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经济水平和人口数量分布的不平衡，引发越来越多的大规模移民。这不仅对发达国家是一项重大挑战，对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它们或是承担着失去年轻一代中最优秀人员的风险，或是面临着由不断攀升的移民所带来的不稳定威胁。这就是与这些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原因所在。在能够更好控制移民问题的同时，积极促进共同发展。我们也不应忽视例如对抗传染病、保护全球资产、能源安全、自然资源的使用，特别是水资源等一系列进程中新的战略挑战的重要性。
同时，国际秩序的混乱也导致了全球安全的失衡。危机的加剧孕育出恐怖主义。“9·11”恐怖袭击标志着超级恐怖主义新纪元的出现。解决地区性危机对我们的安全至关重要。正如伊拉克战争和巴以冲突，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加大了恐怖主义对我们的威胁。
最后，全球混乱造成了权力的不平衡，挑衅着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制度。
如今，核扩散对人类的威胁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诱惑不胜枚举：当各个国家都想方设法使它们的领土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时，核武器具有战略性；当是否拥有核武器是影响国际地位的一大因素时，核武器具有政治性；当可以通过网络进行非法贸易营利时，核武器具有利益性。
这种情况下，国际应对手段也捉襟见肘。虽然它们仍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支柱，但是其本身确实存在着掌控力问题，而相关管理条例也不完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并不断对其进行完善。国际核不扩散与安全机制得以存在是基于它给我们带来的信任：这意味着它具备不断调整的能力去适应当下出现的挑战。
面对这一国际情况，我们要么选择继续各国间的竞争，要么果断选择开始合作。而各国之间的竞争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所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合作。
二、在这条走向创建新的国际秩序的道路上，美国、法国和欧洲担负着比任何他国更多的责任。
原因何在？因为我们都是拥有世界共同理想的民主政体，因为我们都是富有的国家，而且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促进国际社会发展、向更多的国家传播我们的理念。
首先，携手合作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的命运相互联系、我们的友谊源远流长，我们的历史彼此交织，从约克镇之战到奥马哈海滩登陆，从罗尚博和拉法叶捍卫美国独立到马歇尔计划使获得解放的欧洲重新迈向繁荣民主。今天，我们再次联合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现今，我们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
欧洲是美国唯一的国际盟友。从政治角度考虑，事实如此。与那些分裂我们的因素相比，联合我们的那些因素要强大得多，我们拥有相同的基本价值观：民主、人权和对个体社会角色认知的认同。
从经济角度考虑，事实如此。欧洲既是美国的主要投资目标，也是美国的主要投资者。
而从安全角度考虑，事实亦如此。我们在情报领域的合作堪称典范。是否建立这样一个平等的伙伴关系，由我们掌握着这样的决定权。美国强大了、开放了，使欧洲受益；欧洲有实力了，担负起责任了，也使美国受益。欧美是同盟而非对手。我们现在共同行动，事半功倍，这从黎巴嫩事件中可见一斑：从1559号决议的通过到去年夏天危机的解决，我们的通力合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要建立起这样的关系，我们双方都要付出努力。欧洲不独担所有的政治责任。今天我看到欧洲的两个迫切需求：首要任务是重建一个真正共同的方案并采用新的奠基文献。
其次，欧洲需要扮演起军事强国的角色。军事力量与政策支持，相互脱离就会成为灾难。欧洲防务对北约的作用无可替代，加强它，就是加强欧洲保卫世界安全的能力，也促进其承担好这份责任。我们去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身上见证到了这一事实，见证到了欧洲保证了那场选举的安全，从而促成了刚果以及整个非洲大陆的稳定。从另一方面来说，北约在苏联解体后重要角色的调整也必须得到欧洲防务的肯定。
从美国自身而言，它必须更好地考虑到世界现实的情况。最近的重大危机已经体现出：在这个不对称的、充满冲突的世界里，一次数月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衍生连年无休的危机。因此较以往而言，军事应该成为政策性和平战略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相信武力可以带来民主。
美国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的军队有多强大，而在于它能够体现进步性和现代性，在于它对尖端科技的掌控，还在于它的国土与文化对世界各地的吸引力。从外交层面看，它的力量在于能利用不断更新的影响力向世界传播他们的民主意志。在于通过对话达成共识，让尽可能多的国家来接受我们的政治选择使它们尽可能获得成功。事实上，现代权力就体现在影响力和共同行动的能力上。让我们与他人共享我们的认识，让我们证明我们有明确的方向和坚定的信心。孤掌难鸣，只有团结才会强大。
我们的合作必须是在全员参与的前提下进行全球管理，这是最有效的途径。
我们两个国家共享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对世界共融的渴望。我们必须要树立一个榜样，让我们成为创立国际新道德的先驱，并坚守如下重要原则：
第一项原则是：就算是在反恐斗争中，我们也坚决尊重各项权利。因为从长远来看，安全与公正唇齿相依，冲突来源于挫折感和不平等。民主对恐怖主义能作出的最好回应是忠于自己的价值观。
