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长江”舰上，就治理长江一事听取林一山汇报。据林一山回忆：毛主席上了船，也不休息一下，就派人把我找去。我没有想到一上船主席就要我去汇报，匆匆夹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主席在二楼的卧舱里。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和我紧紧握手。我的心潮忽然像三峡里的水一样奔腾了。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主席指着地图问，神态是那样平易、温和。
我说，这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早年我路过湘南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听着这亲切的声音，我的心潮渐渐平伏了下来。这时，主席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稍稍悬空着在地图上移动，同时对我说：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一开头。立即向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主席这雄浑的声音，这宏伟的抱负啊！
请回答吧，当华北平原的亿万人民，听到这个洪亮的声音，看到这幅灿烂前景的时候。将是多么欢欣鼓舞啊！
这时，我立刻想到，头年毛主席在视察黄河时说过的同样的一句话：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当时，主席是用了肯定的可以的语气。可是，这次他却用了问话。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主席已经把红铅笔放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指到了白龙江，然后又指向略阳一带地区，指到西汉水，和蔼地问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我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为什么？”
我说了不行的理由。
稍停片刻，毛主席手上的红铅笔突然间飞越巴山蜀水，一下子又指到了汉江上，问道：“引汉水行不行？”
我回答：“有可能。”
“为什么？”
我回答：“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叫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主席听了，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的滔滔江水。
“这个事你想过没有？”主席问。
我回答说：“想过。”
“你研究过没有？”主席又问。
“没有。”我回答，“没有研究过。”
这时，毛主席指示：
“你立即组织勘察，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我作了坚决的回答。
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手中的大笔又飞驰在地图上了，沿着三千里汉江的蓝色曲线迅疾移动，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区指向均县，突然下笔画了一个圆圈问我：
“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些地方怎么样？”
毛主席是这样熟悉祖国的山山水水！他红色的铅笔所指出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了日后建成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当时，我回答：“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关键是要在这些地区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地点。”听了我的回答，主席频频点头，显得很高兴。[《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162～164页。]
“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独秀山而得名”
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乘“洛阳”舰抵达安庆。
毛泽东和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谈起了陈独秀。
毛泽东感兴趣地问：“陈独秀的家在什么地方？”他指的是陈独秀的老家。傅大章答道，在怀宁县独秀山脚下。毛泽东又问，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独秀山而得名？傅大章说。那山原来就叫独秀山，陈独秀是因山起的名。[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47页。]
“龙盘虎踞，今天这个形势依然如故也”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视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他登上天堡城，对陈毅说：“当年诸葛亮曾对孙权说过‘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话，用以概括金陵形势。龙盘虎踞，就是指紫金山像条龙蜿蜒而来，南京城像老虎似地踞在那里。今天，这个形势依然如故也！”[《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2日。]
“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在一次亲临南京的讲话中说。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盘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新华日报》1977年9月11日。]
“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呀”
1953年年底。毛泽东问卫士田云玉：“家在哪个地方？”
“黑龙江双城县。”
“双城县。”毛泽东琢磨了起来，“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呀！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田云玉可没听说过。便摇头说：“没有单城县。”
“不对，会有。”毛泽东坚持道，“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不会太远。说不定你爸爸、爷爷他们知道，或许不知道，你可以问问。”
田云玉后来从老人那里的确证实了他的老家是有个单城。只是单城小，慢慢地被双城“吃”掉了，以后就不曾有了。[孙雷、孙宝义：《毛泽东衍名艺术》，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39页。]
1954年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
1954年3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攀登玉皇山。
玉皇山又称玉龙山，位于天竺山的南支，山高237米。在山顶四望，左面是壮阔的钱塘江，右面是秀丽的西子湖，杭州城历历在目。玉皇山一向为登高揽胜的好地方。上玉皇山要登2600多级石阶。毛泽东一行从半山腰的紫来洞出来向山下俯瞰。钱塘江蜿蜒曲折，八卦田尽收眼底。相传这里是南宋皇帝的“天子亲耕之田”。毛泽东一番说古论今后，又拾级而上。毛泽东看完山顶福星观后。信步走到一个高处，伫立良久，俯瞰杭州全景，半晌没有说话。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李林达：《情满西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都安靠近什么地方”
据警卫员蓝保华回忆：
有一次。毛主席在批改我的调查报告时。见我写的家乡地址是“广西都安县……”就问我：“都安靠近什么地方？”我答道：“一边靠近宜山。一边靠近河池，一边靠近东兰。一边靠近万岗（现在是巴马瑶族自治县），一边靠近马山。”毛主席就在“都安县”几个字旁边画了两道杠杠，在旁边写上“近东兰”3个字。随后，毛主席问我：“东兰有个革命先烈叫韦拔群，你知道吗？”我说：”听讲过。”毛主席说：“东兰是个革命根据地，过去韦拔群同志就在那里领导人民闹革命。韦拔群为革命英勇牺牲了，他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农民领袖，我们党的好干部。我们要发扬光荣传统。继承先烈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178页。]
“你知道河南的简称为什么叫‘豫’吗”
毛泽东与列车保卫员老张谈话。据老张回忆：
他第一次见毛主席时，心情非常紧张。毛主席问他多大了，什么文化，是什么地方的人？当主席听说他是河南荥阳京襄人时，先是像没听清楚，稍停了停，主席声明之后说：“荥阳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头一关，你知道吗？”他答道：“不知道。”主席说，你可以多看看《三国演义》。你们年轻人要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他还问道，你知道河南的简称为什么“豫”吗？因为在古代河南是出大象的地方。[李敏、高风、叶利亚：《真实的毛泽东——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回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9月第2版，第395页。]
