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话茬。有个笑话，你听听，是派出所联防队长讲的：那天晚上八点多，我们几个队员在河滨公园巡逻，老远看见一男一女钻进一片小树林子里去了，我想轰走算啦，大刘坏笑着说，队长，准是搞瞎扒的，先到别处转转一会儿抓个现案。等我们几个人折回来，用几只大手电一照，嗬，俩人正交欢着呢，大刘一声断喝：里边的—出来。你猜里边有什么反应？我说，准是求饶呗。
错了。就听那男的不耐烦地扔出一句，等会儿。我们就等着，听见系裤子皮带声音，男的先走出来，一脸的不满：“谁瞎扒，我们有结婚证……”原来这是两口子，丈夫迁厂去了四川，这是休探亲假，明天就要返回了，正巧孩子的奶奶来看儿子，住得远，赶不上公交车，只能住一晚再回去，家里就又一间房，夫妻俩一共十二天，如胶似漆啊，没法子到河滨公园腻乎腻乎，撞见联防了。
我笑着讲完，焦哥苦笑道：“想乐乐不起来。”
“说正文吧。”他继续说跟乐子剧团小两口的见面，小陈见了我不好意思地说，焦大哥，坐，我媳妇变主意了，她不愿意我离开天津大城市。我一听冷水浇头一般，我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刚要告辞。小陈爱人说话了，焦师傅，我们理解你的困难，这样吧，我有个叔伯大哥也是当兵复员的，当兵时搞得你们天津媳妇，现在天津工厂上班，还带着两个孩子，挺难的。我这个大哥现在邯郸水利局工作，想把他媳妇调过来，我已经把你情况跟我大哥说了。今天把你喊过来，也是为了说这事。
我千恩万谢告辞，没几天就见到了水利局那位大哥，他说—堂妹已经跟我讲了，咱们细致谈谈吧。
大伙都在这扎根儿，你还往回调。“你找到对调对象了，成功了一半。”我想起我也联系过两个对调对象的旧事，感觉深有体会。焦哥摇头：“你即使找到了，再往下办—差点没把我逼疯了。”
我先写一份工作对调申请，开头是一段最高指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接着写，我从1966年4月分配来厂上班，多年来一直任劳任怨，我因家里实际困难……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心急火燎帮不上忙，特此申请与天津市机电配件厂的职工崔×同志对调，请领导批准。写完拿给我们车间李秀才看，他又加上一句，“双方同意对调并服从各属地厂革委会领导的安排，恳请上级能体谅我的实际困难，调查审批我的对调申请”。
我拿着对调申请去找连长老郭，我只能先找他，中国什么事都讲逐级，连里这关过不去，后边再怎忙活都不好使。别看我们二连人不多，光“头”就仨。老郭，天津人，当兵复员进的我们厂，是造反派头头，又进了领导班子，当上二连长。还有两个指导员：老张是邯郸市革委会派到我们厂的；另一个是军管会的史副排长。
连长室没见到老郭，透过窗户看见厂大院里站了一堆人，我走到近前，是一队来机修车间学工劳动的学生，老郭正训话：同学们要在这里锤炼一颗红心，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哦，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姓郭，全厂就我一个姓郭的。围着看热闹的工友不知谁扔了一句：全厂就你这么一口“破锅”。把学生们都逗乐了。
老郭训完话，我把申请恭恭敬敬递给他，老郭接过一看，歪点着头，一个冷笑看着我说：“大伙都在这扎根儿，你还往回调。”我刚一张嘴说困难，他手往外一挥，打发要饭的似的：“别跟我讲困难啊，我这不是民政局。”我都走远了，还听他见狠劲叫：“这不没有的事嘛！”
我急得满嘴都是燎泡，怎么办，找谁说说啊？我脑子过电影一样想，厂领导、厂部机关的大科长一个也够不着，史副排长—不行。对，找车间指导员老张，我去过他家，小院一间半房，火炕，两个木箱子，他是土生土长的邯郸人，媳妇系一条四方绿红色儿格头巾，线织的。他听了我讲的困难，好半天没吭声，吧嗒吧嗒地抽烟，等我临走时只说了一句，先安心工作。我一听心凉了，这下子彻底没希望了。
我给焦哥斟酒，又给自己斟，焦哥说：“你换啤的。”
不久我小子又病了，请假回了天津。到家第三天，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没想到是张指导员，他站门口说，小焦，我到天津出差，抽空到家里来看看。我赶忙让进屋，他见着了我爱人、还没有退烧的孩子和疯娘。
我问，是来调查吧？
也许是吧。又过去了三四个月，一天老张突然让人找我，他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纸说，厂革委会已经同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可能吗？我接过来一看，“职工对调审批表”，后面附着我写的申请书，我乐得差点蹦起来。老张说，先别高兴，你还得找老郭把字签了，这是程序。
我硬着头皮又去找老郭，他接过审批表眼瞪得溜圆一通看，撇嘴说：“人家都调不走，单单你调走了，你们家烧的哪炷香。”
