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中，十分重视创造性、冒险精神，这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相联系的。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方法，只有不断开拓和探索。邓小平在1990年指出，搞发展不要怕冒一点风险。1991年初他在视察上海时又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1992年初他又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的创造性和冒险性思想，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大胆探索、创新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样，这个理论也非常适合于民族地区发展。由于历史原因，民族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状态，所以思想比较保守，墨守成规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极大地阻碍了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观念决定一切，如果观念落后、保守，即使发展条件再优越，政策再优惠，也难以抓住机会，取得成功。为了追赶东部地区，民族地区更应具备开创精神和冒险精神，只要不影响稳定，不违背国家法律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就应该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不坐等国家给政策、给优惠，用创造性的思维探索民族地区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放宽资源开发权限，设立产业分工保护区的思路均属于此列。同样，加速发展理论也非常适合民族地区目前的状况。东西部发展差距目前还十分明显，西部地区若想缩小差距直至达到相对平衡发展的目标，只有加速发展。目前国家加大了对西部的投资力度，仅1998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就达到20．1％，大大超过东部的13．6％和中部的6．9％，国家还引导内外商到西部投资。在诸多有利条件下，民族地区加速发展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总之，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足以说明，只要认真学习、领会并实施邓小平发展理论，民族地区就一定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最终赶上东部，达到共同富裕、相对平衡发展的目标。
三、毛泽东邓小平各民族共同繁荣思想的差异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尽相同，因此，毛泽东邓小平在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的伟大事业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理论上的差异
正确判断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是做好民族发展事业的前提。毛泽东时期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开创和探索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总体上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与汉族地区的任务基本相同，都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大任务。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特点，各民族在诸多方面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极大，这就决定了民族地区的改革在方式、方法和步骤上，必然要求和汉族有所不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一整套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方针和政策，从而顺利地完成任务，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然而，我们曾犯过超越民族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如1958年的“民族融合风”，从而造成民族地区在较长时期经济社会停滞不前的局面。同时，民族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重点。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其中心任务应该是加快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解决民族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发展问题。发展是少数民族繁荣进步的根本途径，也是加强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尽快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成为那个时期的基本方针。但遗憾的是，后来没有坚持这一方针，发生了“十年内乱”的严重错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但是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下，强调的是“平均发展”，结果大家都吃国家的大锅饭，最终导致共同贫穷，民族地区也不能幸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根据这一理论来分析，从社会生产力水平上看，还只能说明我国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才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层次”，这就要求我们在民族发展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特殊性，避免政策的“一般化”和“一刀切”。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决定把我国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民族工作的重心也实行了转变，把实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作为民族工作成败的标准。新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各民族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这一时期，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利于各民族实现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各个少数民族真正发展成为开放的民族，奋发进取的民族。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要因地制宜：一是实行双向开放，既向内地和发达地区开放，也向沿边开放；二是更新观念，提倡树立开放、改革的观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讲效应、讲竞争、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勤劳致富的观念；采取耐心疏导、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方法，由群众自愿逐步改变阻碍进步的旧思想、旧观念。在新时期，党中央还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他同时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构想：即从战略上看，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这是一个大局，这时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到一定时候沿海多做一些贡献支持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到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的这一理论虽然不是专指民族地区，但民族地区大多在西部地区，因此这一构想对民族地区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前些年，全国各族人民服从“第一个大局”的需要，支持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的。在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的同时，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发展始终受到人们的热情关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要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使之与全国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加大解决地区差异问题的力度，并提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措施。因此，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逐步转移，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加大，在各族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努力下，民族地区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各民族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就有了可靠保证。
（二）发展内容上的差异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发展任务与现在有很大不同。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建立和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体现了各民族间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保障了各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民族地区迅速发展经济、文化，最终实现共同繁荣创造了条件。由于民族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力量等十分缺乏，现代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的基础薄弱，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相当落后，如果单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平等、发展和共同繁荣是难以办到的。因此，国家一方面在实施国民经济计划时，采取均衡发展措施，把相当一部分重点工程项目投资在有较多民族的中西部地区，使其较快赶上东部地区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实际和国家的可能，派遣了大批汉族干部和工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和促进经济技术协作，较快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尽管这些措施都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是，从长远看，民族地区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充分发挥自身力量，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从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迅速而有效地改变民族地区落后面貌，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做出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还很深，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的任务很艰巨，民族发展主要是以围绕疏通民族关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民主改革等重大任务而展开的。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才明确制定了优先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政策，但是覆盖面还不够宽，只是一些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调拨物资、优惠凭票供应商品等政策。由于国际环境的突然变化和我们认识上的偏差，这些政策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民族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团结进步”为主题，民族地区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沿边开放政策、对口支援政策、民族地区扶贫政策、在内地举办西藏班等新政策的实施，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显示出蓬勃生机。
（三）发展方法、手段上的差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规定得不大具体，在操作上弹性较大，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受人为因素影响比较大。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少数民族地区非常落后，国家比较多地强调对少数民族给予照顾，这无疑是必需的。但是在计划经济年代，采用行政手段和大包大揽办法进行直接照顾带有不计成本和平均主义的色彩，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所以，在全国采用统一模式，发展进步的效果反而不好。
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一如既往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照顾少数民族利益。党和政府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政策规定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合理，而且便于执行。比如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就对定点、如何计算优惠比率、如何申报等都有详细规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国家帮助要讲经济效益，对口支援的原则也是“支援为主，互惠互利”，不能全是无偿援助。因此在这一时期，强调民族发展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国家支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帮助照顾与鼓励竞争相结合，并强调要正确处理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公平竞争与政府扶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等关系。主要包括：党中央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实事求是、积极创新。鼓励在民族地区发展商品经济，并且在内蒙古、贵州、宁夏、云南、新疆等地加紧尝试“试验区”、“经济特区”，从而带动民族地区经济腾飞，促进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各民族地区冲破自然、半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大力发展各种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促使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分工，使生产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从而逐步实现经济现代化。其次，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都把非经济的规范因素放在首位，而对经济效益重视不够，使企业拖经济发展的后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因此，要有明确的经营目标和健全的经营机制，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否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自主权的滥用和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后，重视民族教育工作。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会产生生产力”。一方面，教育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教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社会振兴，人才是本，而人才的来源则是教育。如果民族教育上不去，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就无从谈起。要想很好地开发自然资源，就必须首先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而这首先要抓好教育。邓小平强调，发展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是实现民族繁荣发展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在民族地区分段实施不同年限的义务教育和把成人的职业技术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的方针。这样，不断提高了农牧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成为改变落后面貌、脱贫致富的最长期有效的手段。
总之，我国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号角的吹响，我们正努力将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共同繁荣理论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