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是否总与一个具体的地名有关，就我三十多年的生活体验来说，应该是有的。这正如一场盛大的电影，情节的错综复杂总离不开导演虚掩在幕后的指导。导演也是一个名词，然而另一个名词——地名，是我从那一段时光中抽身出来好久之后，依旧牵扯着，或者指挥着我的——我的家乡。把一个人局限在一个地方，无疑是堕落的，有某种囚禁或者执迷不悟的意味。
——题记
1
杨埠村有座不起眼的桥，叫杨埠桥，一个村民组因桥得名。十里之外若向路人问起这座桥名，没人知道。换一个名堂问起，银珠塔，对方便会恍然大悟，哦，有那个地方，手指会伸向西北的重峦叠翠之处。这太有趣了，一个村，集几千人之众，名头竟不如一个缺乏实物（指塔本身）的屋场来得响亮。更有趣的事情还有，问“就是那个祖传中医蔡奶奶的村子”时，结果是一样地出乎意料。银珠塔太大了，一百多户人家，祖上也实在爱热闹，簇拥在一个天井之下，黑暗，逼仄，潮湿和混乱。我出生的时候，家已经搬出了银珠塔。我有必要提到这个名字，不是说我对某个地方盛名之下的鼓吹，更不是摒弃，而是从身份认证的立场开始，让自己有一个确定出处——一个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人，很容易对出生背景形成拷问和怀疑。人们纷纷从银珠塔拆迁出来，以示求新和独立。一个只有历史重量的名称不足框定分散以后的格局，东西南北各成气候，所以也各自命名为东头组，西头组，搬到银珠塔对面山脚的叫塔脚组，靠近杨埠桥的叫桥头组。盛名就这样被分割掉。现在的银珠塔，除了塔久已淹没在史书当中，人呢？也从一种意识形态当中找到了释放，我能理解的，相似于《白蛇传》中的雷峰塔的倒掉，一个个都变成了自由的白蛇身。
我就读于杨埠小学的时候，一位老师曾经充满发誓气概地说，要是银珠塔的学生能够升学中皇榜，他头顶地前来吃喜酒。那是一个民办老师，却声名远播，文能绣花，书法能替人保媒（成功率极高），武能炼铁成金。满天下的桃李总从四面八方赶回来探视于“闺中”。他的话我不得不听，也不得不信。我所熟知的“60后”、“70后”出生的数十众后生，考取中专两人，塔脚的当了老师，桥头的做了医生，东头和西头组还生根在塔基上，一个跳出龙门的都没有。桥头后来又陆续出了两名大学生，那已经是老先生退休之后的事情。所以他的话是算数的，灵验了。
他的话像是一种诅咒。
2
我一出生，随父亲的入赘便改了姓氏。这对于杨埠桥是一种异数，对于曾祖父下的族系分支来说也是一种异数。奶奶经常怨言，是曾祖父种下的因果，他在世的时候，在堂前东边种下的栗树长成了参天大树，在堂前西边种下的板栗树干高不及两米。这是一个长江东流入大海的暗喻，肥水流入了东家的田。奶奶和母亲经常呆坐在板栗树下叹息，一叹叹到天凉。天凉时节的一个早晨，板栗树挂满刺疙瘩，狗在树底下狂吠，我啼哭着出生在堂前西头。我泼皮，并且成长得很快。经常带着西头的堂妹在她们家门前的栗树下玩，甚至攀上高枝，将小指头大小的栗子摘满口袋。那小玩意儿栗子，可以炒来食用，香浸舌喉。在炒之前，生的还可以插上竹签，在平地上转成陀螺。对于我们，它简直就是充满趣味和诱惑的尤物。堂妹们爬不上粗壮的栗树，我盛气凌人地欺负她们，我生下来就是个喜欢欺负女孩子的坏蛋。