“滚吧，滚吧。”
一百个不情愿地在“连队意见栏”给我签了字。
后来，老张跟我提起，为这事他同老郭谈过一次，说焦平民的困难的确特殊。老郭讲，厂革委会定吧。他也许觉得到了厂革委会也通不过，没想到厂里同意了。
我一直纳闷的是，那么多人想调动，厂革委会怎么就这么痛快批准我了？还真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老张说直理实诚，没错，可他毕竟不是厂级领导。我没托任何人，也托不上谁，也没给谁送过礼，那年月不大时兴这套。
一片草帘子
1971年春节我休探亲假，去反修医院探视病人，正碰上我们厂副书记老廖，他也被打倒。说厂里派他来陪伴霍厂长—住院了。我一愣，就是老厂长吗？我跟着他走进病房，见到卧病在床的霍厂长，病得不轻，流着哈喇子，廖书记说他患了半身瘫痪。霍厂长看见我激动得伸出一只手，拉着我胳膊，不错眼珠地看着我。老廖见了有些意外，那意思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在我们近两千号职工的大厂里，只能是我认识厂长，厂长不会认识我的。霍厂长用含混不清的话说了两遍：“好人，好人。”
我猛地想起一件事，1966年冬天，刚下完一场雪，霍厂长挨完批斗，被一大帮造反派押着，喊着口号就过来了，“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俩大个儿连拖带拽，路中间被他两只脚刮出一趟老长的雪槽，他们把霍厂长带到后院电工室旁边，往仓库的过道“叭”地一扔，走人了。我走近前一看，他就那么一动不动躺着，脸上还有血，身下是冰冷的水泥地，我朝左右看看没有人，扔给他一片厚草帘子，他睁开眼看看我，没说话。
这件事过去好几年了，我早就忘了。
想不起一个嘛茬口，听老张提起过两句，在厂里开会研究时，廖副主任（已结合进厂领导班子）给我说了好话，老张顺嘴问我是不是找过廖主任。我说，除了车间领导我还能找谁。
我寻思，我能让厂里放回来，许是跟廖主任听霍厂长念叨过我那点事有关，又一想不太可能，那点屁事算嘛。
又过了两年，霍厂长没等到结合进领导班子，就去世了。
我端起酒杯：“焦哥，敬你。”
焦哥呷了一口说，不是我们厂子批准了我就能回来了，不是，别看我和崔×都是小工人，还都得通过两头工厂的上级公司、河北省机械局、天津市机电局、河北省劳动厅等好几个部门的层层审批，盼星星盼月亮足足等了半年，心提到嗓子眼，到1973年4月，我终于盼来天津市劳动局的“调令”—那就是圣旨啊。
工友们听说我真要调回天津了，既欢喜又心酸，特别是两口子一同迁出来的工友，他们好几年见不着爹妈一面。从1958年实行的探亲假，对夫妻双方同居住一地，探望异地父母—对不起，文件没有规定。对这些，我们外迁职工背得滚瓜烂熟。你不是想念父母吗，好，请事假，批准了还得扣你工资，自掏路费，回不起啊。
就这样，我怀揣“调令”调回了天津北郊区的机电配件厂。
在我前后调回来的还有几个人。从那时起，我们厂子开始零打碎敲有调回来的了，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1985年开始，知青大批回城，夫妻两地分居的职工趁这个机会烦人托翘，一些工友办回了天津。再有就是厂里一些领导，像“破锅”本来两口子都在邯郸，不知走的嘛路子把自己办回来了，还跟老婆离了婚。史副排长单调去了北京第×建筑公司，有人见过他在工地值夜班，后来听说当了保卫科长。将近二十年，全厂只调回来一百来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你问那些没回来的？—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厂亏损、停产，职工停薪、四十岁出头就买断工龄没了工作。
我忍不住说，回天津来啊。
焦哥睙我一眼问，你从企业出来的年头太多了，还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活那么好找！到处都是下岗的、提前退休的，找个单位太费劲了。连补差、看夜没人你也干不上。
那年我回厂看看，唉，机器生锈、荒草疯长，多好的大车间连块囫囵玻璃都没有，当年一起从天津出来的工友们都老了。他们想返回天津安家，安得起吗！那点退休费能买得起房？与我同组的一个师傅比我大四岁，就是留恋天津，2000年时候在席厂一带花三万块买间小平房，儿女们都在邯郸，老伴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来住着，前几年得了脑栓塞，没办法又回了邯郸。
焦哥突然问我，退休职工跨省看病有医保吗？我说，政策规定只能自己垫付，再回邯郸原单位报销。所以啊，这些问题没法子解决，只好守着第二故乡，日子过得挺艰难。
火锅下面的炭火越来越弱，到后来连火星子也没有了，焦哥的神色也黯淡下来。
我叹了口气，唤服务员取了一只大碗，又把三瓶啤酒启开，让焦哥慢慢喝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