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碑是指碑文的内容属于科学技术范围之内的碑刻。
例如关于农业、林业、水利、环境保护、医药、手工业和地震等，都有碑刻传世。这些碑刻记载不同历史时期科技成果，不仅为科技的研究留下宝贵资料，提供了可靠信息，也是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极其重要的物证。
在石家庄市河北省博物馆中，藏有《棉花图》刻石、“练染”等。把棉花从选种、下种，田间管理、收获，以及纺纱、织布和印染等全部的生产加工过程，以图文形式勒石上碑。每幅图都附有说明文字和一首七言诗，另有乾隆亲题七言御诗一首。图画生动形象，文字言简意赅。
华北地区明清以来成为重要的产棉区，而棉花又是国计民生中十分重要的物资。为了倡导和推广种棉，为了使纺纱织布等手工业更加普及，为更多的人所掌握，最好的方法就是图文并茂地摹刻上石，想读想看的人不必花钱购买，“石书”又不易损坏，可传之久远。最适合棉农或想种棉的农民学习和了解。
在乾隆时担任直隶总督二十多年的方观承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选择画师和刻工，并亲撰说明文字。将图谱呈现给乾隆后，乾隆十分高兴，御笔题诗后，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镌刻成一套《棉花图》刻石。不仅翔实、准确地记录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棉花的栽培技术和加工生产的工艺流程，而且对于发展棉花生产、加快解决迫切的民生问题，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陕西省黄陵县的黄帝陵，周边地区植被状况不算好，可是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却郁郁葱葱，林木茂盛。这可不是一朝一代之功，自汉唐以来，人们一直怀着对黄帝的崇敬之情，高度重视黄帝陵区的绿化。尽管陕北地区干旱少雨，树木的成活率很低，然而，人们顽强植树的精神终于结出了硕果。特别是北宋仁宗皇帝，专为绿化黄帝陵降旨，敕令当地官员发动民众在桥山植柏1415株，并要求安排专人护林。当地官员特选三名护林员，为明确责任特刻石树碑，把三个人的名字刻在碑石上，他们是寇守文、王文政、杨遇。碑文明确规定免除三人徭役。碑文以文告的口吻还要求对“不畏公法之人，愚徒之辈，泼皮歹人，砍伐柏树，毁坏建筑，捉拿到官，痛打断罪”，重则杀头。
自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此碑刻立之后，历代延续下来。最终证明科学植树，精心保护，环境条件较差的黄土高原，也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树龄五千年的传说黄帝手植柏，据碑文介绍：高58尺，下围31尺，中围19尺，上围6尺，谚云“七搂八拃半，圪里圪瘩不上算”。1987年测量，30年又长出1尺，这是多么有说服力的证据啊！
同样的事例还有江西婺源县南宋朱熹家祖坟上朱熹当年亲手栽的杉树。据说1150年二月，朱熹从福建武夷山返回家乡，十二日到达，十四日扫墓，同时在祖坟四周栽下24棵杉树。当地县令出于对朱熹的景仰和尊重，特在朱熹祖坟旁边树碑建亭，碑文只有八个字“枯枝败叶，不得挪动”。家乡的人也以出了朱熹这样的大儒而自豪，对朱子手植杉呵护有加。尽管风雨沧桑，兵燹频仍，至今还有16棵存活于世。最高的一棵39米，粗3.10米，最大的一棵树干的木材达12立方米。枝繁叶茂，直耸云霄。事实证明，只要不乱砍滥伐，封山育林，森林覆盖率是完全可以提高的。
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学校内，有三块清代宋湘（1756—1826年）的《植树诗碑》。宋湘是清嘉庆四年（1799年）的进士，从嘉庆十八年（1813年）到道光五年（1825年），曾先后在大理、楚雄和曲靖等地任地方官13年，后来被调到湖北。宋湘在云南期间，非常重视兴修水利和植树造林，政绩卓著，百姓拥戴。他在大理任职时（1816年），曾个人出钱买了三石松树籽，亲自带领百姓在三塔附近的洱海岸边植树造林。调离大理后六年（1822年），宋湘听朋友说六年前在三塔附近种下的松树籽，已经长成小树林。他听了又高兴又激动，欣然命笔写下三首植树诗：
不见苍山已六年，旧游如梦事如烟。
多情竹根平安在，流水桃花一惘然。
古雪神云看几回，十围柳大白头催。
才知万里滇南走，天遣苍山种树来。
一粒丹砂一鼎封，一枚松子一棵松。
何时再买三千石，种遍云中十九峰。
宋湘不但是有作为的官员，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诗集中同情人民，反映现实的作品最有价值。大理人深为宋湘植树造林的热心和行动以及远大抱负和坚定决心所感动，把宋湘的植树诗刻石立碑，纪念宋湘，推动绿化，也激励后人。
江苏常熟碑刻博物馆藏有一块《白茆水利碑》，兵部尚书慕天颜奉命组织常熟和周边几个县的民众，合力疏浚白茆河，从支塘到海口，全长43里的河道全部获得整治，共用民工10万人次。工程之浩大为历史所罕见。疏浚后的白茆河沿岸，农田灌溉和水陆交通得到很大改善。
《白茆水利碑》刻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原立在常熟市东张镇。白茆河就从这里入海。
安徽寿县城南30公里有个安丰塘，传说始建于春秋时期。一说创建于战国时期。安丰塘北端有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祠，已圮。在祠的遗址中发现13块古碑，其中有孙叔敖造像碑和传记碑，另有镌刻安丰塘的位置、水源、灌区分布等情况的地图碑，历代重修安丰塘记碑和管理灌区的条例碑等。碑文的记载告诉我们，安丰塘水面面积为24平方公里，蓄水量近1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万亩，被誉为“神州第一塘”和“塘中之冠”。《汉书》和《水经注》等典籍中都有记载。比四川的都江堰要早几百年。
