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论阴阳家。阴阳家亦属宗教，而与墨子有殊观。《墨子·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以戊己杀黄龙于中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盖墨家言宗教，以善恶为祸福之标准，阴阳家言宗教，以趋避为祸福之标准，此其所以异也。或疑《七略》以阴阳家录入诸子，而《数术》自为一略，二者何以相异？答曰：以今论之，实无所异，但其理有浅深耳。盖数术诸家，皆繁碎占验之辞，而阴阳家则自有理论，如《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邹奭子》十二篇，观《史记·孟荀列传》所述，邹衍之说，穷高极深，非专术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虽三卢，亡秦必楚”者，是为豫言之图谶，亦与常占有异。如扬雄之《太玄》、司马光之《潜虚》、邵雍之《皇极经世》、黄道周之《三易洞玑》，皆应在阴阳家，而不应在儒家六艺家，此与蓍龟形法之属，高下固殊绝矣。
次论纵横家。纵横家之得名，因于从人横人，以六国抗秦为从，以秦制六国为横，其名实不通于异时异处。《汉志》所录，汉有《蒯子》五篇、《邹阳》七篇。蒯劝韩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邹阳仕梁，值吴、楚昌狂之世，其书入于纵横家，亦其所也。其他秦《零陵令信》一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待诏仓马聊苍》一篇，身仕王朝，复何纵横之有。然则纵横者，游说之异名，非独外交颛对之事也。
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记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数见而不问其道，孔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焉。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
《越绝书》内传《陈成恒篇》亦记此事云：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是则田常弑君，实孔子为之主谋，沐浴请讨之事，明知哀公不听，特借此以自文。此为诈谖之尤矣。便辞利口，覆邦乱家，非孔子、子贡为之倡耶？《庄子·胠箧》云：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举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窃钩者死，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此即切齿腐心于孔子之事也。
自尔以来，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余观《汉志》儒家所列，有《鲁仲连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庄助》四篇。此外，则有郦生，汉初谒者，称为大儒。而其人皆善纵横之术。其关于外交者，则鲁仲连说辛垣衍，郦生说田横，陆贾、终军、严助谕南越是也。其关于内事者，则刘敬请都关中是也。吾丘寿王在武帝前，智略辐辏，传中不言其事，寿王既与主父偃、徐乐、庄助同传，其行事宜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则为辟阳侯审食其事，游说嬖人，其所为愈卑鄙矣。
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谒于季布，楼护传食于五侯。降及唐世，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数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皮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隐辈又以此术自豪。及满洲而称理学者，无不习捭阖，知避就矣。孔子称达者察言观色，虑以下人，闻者色取行违，居之不疑。由今观之，则闻者与纵横稍远，而达者与纵横最近，达固无以愈于闻也。程、朱末流，惟是闻者；陆、王末流，惟是达者。至于今日，所谓名臣大儒，则闻达兼之矣。若夫纵人横人之事，则秦皇一统而后，业已灭绝，故《隋书·经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补阙子》与《湘东鸿烈》二书，不知其何所指也。
次论法家。法家者，略有二种，其一为术，其一为法。《韩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然为术者，则与道家相近；为法者，则与道家相反。《庄子·天下篇》说慎到之术曰：椎拍断，与物宛转，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此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也。此为术者与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太史公《酷吏列传》亦引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说，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此为法者与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术法者，则管子、韩非是也。《汉志》，《管子》列于道家，其《心术》、《白心》、《内业》诸篇，皆其术也，《任法》、《法禁》、《重令》诸篇，皆其法也。韩非亦然，《解老》、《喻老》，本为道家学说。少尝学于荀卿，荀卿隆礼义而杀诗书，经礼三百，固周之大法也。韩非合此二家，以成一家之说，亦与管子相类。（惟《管子·幼官》诸篇，尚兼阴阳，而韩非无此者，则以时代不同也。）后此者惟诸葛亮专任法律，与商君为同类。故先主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见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诸葛亮集》），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后周之苏绰、唐之宋璟，庶几承其风烈。
然凡法家必与儒家、纵横家反对，惟荀卿以儒家大师，而法家韩、李为其弟子，则以荀卿本意在杀诗书，固与他儒有别。韩非以法家而作《说难》，由其急于存韩，故不得不兼纵横耳。其他则与儒家、纵横家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内篇》曰：奚为淫道，为辩知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此兼拒儒与纵横之说也。《靳令篇》曰：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此专拒儒者之说也。《韩非·诡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婴上而不得见，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六反篇》曰：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语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此拒纵横家之说也。《五蠹篇》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篇》曰：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此拒儒家之说也。《五蠹篇》曰：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此拒一切学者之说也。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自是以后，则法家专与纵横家为敌，严助、伍被，皆纵横家，汉武欲薄其罪，张汤争而诛之。主父偃亦纵横家，汉武欲勿诛，公孙弘争而诛之。而边通学短长之术，亦卒谮杀张汤。诸葛治蜀，赏信必罚，彭、李严，皆纵横之魁桀，故诛而严流。其于儒者，则稍稍优容之。盖时诎则诎，能俯首帖耳于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毗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懦者自耻无用，则援引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