某一年冬天，堂妹家的栗树不再是常青树了，掉了个光头，春后死掉。这并没有妨碍堂妹的妈妈，我叫她阿姨的女人一个接一个地为她们添加了两个妹妹。正值计划生育政策抓紧，再不能往下生了。所谓树倒猢狲散，我的，属于那棵树的快乐结束了。树桩还在，成了拴牛桩。我不敢再靠近那墩树桩，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趴在树桩上哭，没有眼泪，哭声泥浆一样浑浊，粗粝沙哑有破碎感，然后他抹一把干涩的眼，看见我站在不远处，眼球红得像烁炭，想要点着我。
我们家的板栗树看上去老了，但它依旧茁壮。剩下的童年，我数着板栗回忆流失的快乐。摆弄的板栗，像极了牌桌上的色子，丢奇数偶数是不确定的，同样一个家庭生男还是育女，人无法算计。有些人想不明白，我尚幼，也想不明白，想了好多年。
3
奶奶是个好强的人，父亲又生性刚烈，具有奴性的母亲自然约束不了。老虎在笼子里面总是咆哮得更厉害，况且笼子门没上锁，于是老虎破门而出，闯荡到更开阔的地方去了。父亲就是那只老虎。他是只不往巢穴里衔食物的独虎。
母亲带着雌雄两只虎崽，疲于生计。
贫穷太漫长了。我记不清我们吃过几顿肉。猪油也匮乏，常年闻着菜子油吃饭，我都腻了。如今没有人理解我反感植物油的原因，红烧肉当前我也从来不表现出君子风度。对那段时光的回忆，我总会想起解放初流传民间的一句顺口溜，“正月素肉肥肉两边扒，二月菜里寻油渣，三月箩里孩子哭妈妈”（注：正月从肥肉里找素肉。箩，竹制摇篮）。那也是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的写照，念起时，心头总涌满酸楚，眼眶潮湿。两个场景我一直记得。一晚，菜是三碗，香油炒白菜，香油炒韭菜，咸萝卜。我吃了少量的饭，把碗筷使劲往桌上一推，冲着桌子喊，吃不饱，吃不下，人又不是木头。母亲坐一旁，碗筷也在手里，木头一样，听。我开始以为她是装着没听见，我继续喊，数落这样数落那样。母亲本来就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此时，静静地听了一段，然后只能点头，我埋怨父亲的同时也埋怨她，她也点头，点得那么认同。昏暗的煤油灯，我看不见她的眼睛是否湿润，久了，才感觉自己的面颊有液体，是热的液体。于是我将头转向黑暗，黑暗的墙上有一扇窗，灯光贴着我的耳郭照着窗外的树枝，扑朔迷离。到了半夜，我穿着背心裤头，跟着她，到河沟里挑水浇灌干枯的田。经过那次，我不再埋怨，我总是笑对母亲，觉得我的微笑是属于大家最后的快乐。大概到了冬天，放学，挑水将水缸填满，然后将牛从牛栏牵入屋内，添了草，我还没走进厨房，一股有别于往常的香油味扑面，里面洇散弥漫，我嗅着鼻子，抄着手走进去。母亲以为塑料油桶内剩油几无，往锅里倒，一大块黑糊糊的油垢滑进锅里，显然这是她没想到的，试图用铁铲重新装进油桶内，没有成功，索性将切好的萝卜倒进去。那一锅烧萝卜就是当晚的红烧肉，确实好吃，成为那晚幸福记忆的一部分。
我练得一身做庄稼的好把式，后来却与农活擦肩而过，太可惜了。现在经常这么想。我长得和那只逍遥的老虎一样壮观，完全能够应付农耕时期的各种主要靠力气成就的活。别人对我评价中肯而动听，但是我自己清楚，养分的供给不足，破衣烂衫里头包裹的只是宽阔的骨架。我经常觉得乏力，如今依旧觉得乏力，乏力成了我精神或者骨髓里的常态，从青春期开始延绵不绝。这也为我提供了一种借口——我不止一次地去咨询过远近闻名的蔡奶奶，像英文（Go to see docter）可以直接翻译成去看医生，我就是去看望那个老人家，与看病其实无关，长大后的自己已经是医生了。
4
