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充满了人生哲学，从这些小人物日常所遭受的种种经历中，使人悟出许多人生哲理，读后令人哑然失笑，却又从那些可怜、可笑而又可恨的人物身上，看到了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某些人物形象的缩影。一个爱上了大户人家女佣的清道夫，生怕姑娘知道自己从事的职业而谎称自己是户籍工作人员，结果，那个女佣就跟另一个清道夫订婚了。原来“她就爱背着垃圾袋戴着清道夫帽子的男人”（《正好轮到你》；年轻美貌的房东小姐，却没完没了地跟顾客漫天要价贪得无厌，在天使般的外貌下却藏着一颗爱钱如命的冷漠的心，最后她居然嫁给了一个拥有半个大区财产的昏聩老朽的大财主，论年龄他都可以当她的爷爷了《中间人》；认为自己不可能再受到年轻姑娘青睐而不敢向姑娘求爱的理发师，后来却发现那姑娘竟与店里一个比他更老更丑的伙计结婚了《老混蛋》）；梦寐以求想当电影女明星的年轻漂亮的邮局女职员没被制片厂的导演录用，而陪同她前去应聘的长着一脸坏相在邮局当差的小伙子却正因为其貌不扬而被录用当上了各种配角（《一脸坏相》）。
作品的幽默还表现在对其笔下人物的种种遭遇，总是带着善意的同情和谅解。对于他们的恶习不是鞭挞而是善意的嘲讽，对于他们所采取的各种伎俩不是谴责，而是含蓄地启示开导，并以成功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贴切的描写和刻画，揭示了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物那种无奈、无力、无助、无谓的生存方式和绝望的心态。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令人感到真挚亲切，似乎故事中的人物是面对面地在向你叙述他们的亲身遭遇，故事都是那么平常和普通，然而从平凡中见真实，从普通中瞥见本质，故而能引起读者共鸣，使他们跟随故事中的人物一起进入了二次大战后罗马平民百姓所处的各种生活境遇中去感受和体验他们的愁绪和忧患：怀疑妻子有外遇，却发现是服刑期满归来的小舅（《马里奥》）；半身瘫痪的人比只是没有了下巴的人更令人同情，“在人生的阶梯上总是走下坡路”的有生理缺陷的人，因想争得世人的同情施舍对比自己更为不幸的残废人产生了嫉妒心（《失误》）；为了能去海边休养向朋友伸手求援碰了一鼻子灰的儿子，结果却不得不用母亲当掉金首饰的钱去治病（《没钱的朋友》；含辛茹苦把儿子抚养成人的女裁缝却眼看着因赌博输钱而行凶杀人的儿子成了阶下囚（《眼镜儿》）；爱吹毛求疵驱车在大街上与一位太太无理取闹的年轻人受到路人一顿教训和奚落（《吹毛求疵的人》）。
每篇小说的结尾妙趣横生、恰到好处，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更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过分拘泥小节；做事婆婆妈妈的丈夫在妻子弃家出走后非要上丈母娘家问个明白时，居然还本性难移地注意到丈母娘家客厅桌子上那只花瓶下的小垫片没放正（《别刨根儿问底儿》）；结婚才两年被挥霍无度的妻子弄得把在银行的存款全都取尽而一无所有的丈夫，最后却从旁人口中得知他妻子对人说是丈夫把家产挥霍一空无可救药才导致她毅然离家出走（《挥金如土的人》）；因生活无着落，想托当作家和诗人的朋友写一封假哭丧母后的悲痛无援的信件，以期能感动刚丧母的律师能慷慨解囊予以施舍，殊不知那位代笔的作家居然捷足先登，早已上门去拜访过那位律师了（《“妈妈”一词》）。
跟莫拉维亚的许多作品一样，《罗马故事》是在古城罗马的大环境里展开各种动人情节的，那还是一个带着战争创伤疮痍满目的城市，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写在墙上的‘打倒’和‘万岁’的字样”，“行进在街上的装满无花果和柑橘的小推车”，“门前台阶上坐着残废人和瞎子的教堂”。那墙上挂有壁毯穹顶饰有壁画的古老的楼房，那怀抱着古城的蜿蜒的台伯河，那雄伟庄重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构成了各种人物活动的时空和背景。所以，读着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就仿佛随同他回到50年代的罗马城，漫步在两旁拥有古老建筑的大街上，徘徊在有“红丝绒铺着台阶的金银首饰店的橱窗”前，在多少世纪来盘绕着罗马的台伯河畔，或是在空气新鲜、空旷、荒漠的罗马市郊外，聆听罗马人诉说他们自己真切动人的故事，领略着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
普拉托利尼
普拉托利尼，1913年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工人家庭。他自幼家贫，9岁开始当学徒、工人，同时刻苦自学。30年代末成为记者，并和诗人加托共同创办和主编文学刊物《校场》。40年代，他参加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陆续发表小说。
普拉托利尼的中篇小说《马加志记街》（1941）具有自传性质，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描写了少年瓦雷利奥进入社会以后对周围现实的观察和感受，反映出法西斯统治时期少年一代的成长。长篇小说《街区》（1945）描绘佛罗伦萨工人住宅区4个少年不同的成长道路，谴责法西斯对青年的毒害，指出年轻一代在成长的道路上虽然会遇到一定的苦难与坎坷，但必定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街区》实际上是30年代佛罗伦萨以至意大利劳动人民生活的缩影。
1947年，普拉托利尼发表了意大利当代文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苦难情侣》，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描绘了佛罗伦萨一条普通街道的贫苦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逐渐成为自觉反法西斯战士的过程，作品塑造了一个体现意大利民族性格和劳动人民品德的共产党员科拉多的形象，指明人民的力量必胜的前景。
