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讲话，这是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为培养选拔各民族干部的工作制定了基本的原则、方针和依据。讲话中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又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这里已经涉及了干部队伍的“四化”问题。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干部队伍的“四化”问题又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以“四化”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标准，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关于培养各民族干部思想的核心和集中体现，是我党关于培养各民族干部的经验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总结和创新的成果，它对新时期选拔培养各民族干部的工作产生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并将对今后党和国家的干部工作产生重大的指导作用。
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问题，中共中央在1981年7月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中提出：“大力培养一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民族群众，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业务工作能力的民族干部队伍，使每个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做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当地各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这一指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提出要把德才兼备、密切联系民族群众作为对少数民族干部全面的素质要求，而且对少数民族干部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做出了原则规定，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在数量上有了奋斗目标。
1981年七八月间，中共书记处在讨论新疆、内蒙古工作的两次《会议纪要》中指出，自治地方的汉族干部要确立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少数民族干部，那里的各项工作搞不好；少数民族干部也要确立一个正确观点，即离开了汉族干部，那里的各项工作也搞不好。这一正确观点，是邓小平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谁都离不开谁”这一重要思想在民族干部工作上的具体体现，是邓小平民族干部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加强自治地方各民族干部的团结合作，巩固祖国统一，发展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已经在广大民族地区深入人心。
培养、造就和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搞好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了“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这是他对发展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重大贡献。为了使这一思想在民族地区真正得以贯彻落实，邓小平把大力选拔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当作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战略措施加以反复强调，认为要保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让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从数量、结构、素质上都过得硬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1984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于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做出了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6条第3款规定：“民族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第17条第1款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第18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干部中，要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第2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注意在少数民族妇女中培养各级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第64条规定：“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族中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这些规定，从立法上保障了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地方的配备及受到培养的权利，在民族干部工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中得到了集中的贯彻和体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并发展了民族平等团结这一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提出了民族工作要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的思想，并把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作为新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目标和着眼点。邓小平站在真正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高度，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把选拔培养一定数量和较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实现真正民族平等和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条件和一项具体措施，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认真加以落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快速增长，质量明显提高，结构有所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所起的重要指导作用是分不开的。
三、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之比较
（一）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之联系
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在我国民族工作的历史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正确观察和分析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状况和不同时期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毛泽东民族思想和邓小平民族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在毛泽东民族理论和邓小平民族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产生于不同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由于实践基础的相同或相续，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对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都能够正确处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与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关系，根据时代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的需要，及时制定、调整和完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纲领、原则、方针和政策，使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作为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有力地帮助和推进了总路线、总目标的实现。
毛泽东集中中国共产党培养民族干部的经验和智慧，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出了正确方向和最高标准，亲自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带有全局性和普遍意义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原则、方针和政策，为造就宏大的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干部队伍做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坚决贯彻和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原则、方针和政策，在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中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原则、方针和政策，它们立足于民族工作的实际，着眼于民族干部队伍状况的改善，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实践经验。进入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实现了拨乱反正，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经过一系列整顿后得以步入正轨，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基本原则、方针和政策得到了恢复，培养民族干部的工作在一度中断后重新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在实践中还毛泽东思想的应有地位和本来面目，毛泽东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重新成为民族干部工作的指导思想，如此一来，新时期邓小平对培养民族干部工作提出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原则、方针和政策，就在很大程度上沿袭和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在思想路线、纲领、原则上保证了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发展的逻辑性和连贯性。
（二）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之区别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高度的一致性，但是由于时代背景、领导工作经历，工作作风等主客观因素的差异，两位伟人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各具特色，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和思想的丰富性。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的奠基者，通过对旧中国民族问题的分析研究，他认为历代剥削阶级的压迫统治是造成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受剥削奴役的根源。为了完成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致力于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和解放，反对并推翻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改变各民族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领导他们为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奋斗。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革命，革命胜利需要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对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汉族干部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由于认识到了少数民族干部对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提出了培养各民族干部的一系列思想、原则、方针和政策，他于1938年提出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是这一时期探索实践的重要成果，是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干部工作加快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诞生之初，毛泽东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做出了一系列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两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此外，毛泽东还对自治机关的民族化问题、克服两种民族主义的问题、通过学校和实际工作培养各类干部和人才的问题、少数民族干部的共产主义化等问题，做出了指示，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出了正确方向和最高标准。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的创立者和奠基人，他使党的民族干部思想和方针政策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直至形成完善的体系，对民族干部的来源、数量、质量、结构、性质等所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创立制定了一系列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普遍意义的原则、方针和政策。他指导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实践虽然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特殊的时代需要，但实践中产生的对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认识、立场、原则、方针和基本方法，却对以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实践具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全局的、普遍的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之一。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在全面继承毛泽东民族干部思想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结合时代特征和条件，极大地推进了培养民族干部的实践并做出了理论总结，为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内容。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邓小平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个人特点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反映到民族工作上，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同少数民族商量、一切工作以是否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为原则和顾全大局的原则，坚持调查研究的方法。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问题上，才能够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原则、方针、政策和新思路，形成了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全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是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培养民族干部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对培养各民族干部的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选拔、培养、任用、调动、交流、考察、升降各民族干部的思想，并主持制定了一些新的干部政策。邓小平这一时期关于培养各民族干部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执政党的干部问题》等重要讲话当中，这些重要思想为新时期邓小平关于民族干部思想的新发展做了重要铺垫。
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干部队伍在数量、结构和素质上提出的新要求，汲取了以往选拔培养各民族干部工作的基本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四化”标准指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思想，开创了培养各民族干部工作的新局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选拔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这是邓小平民族干部思想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取得的又一重大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比较研究成果，为今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顺利进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思想的创立者和奠基者，而邓小平是这一思想的丰富者和全面发展者。
2．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思想各有其侧重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站在使各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和改变民族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高度，阐述对民族干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为少数民族干部的共产主义化和民族化指明了方向，为培养民族干部提出了基本原则和最高标准，为我国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站在少数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和繁荣富强的高度认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顺应时代和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以“四化”标准为核心的培养各民族干部的思想，并且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做出了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