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26年9月23日的一篇题为《厦门通讯》的文章中说：
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写先妣而没有儿子姓名的；有头上横写着地名的；还有刻着“敬惜字纸”四字的，不知道叫谁敬惜字纸。这些不通，就因为读了书之故。假如问一个不识字的人，坟里的人是谁，他道父亲；问他什么名字，他说张二；再问他自己叫什么，他说张三。照直写下来，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写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糊涂……
有字的碑尚且糊涂，那么没字的碑呢？
且看形形色色的“无字碑”吧！
“无字碑”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陕西乾陵武则天墓前的那一通了。该碑碑额未题碑名，只有八条螭首相交，两侧各有一条腾空飞舞的巨龙。碑的通体造型稳重、庄严，只是前后左右不见一字。
这通“无字碑”一直是千古之谜。何以无字，众说纷纭。
其一：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盖世”，无法用文字表述；
其二：武则天认为自己究竟如何定位，是大唐皇后还是武周皇帝，有难言之隐；
其三：武则天故意把自己的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其四：继位的唐中宗对武则天无法称谓，称武则天为先帝呢，还是称其为太后？
其五：唐中宗李显虽然是武则天的儿子，却曾被废而后立，因而心怀忌恨，在李唐王朝中插进一个21年的“武周”更是奇耻大辱，为了雪恨，故意立“无字碑”，让她难堪、出丑；
其六：如何撰写、评价武则天，一直争论不休，由于没完没了，那碑就始终空着。
四、五、六项较为可信，原因是还没听说哪位帝王死前下诏就如何撰写碑文评论自己发表意见。
这倒给后来有“舞文弄墨癖”的人提供了有利条件。只是这些人大都没有正统观念和尊重历史的态度，只顾自己宣泄，逮着一块地方就舞起文来。弄得偌大一通碑成了老和尚的百衲衣，前面的文字漫漶不清，后面的文字又镌刻上去，叠床架屋，一盆糨糊。有感慨莫名地写道：“女主前朝事，千年恨未平”；有感佩当地百姓对武氏怀念和尊重的，诗云：“乾陵松柏遭兵燹，满野牛羊青草齐，惟有乾人怀旧德，年年麦饭祀昭仪”（明嘉靖年间镌刻）。郭沫若《咏乾陵》诗云：“千秋公案翻云雨，百顷陵园变土田。无字碑头镌满字，谁人能识古坤元。”由于年代久远，前人后人无法沟通、协调和照应，搞得鸡零狗碎，毫无章法。只有其中女真文的“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保存完好，旁边还有汉字译文。女真文十分罕见，因而十分珍贵。
“无字碑”并非毫无价值，像乾陵的“无字碑”和有来历的碑刻，往往给人提供联想的空间和思考的平台。
泰山玉皇顶的庙门前有一通形制古朴，碑头有石帽覆盖的无字碑，碑版平滑，未刻一字。是刻立时间最早的无字碑。
关于这通碑的历史一向众说纷纭，民间传说是秦始皇封禅泰山时所立。明代万历年间一位名叫张铨的进士登泰山时特赋《观无字碑一绝》，刻石铭碑，现立在无字碑左侧，诗云：
莽荡天风万里
吹，玉函金检至今疑。
袖携五色如椽笔，来补秦王无字碑。
明末一位学者意见略有不同，他认为不是碑，而是秦始皇在封泰山时竖立的“望表”。理由是碑石应就地取材，而这通无字碑的石料并非泰山所产，只有规格更高的“望表”，才须采用色呈黄白，晶莹光滑的石料。另外，封禅立碑理应刻字，只有“望表”才无须刻字。
清代有一本《泰山道里记》的书，反对上述观点，认为“始皇刻石见于《史记》，二世诏书亦刻其上，不应既有刻石，复立此碑。”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也认为此碑不是秦始皇所立，而是汉武帝所立，他也说“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碑也。”他又说“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郭沫若也支持这一观点，他在1961年5月《登泰山观日出未遂》诗中写道：
夙兴观日出，星月在中天，飞雾岭头急，稠云海上旋。
晨曦光晦若，东辟石巍然，摩抚碑无字，回思汉武年。
此诗刻碑后，就立在无字碑的右侧。
顾炎武和郭沫若的意见是根据《史记·封禅书》和《史记·孝武本纪》的记载，两处文字完全一致：
三月，遂东幸缑氏，（即缑山，在河南偃师——引者），礼登中岳太室（指中岳嵩山——引者）。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既然这样郑重其事地在五岳之首的泰山立碑，为什么不刻一字呢？有人认为汉武帝已在位三十来年，功德无量，一块体量有限的碑石如何载尽自己的丰功伟绩？因此不着一字，也就应有尽有了。这只是猜想，并无依据。
