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点江山，如示诸掌，他在地名文化方面有很多精辟、幽默的言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地，都要索取地方志阅读。阅读地方志、读地图是他最大的嗜好。
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初识的同志，通常会问其贵乡何处，有时还会将此乡来源和典故作一番解释。
地名文化是一门学问。毛泽东与地名文化结下了深深的缘。
古今中外，还很少有一个领袖能像毛泽东那样，地名知识那么渊博；且善于因地、因时制宜，运用自如。虽然他所谈及的多是片言断语，却是中华民族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毛泽东为人类所作出的伟大贡献。
“地名文化篇”采撷、编录了国家公开出版图书报刊所登载的有关毛泽东和人文地理、地名文化的若干文字。为便利阅读，本书将它们按年月顺序排列，梳理成册，并作了丰富的注释。虽然这只是他的一生经历里很小的一部分。但也足以让人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认知。相信能给读者朋友带来一个了解伟人的全新视野！其中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批评指正！
1912年首次见到世界大地图
青年时期毛泽东常在湖南长沙定王台的省立图书馆读书。
在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过这里时，一定要在它前面站立许久，以极大的兴趣仔细地察看它。他觉得天下人世真大，他的眼界开阔了。[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39页。]
1951年7月最后一个周末的夜晚。毛泽东在和周世钊、蒋竹如的一次谈话中说：“我最大的收获还是在湖南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看了世界地图以后，我才知道世界有这么大。在这以前，世界究竟有多大，我是不大明白的。当时，我认为我们湘潭县不算小，湖南省就更大，全中国古称天下，更是大得不得了。而那天我在世界地图上一看，我们中国只占世界的一部分，小了，湖南就更小了，湘潭县和韶山冲连影子都难找了。世界真大呀！”[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913年
《讲堂录》所记：“游之为益大矣哉”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春，该校并入湖南一师）。在学校时的课堂笔记《讲堂录》先后记有：
“郡县有时不以山水为界。”
“胜景、古迹、险隘、民风及通商之步岸、游程之所必记。”
“大地以经度言。每相距15度之地，必差一时。以自转故也（相距15分则差一分，时相距15秒则差一分）。”
“英京伦敦之天文台，为经度东西之标准。”
“北京在东经116度30分，日本在东经139度40分。”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读《游五姓湖记》，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民（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1、585、591页。]
1914年
看报的时候，他带着地图去，对着看1914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
据萧三称，自从毛泽东到了长沙，看到报纸以后，他就是一个最勤奋最忠实的读报者。在第一师范的自修室里，楼上楼下灯光之下，人们都在咿呀念书的时候，谁只要到那时学校里设在楼房一头的阅报室里去，总可以遇到毛泽东同志在那里看报。他注重的是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看报的时候，他总是带着地图去，对着看。
第一师范订了上海和长沙的两份报纸，人多，报纸少。毛泽东同志于是自己订阅了一份。他把新闻从头到尾看了之后。还裁下报纸两边或四周的白纸条，用绳线钉好。在那些不宽的、长长的纸条上，他把在报上所见到的地理名字一个个都写上去，然后对着地图看。写的是英文。同学问他：“你这是作什么呢？”
毛泽东同志回答说：“我学着写英文：再则，我把世界各国所有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都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它可以增长许多知识。”
的确，在上井冈山以前，毛泽东同志从没有间断过看上海、北京、长沙的报纸，而且看得都很仔细。有时一张报，他可以看几个小时。报纸旁边一本中国地图、一本世界各国地图，每个地名他都查得很清楚，并且牢牢地记住。
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是在专门研究地理，和专门研究历史时一样的办法——抓住中心，旁征博引，不离其宗，一直到有了相当的成绩，才告一个段落。[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51、52页。]
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读史方舆纪要》
毛泽东在图书馆借得一些史地书籍看。看得过细而有心得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周世钊：《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新观察》第2卷第3期。]
《资治通鉴》，宋朝司马光主撰，294卷，内容以政治、军事斗争为主体，记述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的史事。
《读史方舆纪要》，清初顾祖禹撰，130卷，记述中国地域形势、城镇关隘、山川险易，以及古今战守、攻取、得失之事。按此书撰者原稿，民国初为叶景葵收藏，今存上海图书馆。据说，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到上海，特地从该馆（当时为未并人该馆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调阅了这部手稿。
1915年
“我们这样走是有意义的”
据毛泽东少年时的同学罗章龙回忆：对于旅行游学，他也有一种特别的爱好。读书之外，他很少坐着不动，总是到外面走一走。我没有看见他坐过车子，总是步行。他提倡步行，并要求新民学会的会员也都不要坐人力车。步行很费鞋子，他就提倡穿草鞋。
在长沙，我陪他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块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那拖过船。他对此很有兴趣。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王是个劳动人民，毛泽东对他怀有好感。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我们常去访问。楚国屈原住过的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将军辛稼轩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衡阳等地。我们都同去过。此外，长沙郊区的妙高峰，相传太平天国萧朝贵攻打长沙时曾到过这里，这是一个重要的古迹胜地。毛泽东同志也去看过。
他曾对我说：“我们这样走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峥嵘岁月》（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写信与萧子升，将借助地图和读报刊相联系。他说：“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1917年