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蔡奶奶的药房和学校仅有一墙之隔。药房的窗口正对着学校的回廊，煲药的弥香在校园内飘散，我是从那时候就喜欢上这种与医疗有关的味道，与我后来选择医生这个行当应该有内在的关联。
没有人会忘记那个老师的诅语，银珠塔出来的一丘之貉，我只是乌合之众中的一个。我对于读书不抱什么希望，跟所有青春期的适龄儿童一样，去完成一件工作而已，不过我觉得属于我的工作过程好玩，近乎享受。母亲姊妹中的老三，我叫她姑姑，她总是背着我，不让有机会在去学校的沟渠边耍赖，更大的可能是沟渠对于一个顽劣的孩子始终潜伏着危险。从另一个角度看，独生子就是一个家庭的秤砣。
一眨眼。我觉得在人背上生活的两年只是一眨眼之间，直至二姑姑犯了腿痛的毛病。年纪轻轻的腿常痛，竟没有引起家人的关注。奶奶常说，那是风湿，遗传的，她自己有那个毛病，大姑姑也有。大姑姑嫁了个清贫的人家，出嫁在我出生之前，是否敲锣打鼓我不得而知，我所能记忆的是，她与这个娘家没什么铺张和隆重的来往。最隆重那次我记得，被两个壮汉装篮子抬回来（注：篮子相当于轿子，人平趟着，盖着被褥，多用于月子里的妇女和病人），后面跟着姑爷，一副落魄的样子。大姑姑的腿痛发作了，严重了。据说在当地经过了数月的治疗，看来是越发严重，这样才想起杨埠村有个名头响当当的蔡奶奶。
那个将中药的气息黏合在我小学时光中的蔡奶奶，就这样走近了我的亲人和他们的病。
我喜欢蔡奶奶，甚于亲奶奶。她戴一副眼镜，镜脚有着金色的链条，面色白皙，一头干净的银发，捋在脑后的髻，一根古铜色的竹簪绾在其中。她是我见到的最有气质和知识底蕴的女人，在她的年龄段上，被天所养，我经常这样认为，人间烟火久已远离她而去。
大姑姑躺在简易的床上。裤子退到膝盖处，露出老树枝一样的大腿，映衬着白色床单。我屏住呼吸站在那里，看着“树枝”上创面，腐朽得任意有一只虫子或是蛆会从里面钻出来。蔡奶奶说她患的是骨疡，须经刮骨疗伤，祛除腐肉，方可生肌，久之脓疡才有可能结痂。在场的奶奶、二姑姑和母亲都看着猥琐的姑爷，没有人敢出声。我向来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但丝毫不影响我替别人拿主意。我说，蔡奶奶厉害，什么疑难的病都治得好，听她的。我无数次的“在场”为我的发言，在那一刻，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为我的话语权争取了信任。最后大家都同意了。
一个月过去，虽然大姑姑的腿远没有愈合的迹象，但是疼痛减轻了，肌肉变成了正常人肌肉的颜色，流的是鲜血，渗的是清水。无法继续待在我家，她的家已经荒芜很久了。二姑姑也进行相应的治疗。很长一段时间，“蔡奶奶”成了我家最通用的词，一直到我上初中住校，其间大姑姑去世，二姑姑嫁进大山，她瘸了一条腿，爬不上山头，成了享受抬篮子的第三种人。
5
杨埠村盖了不计其数的楼房，这应该也有我的功劳。
算来已经是十七八年以前的事情。奶奶也去世了，我原本可以这么写：奶奶终于去世了，再三思量觉得这样不妥当，奶奶是舔着我疼的好奶奶，然而父亲的不归，和她的不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于这个家来说，对于我和母亲来说，生活是不完整的。苦难蔓延的岁月，我甚至经常有个冒险的想法，奶奶若是患上老年痴呆或者搬去任何一个姑姑家久住，那样才好，我和母亲肩头的重担可以卸给父亲，这原本就不是妇孺的重担。1989年奶奶73岁，卧床三天，一睡不醒。生前苦难得漫长，临终一点痛苦都没有，微笑着并把微笑带去了另一个世界。父亲对操办她的后事尽心尽力，这又让我看见了另一个责任感苏醒的父亲的回归。我们家烧了五年的窑，青砖和小瓦从土窑里淬火而出。这口窑是方圆十里地内唯一的土窑，这极大地方便了杨埠人，他们想将房子建在哪就在哪，想建多高就多高，想建多宽敞就建多宽敞。木头、水泥、小瓦、青砖和石灰构成了建房的全部。