汉武帝在泰山立无字碑一定另有缘故。
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是从登中岳太室时遇到的那件颇有神秘色彩的“万岁”之声引发的。当时，“从官”在山下听到似乎有人在喊“万岁”的声音。问汉武帝听到没有，汉武帝“不答”；问下边的人听到没有，下边的人也“不言”。但对于极为迷信的汉武帝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分明是上天赐福“大汉”，永葆江山长治久安的告谕或暗示，怎能不感恩戴德，顶礼膜拜呢？然而，报答和感激上苍的地方却不宜选在中岳太室，五岳之首的泰山当为首选，又由于天机不可泄露，不便在碑上大书特书；当初汉武帝对此事就曾保持沉默，不置一辞。因此，受命“上石立之泰山巅”的“从官”们自然心照，无法在碑上刻字，于是，立在玉皇顶的这通碑就成了无字碑。
另有一种墓祠上的“无字碑”明显带有“预留”性质。
曹魏黄初元年（220年）魏文帝曹丕下令重修孔子旧庙。庙中立有孔子像，以及侍立两侧的弟子像，又“庙立七碑，二碑无字”。十三陵中竟有十二陵的神功圣德碑空无一字。这件事连清代乾隆皇帝都十分纳闷，他说：
明诸陵，唯长陵有圣德神功碑文，余俱有碑无字。检查诸书，唯徐乾学《读礼通考》载：唐乾陵有大碑，无一字，不知何谓？而明诸陵效之，竟以为例，实不可解也。
其实，后继位的皇帝为前朝皇帝撰写碑文原是历代普遍遵循的定则。明孝陵朱元璋“神功圣德碑”的碑文就是明成祖朱棣撰写的；明仁宗朱高炽撰写了朱棣长陵的碑文；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为他的父亲撰写了睿功圣德碑文。那么，后来新建的七陵碑文按理也应由他来写。可是，嘉靖帝却迟迟不交卷，以致后来全都成了“无字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有人推测，嘉靖帝迷信道教，崇尚老庄的“无为而治”，认为碑上无字才能表现出祖先功德无量，无字之碑比有字之碑更高一筹，更能表示祖先功德无法以文字表述。
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嘉靖帝自有难言之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仁宗朱高炽撰写的长陵碑文，把歌功颂德的词汇几乎用尽，嘉靖帝深感自己怎么也写不出比长陵碑文更好的文章。勉强写出来，也十分没面子；其次，献陵墓主明仁宗朱高炽，景陵墓主明宣宗朱瞻基，裕陵墓主明英宗朱祁镇和茂陵墓主明宪宗朱见深等人，很少有鲜活生动的材料可以利用，何况他们的政绩也天差地远，仁宗、宣宗的政绩尚可圈可点，大书特书一番也不算困难，难的是明英宗，先是宠信宦官，后来丧师土木堡，做过瓦剌的俘虏，再后来兄弟反目，发动政变，二次复辟，终其一生，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功德，诉诸碑文如何下笔？
既有这样的先例，后来的永陵（明世宗朱厚熜）、昭陵（明穆宗朱载厚）、定陵（明神宗朱翊钧）、庆陵（明光宗朱常洛）和德陵（明熹宗朱由校），全都在陵前竖立了“无字碑”并建碑亭。所谓“神功圣德”究竟在哪里，只有天知道了。
前文谈到乾陵前面武则天死后刻立的“无字碑”，有种种猜测，笔者认为全都不能成立。在帝陵之前刻立“无字碑”是帝王殡葬制度题中应有之意。所谓“凶礼”的规定，即在神道两侧各立一碑，右为《神功圣德碑》，左为《无字碑》。乾陵早在唐高宗入葬时，已经由武则天执笔亲撰了《述圣记碑》，记述了高宗李治生平史略和在位期间的“文治武功”，共46行，每行120字。由于不是帝后（皇后）合葬墓，因而未立《无字碑》。这样，武则天死后在与丈夫李治合葬墓前，按“双碑制”规定，就只少一通无字碑了。所以，现存乾陵的这通《无字碑》本来就该是无字的，并不是专给武则天刻立的，武则天只是个皇后，临死前她自己也已承认，因而没有资格独享一碑。这通“无字碑”的刻立跟武则天和继位的皇帝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并不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原因才造成了一通《无字碑》。
笔者这样的论断，有两件事例可以作为旁证：一是安徽凤阳朱元璋在其父母墓前刻立的《皇陵碑》和《无字碑》；第二是在南京明孝陵除《神功圣德碑》之外，也有一通“无字碑”，只不过这通“无字碑”刻成之后未能安放在孝陵，这在后面再谈。
先说凤阳《皇陵碑》和《无字碑》，这两通碑立在二百多米长的神道起点的两侧，各有高大碑亭，形制相同，左右对称。《无字碑》与《皇陵碑》同时树立，明显带有给后人留下评价余地的意思。当然也包含墓主神功无疆，圣德无量，无法以文字表述的意思。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盈若冲（虚空之意）”，碑版上面不凿一字，也就等于该刻上的全刻上了。明孝陵的《无字碑》现在立在孝陵附近名叫“红楼梦文艺园”的“太虚幻境”内。在这园内一处偏僻的角落里，在周遭参天大树的荫蔽之下，立有一通高大壮观的巨碑，通体无字，碑头已亡佚，龟趺开裂。据说是从美龄宫旁的水沟里发现的。这通碑被废弃的原因有人估计有两个方面：一是石质欠佳；二是帝王陵墓一向实行的“双碑制”已改革了，只立《神功圣德碑》，不再立《无字碑》。因此，这通《无字碑》刻成后即遭废弃。至今六百多年过去，碑身通体完好，只有龟趺有些许开裂，可见并非石料质量有问题，而是由于“双碑制”改为单碑制，才被无情遗弃。