安丰塘地处江淮平原，东有瓦埠湖、城东湖（霍丘县城之东），两湖之间的淠河由南向北流入淮河。《汉书·地理志》云“潜（县名，已废），天柱山在南。有祠（即孙叔敖祠）。沘山，沘水（即淠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该书在“六安国”条下，有“如溪水首受沘，东北至寿春入芍陂”。意思是淠水先流入如溪，然后朝东北方向进入寿县后汇入芍陂。这里，“芍陂”就是安丰塘的原名。隋唐以后，由于芍陂在安丰县（已废）境内，因此才又称为安丰塘。宋元以后渐渐湮废，功能也严重萎缩。可是，选址的科学，布局之合理，一直受到世人的关注。1973年，联合国曾派人考察，给予高度评价。1988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著名书法家梁巚撰文书丹《重修安丰塘记碑》，对于明清以来多次修整安丰塘，使其继续发挥灌溉作用，以及周边官民对这一水利工程的重视都有详细记载。为我们了解江淮地区的水利水文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对研究我国古代农田水利建设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上述水利碑属于工程方面的碑刻；而关于水文方面的碑刻叫做《水则碑》。
江苏省吴江县有两块刻立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的水则碑嵌在东门外垂虹桥左右两边墩墙上，使碑桥一体。所谓“则”，就是测定和记录水位高低的道道，刻一道就是“一则”。道道有横有直，于是两块碑就分为横则碑和直则碑。
横道水则碑高2米多，共有七道，即七则。由第一到第七道就是由最低的第一则到最高的第七则。根据当时吴江县地势，水位在一则时，高田和低田都淹不上，随着水位逐渐上升，被淹的田的高度也逐渐上升。直到地势最高的田被淹，那水位就已经是七则了。水位达六七则，就表明是水灾了。就在碑上刻记某年洪水至此。吴江县的这通水利碑就有这样的记载，如在第六则上刻有“大宋绍熙五年（1194年）水到此”；第七则刻有“大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水到此”等。
直道水则碑长2米多，碑版上下各有两大横道，每个横道各有六个直道，每个直道代表一个月，上横的六直是正月至六月；下横的六直为七月至十二月。每个月下又有三小则，即每旬10天的三旬。这样，上下两大横道共刻有十二个月、三十六旬。
水则碑是测量水位的标尺，虽然不是以数据显示，但水位升降情况以及造成的影响却完全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来。这样，受灾的程度和面积就可以计算出来，并以此决定田租、赋税的减免，为公平合理地行政提供科学依据。这是横道水则的重要作用。
直道水则主要是观察和记录具体时间的水位涨落情况，把某旬涨到某则的水情向上级报告。达到受灾程度就在碑上刻某年某月某日洪水过则，留下历史纪录。
专家通过对吴江《水则碑》的研究，推算出从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到1954年，在这760年中，太湖一带的洪水有15年，其中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达到最高洪水的水位七则。吴江一带760年中的水位达到六则以上有过17次，达到五则以上的29次。
遗憾的是北宋宣和年间刻立的吴江水则碑，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就已亡佚。光绪二年（1876年）根据原碑尺寸又重新摹刻了两块，现保存在苏州碑刻博物馆。
吴江《水则碑》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我国是世界地震多发国之一。仅以明清两代为例，明代276年仅地震就发生165次；清代267年，发生地震169次。因此，关于地震的记载史不绝书。刻石立碑就是记录地震情况的手段之一。
在我国二十多处碑林中，四川西昌的“地震碑林”由于是主题碑林，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就更大了。
西昌地震碑林
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凉山州博物馆把他们收集和发现的载有地震内容的碑刻91通中的75通，安置在西昌市南的泸山光福寺旁的蒙段祠内，其余16通仍保留在西昌城乡的一些庙宇和坟墓上。这样就建成了全国唯一一处专门展陈地震碑刻的碑林。1980年7月，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碑刻所描述的地震灾害归纳起来有如下各项：
1.山崩、滑坡、地裂、喷沙、涌水、河川壅塞、邛海水溢，这是灾情表现。
2.西昌城垣倒塌二百余丈，庙宇、城楼、文武衙署、监狱、仓库尽行坍塌，民房一概倒坏：“遍城木石倒塞、不辨街巷”；这是财产损失。
3.“霎时地裂山崩，人感摇筛荡”，“生者骇得三魂杳杳入地，七魄悠悠上天”，“闻者心酸，见者哭泣”，“惊心丧胆”，“俱在露天坝搭敞棚栖身”，这是心灵创伤。
4.西昌县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震灾中，“除外来客民被压身死者不计其外，共计灾户二万七千八百八十家，灾民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二名口，压毙男妇二万六百五十二名口”，受灾户高达95%，灾民81%，死亡人数12%。这是死伤情况。
西昌地震碑林中的碑刻主要有两类：一是寺庙碑和祠堂碑；二是墓碑。前者记录了各类建筑物受损情况和重建的情况，后者记录的是罹难者的家庭和本人情况。这些个案所提供的资料翔实、准确，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