“曹操是来过这里的”
夏季，毛泽东在北戴河。
那几天，毛泽东总是翻阅《古诗源》。有一天，他让卫士找来地图。查看后说：“曹操是来过这里的。”他认为，曹操上过碣石山。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曹操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
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城北，距北戴河不远，历来是古今观海胜地。据史书的记载，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先后登临碣石山观海。曹操在建安十二年东征归来登碣石山，更有其诗“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证，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萧心力：《巡视大江南北的毛泽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68页。]“你现在就去看地图，回来我再考你”
据张仙朋回忆：
记得我1954年随主席到杭州。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来杭州的日子很长了，杭州是哪个省的，这个省的东西南北又有哪些省？”我只回答了杭州在浙江省，别的就说不出来了。我心里很着急，悔恨自己平时没有好好学习地理知识。毛主席非常耐心地说：“你现在就去看地图，回来我再考你。”我看完地图，回答了毛主席的考问。毛主席微笑着点头表示满意，又说：“你这个人啊，就是不爱用功！”[《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144页。]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
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有一次，毛泽东跟吴晗交谈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藉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
“好。”吴晗一边点头，一边认真地听着。
毛泽东又说：“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朝一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都查不到。这种图只能对付着做中小学教学之用，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详细的史书时的要求。”
这时吴晗想起了清末民初杨守敬所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上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比较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于是，他就向毛泽东推荐了这本书，说：“主席，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是否也应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加以改造？地图改用50年代的今制，绘制印刷装订则采用现代技术？”
“可以。”毛泽东听了，赞许了他的这一建议。因此，就把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历代舆地图》的两个任务交给吴晗去负责办理。吴晗马上邀集了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等著名历史学家。研究商讨这方面的工作。[孙琴安等：《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6～867页。]
另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上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8册。内容丰富而全面，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第11～12页。]
浪淘沙《北戴河》
一九五四年夏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式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1955年
和地委书记谈黄冈竹楼
1955年春节后。毛泽东和黄冈地委书记姜一谈话。他问：“黄冈有一个竹楼，现在还有没有？”[章重：《东湖情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76页。]
“后人称为贾鲁河”
1955年4月22日，毛泽东视察黄河，听取王化云汇报治理黄河的情况。当王化云谈到治理贾鲁河时，毛泽东说：“贾鲁是一个人的名字，治河有功，后人称为贾鲁河。历代王朝都治理黄河，都没治好。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你们的责任很大呀！”[《中州今古》1994年第1期，第4页。]
“蓬莱出了个吴佩孚嘛”
1955年6月下旬，毛泽东乘专列由上海赴杭州，途经松江（当时属江苏省），在车站接见松江地委负责人。据松江地委李崇回忆：
毛主席招呼我们坐下，首先问我们会不会抽烟，会抽烟就抽嘛。我们两人便各拿了一支“中华”烟。接着，他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边问边记录。当我回答是山东蓬莱人时，毛主席就说，蓬莱出了个吴佩孚嘛。[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80页。]
“镇江有个甘露寺。是全国出名的”
7月，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访问日本归来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茅以升一行。晚上，毛泽东招待代表团吃饭。在散席后，他把大家送出门。路上，他问茅以升：“你是江苏哪县人？”茅以升回答：“镇江人。”毛泽东说：“镇江有个甘露寺是全国出名的。《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这里招亲。实际上不对，孙权是把他妹妹送到荆州成婚的。”[茅玉辚、孙士庆：《中国桥魂一茅以升》，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32～133页。]
毛泽东还在这次晚宴后问物理学家葛庭燧：“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山东蓬莱县人。”毛泽东笑了起来，说：“这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啊！”
“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人建议，要我和他用个人名字，在上海命名两条街道。……我当时回答说，做一件事，总要想到对人民是不是有些好处。改一个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门牌，就要用人民的钱。改了以后，人们也不熟悉，还不方便。”毛泽东严肃地对他说：“你也不搞你的×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据张亚杰《毛泽东拒谏改路名》，1949年晚秋，毛泽东在上海与柳亚子乘坐轿车在中正路上行驶。柳亚子向他建议改中正路为毛泽东路。毛泽东不同意。柳亚子接着说：“主席，您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扯到政治上去。以人名为地名，古已有之，外国更是屡见不鲜。比如，古代之禹县、秦皇岛，现代之中山路，还有脚下这条中正路；苏联有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高尔基大街等。当代中国有个毛泽东路，未尝不可。”毛泽东见一时说服不了柳亚子，又恐怕他这个想法传到外界，便换了个角度继续说：“安如兄，即使我同意，但你是否考虑过，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可经济条件又有限。改个路名并非易事，凡与该路有关的名称都要随之变化。比如，门牌就要统统废旧换新。政府拿不出钱来办理此事，要家家户户掏腰包，无形之中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此外，路名不稳定，朝令夕改，会给人民的日常生活。诸如通信、邮电、交往等带来许多不便。仅仅为我个人留名后世，而给众多市民带来诸多负担和麻烦，你说，我毛泽东寝食能安吗？”听完毛泽东的这一席肺腑之言，柳亚子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嘴张了几张，有些语塞。[《中国地名》1993年第2期，第42页]
但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于1949年秋天因忙于筹备召开新政协和其他军政事务，未见有上海之行。此处似时间上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