第二项原则是：对不同身份的尊重。他们身处各种紧张局势的中心，虽然更多地去为他们考虑，这本身只是一个道德的要求，但我们的安全也同样依赖于他们。
第三项原则是：保证在法律框架内使用武力以确保集体安全的首要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行动的合法性，才是一个彻底地解决危机的方式。我们可以从最近的黎巴嫩看到这一点：通过支持联合国的决议，与各党派取得了一致并且获得了所有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才使得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黎巴嫩起到作用。
在这些原则的作用下，通过新的多边政策，我们将能够重新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国际管理机制。这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
世界将会出现更多具有代表性的决策机构。我仍然相信，尤其是安理会的扩大，是加强其合法性的必要措施。更多地考虑到日本、德国、一些主要的新兴国家以及非洲的重要性，是将来我们的决策被所有人接受的重要保证。
这也意味着在危机管理中决策机构需要更加活跃。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我认为举办月度的安理会成员部长级会议将会是很有效、很有必要的手段。
更清楚地说，我们需要有与风险相等同的应对手段。联合国需要一支真正具有实力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今天，近10万维和士兵被部署在世界各地。联合国秘书处，像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一样，需要长久稳固的力量。从长远来说，拥有一支真正的联合国军队是我们必须树立的目标。
这是国际组织能够充分承担起它所肩负的集体责任的方式。为了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应对突发事件，我们一定要贯彻“保护责任”，这是联合国已经认可的法国提出的决议。这让我不得不想到达尔富尔悲剧，这也许会将整个东非或者更大的地区，卷入一个毁灭性的、危险的冲突。
我们还必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运用这些原则，使全球化更加人性。
从世界范围来说：这便是我提出建立世界经济理事会的原因，以更好地开展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对话，确保它们的一致性和共同的奋斗方向，建立一个更公平的贸易体系。为了实现我们《世纪发展目标》中对卫生、水、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求，为了获得那些在国家预算之外的基础资源，我们也必须努力建立起更多的融资体系。法国在航班机票上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它作为一个先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试点项目非常值得推广。同样这也涉及尊严和正义。
从欧洲方面来说：欧洲是目前援助者们的领军人物，它具有最长的，尤其是与非洲之间的合作经验。现在，我们要走得更远。在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平与安全领域，欧洲已经确立起了他们的和平模式，即成为在达尔富尔的非盟部队（非盟特派团）的主要资助者，为他们提供资金。在贸易领域，法国希望与欧洲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之间建立新的经济伙伴关系，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这需要由我们来考虑到有关国家的具体情况，也是由我们来帮助他们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
三、研究中东危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是维持全球平衡的紧迫需求。今天的中东地区被一系列危机和各种断层线弄得四分五裂，同时也带来了所有的不稳定因素：内战和地区战争、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风险以及流离失所的难民。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在该地区建立持久的和平。毫无疑问，在中东滋生蔓延的各种危机，都有各自独特却又相互联系的因素。因为它们的独特性，我们应该区分处理，对症下药；而它们又有联系，并可能进一步相互影响，我们又必须同步处理。事实上，风险源于那些在混乱中牟利的人，他们会制造新的危机，并使之互相联系，让国际社会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所以，我想从巴以冲突开始来分享我的一些思路。在这场冲突中，这些原则和解决办法的内容是明确的：放弃暴力，建立两个和平与安全的国家。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这都将作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但是，为了更长远的发展，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以下这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在精确的框架内国际社会再合作的迫切需要。无论哪个团体都不能独自获得成功，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做得不够。
让我们保持四方格局，但给它一个真正采取行动的权力。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国际协商组织，尽快与有关各方以及该地区温和派阿拉伯，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一起，建立起一个解决方案的框架。