也有原先有字，而后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变成“无字碑”。北魏时代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了不少这样的古碑，如晋阳城南介子推祠前石碑，九疑山大禹庙前石碑等等。他当时就说“今文字剥落，无可寻也”，“文字缺落，不可复识”。
大自然造成“无字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人为造就“无字碑”则是太不懂得“历史记忆”的威力了。
苏州玄妙观就有这样一通“无字碑”。
原来的碑文出自大名鼎鼎的明建文皇帝的侍读大学士方孝孺之手。那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方孝孺（1357—1402年）写的一篇记。记述清教、设道纪司和革除宋徽宗钦赐玄妙观五十顷香火田以充军饷等事。银钩铁划，大气磅礴。可是，后来方大人居然违抗君命，不肯为篡位夺权的明成祖朱棣草拟登位诏书，因此株连十族，连立在玄妙观里石碑上面方大人的碑文也未能幸免，被全部铲除。从此成为“无字碑”。
现存苏州玄妙观正殿右侧的“无字碑”碑座浮雕狮兽等纹饰，已经在风雨中度过六百多年的时光，如今碑头与碑体身首异处，残破不堪的碑头就躺在碑座的脚下。笔者询问了一些在玄妙观里健身、休闲和购物的人们，绝大多数不知道碑的故事，有字无字更没人关心了。
历史上最大的“无字碑”，莫过于山东曲阜城东八里寿丘的北宋宣和年间遗存的“万人愁”碑。传说寿丘是黄帝的出生地和他儿子少昊的葬地。宋徽宗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黄帝，于是，在寿丘大兴土木，建造宫观。又运来四通巨碑石材，欲凿成刻字后竖立在景灵宫前。据说运石料就用了15年。前进的速度为“日挪卧牛之地”。巨碑刚凿成，尚未题额刻字也未连接竖起，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渡过黄河，寿丘沦陷，巨碑一直遗弃在荒草之中。明代诗人李梦阳曾有诗感叹道：“丰碑不书字，遗恨宣和年。”1748年，清乾隆帝东巡，驾临曲阜，当地官员怕因巨碑无字埋没多年而触犯圣怒，立即下令就地拉倒砸断，即地方志所谓“仆而碎之，瘗之今址存数断石。”文化大革命期间，已成碎石的巨碑仍未能幸免，被造反派作为“四旧”，再次用烈性炸药炸成一百五十余块碎块。直到1991年，当地政府投资18万元，征地3亩，历时5个月，才将巨碑复原。当初，原碑一小块残片，竟用铁筛过滤沙土数吨，往往费时一周，仅得几块。复原的巨碑立在少昊陵南端。碑首图案雕刻精致；龟趺尤为精美，凿工粗犷有力，形体庞大壮观，昂首朝天，气势豪迈。碑身通体不着一字，然而，八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和人世沧桑尽在其中矣。“无字碑”是碑中的“另类”。唯其如此，也才有以碑喻人的事情。这样的事例还真不少。
南宋时候有个叫王锡老的人，节衣缩食收藏秦汉古碑。有一次声称“近得一碑甚奇”，原来碑上“顾无一字可辨”。朋友问他这是什么碑，王答不上来。朋友说：你这么爱好古碑却搞不明白，原来也是一个“无字碑”。这是调侃和嘲讽，隐喻王锡老附庸风雅，实则没有文化。（宋·周辉《清波杂志》卷七）
唐朝有个叫赵崇的人，满腹经纶，述而不作，只能夸夸其谈，却不会写文章，“号曰‘无字碑’。”（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
五代时候，后唐明宗要选一位宰相，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有人推荐崔协。反对者说：崔协不识字，虚有其表，号为“无字碑”，如果“误加采擢（提拔），无功幸进”，这样的文盲，宰相中有一个足以令人耻笑了。怎能容忍再加上一个呢？
五代时候还有个沙陀（少数民族）人名叫安叔千，后唐庄宗时曾指挥军队与契丹作战，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官至四镇节度使，其人“相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为（所作所为）鄙陋，人谓之‘无字碑’。”
“碑”面无字，已属遗憾。人而无文，又将何如？
“无字碑”留下联想的空间很大很大。
“无字碑”发人深省的地方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