普拉托利尼的代表作还有《意大利历史》三部曲：《麦泰洛》（1955）、《豪华》（1960）、《理智的永恒》（1963）。三部曲描写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生活。《麦泰洛》表现泥瓦工人麦泰洛在生活和斗争中经过艰难的磨炼，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工人运动领导人的过程。《豪华》以20世纪初至法西斯上台的最初年代为背景，描写资产者科尔西尼从信奉社会主义思想后来追随法西斯最终成为法西斯的牺牲品，揭露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堕落。《理智的永恒》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60年代这一历史横断面为背景，以佛罗伦萨青年工人布鲁诺的生活为题材，描绘了战后意大利面临的饥馑、失业、经济萧条和5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奇迹”，客观地展现了意大利社会生活的特征以及经济、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化。
普里莫·列维
普里莫·列维，生于1919年，是一个犹太家庭的后代。
1942年，他在都灵大学取得了化学博士头衔，此后，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用假名在都灵附近山区的一座镍矿找了一份差事。一年以后，他转到了都灵一家制药厂的化学实验室工作，直至1943年纳粹德国的铁蹄踏上北部意大利的国土。
此后，年轻的列维将化学实验室里的仪器变卖换来了一把手枪，加入了一支犹太人的游击队，开始了他的反德意法西斯活动。1944年由于不幸因被出卖而被捕，移交德国法西斯军队之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那一次与列维同行的一共有650名犹太人，而他成为最终幸存下来的24人之中的一个。
众所周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二战中纳粹德国的杀人魔窟，能够幸存除了难友的帮助，列维认为他懂得化学知识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我在奥斯维辛待了10个月，能活下来也许因为我在他们的人造橡胶厂服役。当然，更多的还是运气。”正如列维自己讲的，能活着从奥斯维辛走出来运气还是最重要的。就在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前夕，他患了猩红热，被当作没有救治希望的老弱病残留在了奥斯维辛等死，谁知塞翁失马，因此躲过了一次死亡之旅。
幸存者自述从奥斯维辛重返故乡之后，列维恢复了他作为一名化学工业实业家的身份，继续在化工领域里发展自己的事业。他改进了一项给铜丝表面抛光的化学工艺，这一技术上的重大改造为工厂带来了可观的商业效益，列维也因此成为了这家化工厂的老板。在此后的30年里，列维的主业始终都是围绕着他的化学工业事业，只是在业余时间里他才从事他的战后文学创作活动，如此直至1977年退休。
“我感到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在促使我坚持下去，一定要活着走出奥斯维辛，因为我将向人们见证这一段历史。”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回到都灵后的一年时间里，列维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如果这也能称为一个人的话》。
在这本书中，列维讲述了许多亲眼目睹的大屠杀的情形。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书中并没有激烈的言辞叙述，也没有过度亢奋的词汇，相反他的叙述冷静得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在奥斯维辛亲手掩埋过同伴尸体，并天天目睹死亡和面对死亡危机的老人所写的作品。他用极富于散文韵味的笔触，歌颂了人类的尊严与理智抵抗野蛮与卑鄙的胜利。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被直接翻译成了《奥斯维辛的幸存》，但是列维本人对这样的翻译并不是十分满意，他自认为这样的译法太过于直白和平庸了。列维的作品相对于一些非常文学化的作品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翻译的，因为他在表达时既不用过分的影射，也不过分的口语化，用词非常准确，这也是列维的一个明显的风格。文学和科学对于列维来讲是用来表达主题的两种不同方式，他希望他在文学创作里做到用词的精确和叙述的严谨，这大概和他是个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实验的化学家有很大的关系。
列维的虚构性作品，例如小说、短故事集的数量并不算很多。算起来也就是5部短篇故事集和一部长篇小说：《第六日》（1966）、《元素周期表》（1975）、《猴子的扳手》（1978）、《如非现在更待何时》（1982）、《制镜者》（1986）、《他人的交易》（1989）。其中《元素周期表》和《猴子的扳手》这两部作品被视为他的非纪实性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列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表达和叙述的方式，将化学元素、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应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巧妙地结合起来，并力求通过此种方式的写作对人类历史进行一番反思。
最为典型的就是《元素周期表》一书。这本书是由21个短篇作品组合起来的合订集，每一个独立的单元都以一个化学元素的名称来命名。人们让列维对这本书做一个简要的概括时，他这样写道：
“你们应该不难看出来，这不是一部化学论文集，这也不是一部自传，这是一部被重塑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