我怀念那段汗水浸泡的时光。
经常在想起家乡特有地形形成的漏斗型天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扭曲，家坐落在山窝里，山的弧形走向最终没有形成包围而是在某个度数上改变成放射状，机耕路是我视野的路线，杨埠的出路在视野的最前方上坡，坡顶便是窑厂。窑厂管住了眼睛也管着野心，将我的游历生活与童年时光断然分开，所以我描写中的窑厂无疑就是个相当重要的主角。
我们都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我们都吃力地往一个有既定结果的方向上赶的时候，已经是秋天。枯水期，少雨，从深塘里手推肩扛起来的黄泥，晾在平地上，干得透彻，堆起来像一座小山，我曾经怀疑半球形的窑体看上去像个孕妇，怎么也容不下一座山的，然而苦役和汗水就只为填满她贪婪的小腹。黄泥经过搅拌才变成熟泥，一半搬进棚子，瓦匠在四面透风的毛棚里制瓦。我撂着双泥腿，跟着父亲和一群制砖工在露天里，从砖架上转移砖坯，跑起来屁颠屁颠的，跑得双腿成泥塑。初秋太阳似老虎，我曾经热切地希望，瓦工的凉棚借我蹲上一刹那，今生的我或许会成为一名手艺不错的瓦工——一段两米来高的泥墙，一张将泥墙削成泥毡的弓，在木轴上旋转的瓦盘，一只裹着布衣的瓦桶（制瓦的模具），一张时时刻刻舔在瓦桶上瓦刀，地面被细沙覆平，干净凉爽。太写意了，如果除去我性格中的不安分因素，我其实可以选择并热恋上这种职业。所谓高屋建瓴，有立足高远而高风亮节的意味。
砖瓦坯被列队存放，又晾了许久。我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拎着水壶，在砖瓦的队列中穿行，风干过快它们会发生皲裂，便喷些水，我将它们看成生命，侍弄周全。山民卖柴火的也排长队，我又成了记账员。然后不久，砖瓦进窑，窑门封掉。爆竹会在一个夜色浓浓的下午响彻，整个杨埠人都能听见，我作为一个企业主儿子的存在，也在那一阵爆竹声中找到某种成就感和轻微的一阵风便能卷走的优越性。
奇货可居。出窑后的场景时常让我想起这个词，在我三十几年的人生经验中也经常被想起。譬如，作为一个好的医生；写出来的优秀作品等等。医生也好，写作也好，最终我没有选择成长为一名瓦匠，或者企业主的原因，应该联系到那些年烧窑的经历，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一年过去，家或者父亲最终的收益只是拮据地为我买上一件新衣服，然后从办年货中扣掉买衣服的钱。原始的手工作坊是基础，结合父亲粗犷式的管理，最后决定了结局。乡村这种结局的案例太多了，触动着我的神经，让我在内心里，将窑或者像土窑一样沉痛的包裹，无数次捣碎。
容器，繁复如混乱的银珠塔，杨埠村漏斗型天空和像孕妇的肚子一样的土窑。这些有形的物体，不过是上帝的智慧掷出的色子，我性格底色的着色物，应该是另一种外化的、颠覆往事秩序的最大化。我穷尽一生想找到的，还得继续找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