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一九三一）
鲁迅自一九二七年回上海，至一九三六年逝世，这十年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因之，生活愈见不安，遭遇更加惨痛，环境的恶劣实非通常人所能堪，他的战斗精神却是再接再厉，对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上封建余毒的弥漫，一切荒淫无耻的反动势力的猖獗，中国文坛上的浅薄虚伪，一点也不肯放松。于是身在围剿禁锢之中，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苦战到底，决不屈服。从此在著译两方面，加倍努力，创作方面除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通讯《两地书》（与景宋合著）等以外，特别着重前所发明的一种战斗文体——短评，杂文——来完成他的战斗任务。翻译方面则有文艺理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童话等。他又介绍新旧的“木刻”，提倡“新文字”，赞助“世界语”。同时他在行动上，又参加了三“盟”，即“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会”。总之，他是不朽的作家，文化的导师，正义的斗士，中华民族的灵魂。
这十年间，我因为在南京和北平服务，虽不能常常晤见鲁迅，但每次道经上海，必定往访，所以每年至少有十余次的会见，最后两年晤面较稀，但每年亦至少四五次。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
一九二九年九月，景宋夫人产生一个男孩，名曰“海婴”。我知道了很忻喜，立刻要求鲁迅赶快领我到医院去道贺。我说：你俩本来太寂寞，现在有了“宁馨儿”可以得到安慰了。不料其未满八岁，鲁迅便去世，不及见其成立啊！海婴生性活泼，鲁迅曾对我说：“这小孩非常淘气，有时弄得我头昏，他竟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听了一笑，说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时期，而本性又是带神经质的。鲁迅颇首肯，后来他作《答客诮》一诗，写出爱怜的情绪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
一九三〇春，鲁迅被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其罪名曰“反动文人”，其理由曰“自由大同盟”，说来自然滑稽，但也很可痛心。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指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许绍棣。，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这愤慨是无怪的。鲁迅又常常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原，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
同年三月，鲁迅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会，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左翼作家联盟”到这时候才成立呢。因为鲁迅已经首先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这些译书的影响确是很大，从此内讧停止，开始深入的发展，形成崭新的阵营。在“左联”成立之先，鲁迅常对我说：“骂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议论大都是不中肯的。骂来骂去骂不出所以然来，真是无聊。”现摘引一段如下：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实秋）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在“左联”成立时，鲁迅发表演说，首则警戒“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继则提出今后应注意的几点：“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从此“左联”成为中国新文艺界的主力，一直发展下去，而鲁迅则成为其领导者。
一九三一年一月，因柔石等被捕，谣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大报上虽没有记载，小报上却言之凿凿。我正在忧疑焦急，而他的亲笔邮信忽然到了，知道他已经出走，这才使我放心。信中体裁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加句读，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这是同一个人，我素所知悉的。且以换住医院，代替出走。原信录如下：
季黻吾兄左右昨至宝隆医院看索士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已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此奉白此布即请道安
弟令斐顿首一月二十一日
至于谣传被拘的原因是这样的。鲁迅告诉我：“因为柔石答应了去做某书店的杂志编辑，书店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为要他省掉多跑一趟路，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钞了盖印交给他，临别时我看他向大衣袋里一塞，匆匆的去了。不料翌日就被捕，衣袋里还藏着我那盖印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这是谣传我被拘的原因。”柔石原名平复，姓赵，浙江宁海县人，创作之外，致力于绍介外国文艺，尤其是北欧、东欧的文学与版画。被捕后二十日，秘密枪决（参阅《二心集·柔石小传》）。鲁迅更有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写得真挚沉痛，中有一诗如下：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他对我解释道：“那时我确无写处的，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袍子，所以有‘缁衣’之称。”同时他又写给我看许多首旧作。这诗中“刀丛”二字，他后来写给我的是作“刀边”。
鲁迅说：同是青年而不可以一概论，志行薄弱者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别国的硬汉为什么比中国多？是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中国也有好青年，至死不屈者常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其不能熬刑至死者，就非卖友不可，非贩人命以自肥不可。所以坚卓者壮烈而先亡，游移者偷生而堕落。
鲁迅是大仁，他最能够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尤其能够感到暗暗的死者的惨苦。他说：“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他又说：“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他说话时的神情，悲悯沉痛，至今还使我不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