让我们全面恢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欧洲目前所采用的临时国际机制不是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旦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我们必须立刻恢复对它的直接援助。同时我们还必须恢复援助合作项目，以便帮助其重新建立真正的发展条件。
让我们设定一个时间表。它应包括短期的目标，以通过当事双方互相表示诚意来帮助重建信任：释放沙利特下士；恢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税收援助；停止火箭弹袭击。它也必须设置一个中期期限：让我们共同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设定一个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确定日期，在这个并不遥远的日期前后，一个真正的政治活力将被确立。国际社会可以派遣维和部队，以保证以色列从约旦河西岸撤军后的安全。
第二个要素是：需要更好地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帮助马哈茂德·阿巴斯，并给哈马斯内部支持和平、推进改革的成员一个机会。举例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支持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政府的《麦加协议》。在2006年巴勒斯坦选举之后，我是最早重提四方格局三项原则的人，同样我们将继续在尊重的原则下，对有关该政府的组成和行为保持警惕。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并启动能够引导哈马斯逐步接受这三项原则的程序。
第三个要素是激发一个地区的活力。前提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周围环境的稳定，即在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关系上取得进展。一个稳定、能够控制边界主权的黎巴嫩，是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保证。叙利亚必须承担起它的责任，并对国际社会作出其应有的行动。在此之后，将由我们来给它提供一个特别是在与欧洲的全新的伙伴关系框架之内，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角色。一个全面持久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包括能够与安理会决议所规定一致的，解决以色列和叙利亚冲突的方案。
在伊拉克，局势已经恶化，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但如果不能建立起解决这个危机的方案框架，它会变得更加危险。我认为，这个框架应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外国军队撤离的时间表。我认为，应在一年内进行，这将使伊拉克人感受到：他们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并将他们拉回到主权国家的轨道上来。为了摆脱失败的恶性循环，我们必须首先重新建立真正的政治前景。
第二个方面涉及一个三重动员来实现这些政治前景：由伊拉克人自己发起动员，包括向所有放弃武力的组织提供一个权力分享的协议，以及完成制宪改革的进程来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在该地区的各国，从土耳其到伊朗，从叙利亚到海湾国家，必须被动员起来支持这一进程，以确保伊拉克的领土完整；最后，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必须通过一个国际会议发起国际性动员。美国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但欧洲也必须承担其责任。
最后，对本地区的总体认识需要对伊朗问题有一个充分的评估，而不是仅仅涉及核扩散。
拥有核军事能力的伊朗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这场危机的根源也是在于伊朗维护其地区大国的根基、民族自豪感和对安全关注的需求，这就是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原因。相反，它意味着承认伊朗在该地区的作用，并在该地区所有的国家之间，建立允许对话以及保证国家和平和经济发展的稳定进程。
这就是我们采取运用政治手段、多方对话并且坚定不移地执行三者相结合的原因。这也正是在12月下旬通过的联合国第1737号决议中指出的关键点：对伊朗拒绝中止敏感核活动的制裁提议。如果伊朗作出表示，暂停铀浓缩活动，安理会可以暂停制裁，对我们来说，保证对话道路的畅通，仍然是重中之重。
在这个新阶段，国际社会继续保持团结十分必要，这是4年前欧洲人所进行的工作成果之一。作为我们行动的合法性及长期有效性的基本条件，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化解这个危机的问题上，美国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我坚信，一旦时机成熟，通过一个真正与德黑兰的双边对话及接触，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
女士们，先生们！在这个正在成形的崭新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我们从未遭遇过如此之多的不稳定，从未受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但是也从未如此地接近能够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案。今天的外交必须是行动和成果之一。外交再也不能仅仅基于“硬实力”和武力；但也不能单单建立在“软实力”之上，仅仅去影响和说服，当前的外交必须基于“建设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