参观了宁乡沩山密印寺
1917年7月，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萧蔚然等外出游学。他们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此后，毛泽东和萧子升又来到安化县城——梅城，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祀用的“铜壶滴漏”（又叫铜钟滴水）；并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用墨笔题词：“伊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97～98页。]
查阅《安化县志》
在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就地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走访了一些贫困的农民。[王以平：《走出韶山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19页。]
登上南岳祝融峰
据罗章龙回忆，是年毛泽东游览了南岳，登上了祝融峰。下山归途中，走到衡阳南边的中伙铺，在路边的一个小饭店里给我写的信。他用的是湖南草纸，有两三张。信写得很详细，说他看到了南岳，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意思是说果真是座大山。他对南岳的风光描绘了一番，文风同《海赋》格调相仿。他还谈到了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了唐朝韩愈宿南岳庙的诗，这首诗刻在南岳庙的石板上。这些内容谈了一大段。信的最后说：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整整花了我大半天的时间，因此今日不能登程了。信中还寄给我一首他游南岳写的诗。[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2009年5月版]
1918年
在洞庭湖畔读《岳阳楼记》
1918年3—4月间，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洞庭湖畔游学，他们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欣赏刻在木板上的《岳阳楼记》书法艺术。毛泽东说：这“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刘汉民：《诗人毛泽东》，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0页。]
参观许昌魏都旧墟
8月，毛泽东和李维汉、罗章龙等人离长沙赴北京，为赴法国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据罗章龙回忆：我们由毛泽东率领，从长沙坐火车前往北京。当火车到达河南郾城县境时，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便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泽东、陈绍休和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经荒凉。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峥嵘岁月》（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一14页。]
“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另据《中共党史资料》第51辑中载：毛泽东对别人说，“你们在这里等等，我们三人（指毛泽东、陈绍休、罗章龙）到许昌老城去看看。”老城离许昌一二十里，是三国时的魏都。曹操是毛主席心目中最喜欢的、认为最有才能的人，诗文颇佳。魏都还有一些遗迹。我们在那里徘徊很久，并作了几首诗。在游览魏都旧墟时，我们朗诵曹操的《短歌行》及《让县自明本志令》。观眼前景物，抚怀古今，萧条异代，激情慷慨，不能自已！乃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宇），《自明本志》好文章（润）。
萧条异代西田墓（润），铜雀荒沦落夕阳（宇）。
回来后，在许昌上车，前往北京。[《中共党史资料》第5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00页。]
在大沽找“蓬莱仙岛”
1918年冬，毛泽东到天津附近大沽口。据萧二三回忆：
冬天到了，我和毛主席都想到此生还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因此我们决定到天津附近大沽口去看看。我们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又转车去大沽口。但下车后走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顷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原来是一个冰的世界！我们于是相约：两人各向一方走去，绕它一周，然后回到原地来集合。毛主席向西，我往东。但毛主席回来的迟，我等了许久许久，觉得脚都冻了。他笑道，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天津日报》1981年12月23日。]
1919年
初次到上海
1919年3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
据《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载：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1919年初）我曾沿着洞庭湖做了徒步旅行。到保定时，我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我曾在北海的冰上散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府城墙，和历史上也享有盛名的南京城，我都徒步环行过一次。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绝顶，又游览了孔墓。这些事情，在我当时看来都是可以同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相比美的成就。[《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次旅行是在1919年初，看来时间上有些出入。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是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14日即抵达上海，似乎没有时间中途下车做这么多参观、游览。因而应是他1920年4月11日离京，经天津、济南、泰山、南京，5月5日方抵沪，时间很宽裕，见后述。
1920年
“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了天津、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毛泽东1936年回忆此事时说：
“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自有中国。就有湖南”
1920年9月6日、9月7日两天，湖南《大公报》连载毛泽东的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文章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