家庭。他不赞成读死书，强调创造、强调科学的态度。他自己就是一个敢于改革、敢于创新的人。
父母亲的婚姻
赵新那
父亲的改革和创新精神不仅表现在语言研究和音乐创新上，在婚姻大事上也是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摆脱封建习俗。记得听父母说，他们两家都曾为他们包办订了婚姻。母亲还没有出世就订了婚。父亲也有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妻。他们反对包办婚姻，父母亲各自先后解除包办婚姻，通过自由恋爱结合。父母亲讨厌各种繁文缛节，从不讲究排场。父亲自己草拟并印制结婚通知书，在中央公园自己拍照，选择在格言亭合拍的照相作为结婚照。自拟并手书结婚证书，贴上四毛钱印花。他们的结婚通知书上写“在1921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证婚人为朱徵，胡适”。在通知最后附上“除贺信、文章或音乐作品，以及对中国科学社的捐助外，绝对拒收礼品”。父母亲的婚姻被报纸誉为“新人物之新式婚姻”，在知识界一时传为美谈。
在金婚之际，他们合写《八十年、五十年回忆》，生动活泼地谈论他们共同度过的五十年。母亲说：“元任！我们这两个性情强固、嗜好不同八十来岁的人，怎么能共同生活都到了五十多年的金婚日子还没有离婚，真是料想不到的怪事。当日我们不要仪式和证婚人的理由，第一是我们两个人都是生来个性要争取绝对自由，第二恐怕离婚时给证婚人找麻烦，但是没料到两个证婚人胡适之、朱徵都过去了，而我们两个人还在一道过金婚呢！”在金婚纪念时刻，父母亲还按照当年结婚时候的主张，除了用笔墨自己创造的礼物，一概不收礼。亲友们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样做了。他们自己押胡适《贺银婚》诗韵，母亲写《金婚》诗“发发牢骚出出气”，父亲写了《答词》。
一、《贺银婚》胡适
蜜蜜甜甜二十年，（将银婚二十五年误写为二十年——作者注）
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外国习俗Kiss the Bride——作者注）
记得还时要利钱。
二、《金婚》韵卿
吵吵闹闹五十年，
人人反说好姻缘。
元任欠我今生业，
颠倒阴阳再团圆。
三、《答词》元任
阴阳颠倒又团圆，
犹似当年蜜蜜甜。
男女平权新世纪，
同偕造福为人间。
父母亲结婚近六十年（只差三个月），生四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父母婚姻是美满的。受老人家的影响，我结婚，我的两个儿子结婚，除完成必要的法律规定的手续外，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请亲友们不要送礼。
父母亲在世时就嘱咐我们，他们去世后不要举行任何仪式，要实行火化，并将他们两人的骨灰一同撒在太平洋，一方面表示他们属于世界，另方面希望随着太平洋环流回归故土。我们遵循父母遗愿，这样做了，遵照母亲遗愿，母亲部分骨灰撒在南京她的祖父杨仁山居士墓旁）。
名家后人群言堂
关于冠夫姓
梁文蔷
关于冠夫姓，这与我们这一代及上一代女人的心态有关。如果自认其自我价值有赖夫君，则以冠夫姓为荣，譬如：蒋宋美龄。另一种女子不想冠夫姓，但是认为这是传统，不应改变，不可改变，不敢改变，不准改变，或不能改变……于是遵守传统，冠夫姓。还有一种女子，根本没去想，没有深入思想的能力，接受家庭社会传统的摆布，认为是天经地义。
另外一种女子，自己有能力有勇气要决定自己的名字，而选择了婚后仍然用自己的名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