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弘治十六年（1503），正德皇帝登极刚满一个月，就建了七座皇庄，到他死的时候，共建了三十一座皇庄。连皇帝都公然兼并抢夺老百姓的土地，其他权贵们就更不要说了。那些有势力的藩王、贵戚们手底下养着成群的豪奴恶仆，仗着权势，纵容恶奴到处抢掠土地，明抢明夺，百姓根本无力抗拒，官府也无人敢问。
利益集团的疯狂掠夺和恶性兼并，导致全国土地大量“流失”。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元璋曾做过一次普查，当时全国官民田地共有八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可是到正德年间却只剩下四百二十三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全国在册的耕地面积一百多年间整整减少了一半！可知共有四百多万顷土地被各类权贵豪强以各种方式侵夺去了。
在中国，耕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现在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被强势贵族集团霸占去了，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老百姓断了命根子。这些人有的成了贵族庄田里的佃农，有的干脆成了流民。佃农“租种”贵族庄田的土地，要交租完税，而且是人家让交多少就得交多少，稍有抗辩，不用官府的衙役军士来抓打，单是庄田里的“管庄”和他手下的无赖恶棍就能把农民关进庄田私设的牢房，或囚或打，甚至杀害。流民更惨，无房无地，无衣无食，除了儿女，无物可卖。胆小的饿死路边，胆大的落草为寇。
南赣地区地处蛮荒，四个省的流民都逃亡至此，结果荒凉的山区反而人口兴旺，到处都是刚形成的村落和新开垦的荒地。流民们好容易才有了土地，再也不肯让人夺走，就算拼了性命也要保护它，于是到处都有强人结寨自保，对抗官府，以至南赣地区大小山寨数百成千，难以计算。其中规模最大的几股山贼有福建漳州芦溪一带的詹师富、温火烧，江西南安府境内的横水贼首谢志珊、桶冈贼首蓝天凤，广东惠州府浰头一带的贼首池仲容。这几路山贼都占据绝险，经营多年，凶悍敢战，每支山贼都有数千之众，加之互相勾结，一处被攻，处处策应，群起牵制官军，十几年间把当地搅得天翻地覆，闹得民不聊生。
王阳明一介书生，到这么一块“四不管”的穷山恶水来剿匪，实在是很难为他了。可为什么阳明先生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平定南赣九府十几年难平的“匪患”？他靠的就是诚意。
若说王阳明本人对于南赣百姓似乎并无亏欠，可通过“诚意无我”的大反思，王阳明知道自己身为一名官员，是整个官僚机构中的一份子，官僚机构犯的错他也有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推托。他认为地方治理不善，是整个朝廷的责任，是所有官员的过失。一个官员推卸责任，硬说地方恶政是“前任造成的恶果”，与他无关，然后厚着脸皮假装青天大老爷，糊弄老百姓，这就成了“过而不改，是为过矣”，有违孔夫子的遗训了。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王阳明便怀着一颗谦卑之心来做南赣巡抚，上任伊始就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还债，也正是这份良知诚意，让王阳明透过事件的表象，看到问题的核心。
就说这南赣九府的流民吧，他们是哪里来的？都是被朝廷迫害才沦落到此的！做官的看到这些流民，应该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应该给流民下跪道歉才是，哪有脸去“剿杀”这些可怜的百姓呢？
王阳明是个有良知的官员，他知道官府欠了百姓的债，这笔债应当由他来偿还。所以他一到南赣立刻诚心实意地为百姓办起事来，首先把所有愿意接受招抚的“山贼”全部称为“新民”，用这个称呼洗去他们身上的“罪名”，然后划定村落给他们居住，划出土地给他们耕作，还发给他们耕牛、农具、种子，使他们在当地安居乐业。
由于王阳明对百姓诚心实意，安置措施又很完善到位，起到了进一步感化安抚的作用，于是更多人走出山林，接受了招抚，一座座山寨变成了村庄，成千的“山贼”扔下刀枪，拿起锄头，重新变成了老百姓。同时王阳明又成功推行了另两套措施：一是选练民兵；二是推行“十家牌法”。
“十家牌法”不是阳明先生首创的，早在宋代王安石就提出了“保甲法”，主要内容是：在乡村里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人为保正，一人为副保正。后来又让相邻农户二三十家排成一‘甲’，选一个甲头，再依托保甲制度建立一支民兵制度，对官府权力难以深入的乡村实行权力管制和暴力控制的“双轨制”，用这样的办法约束百姓，收缴捐税，抵御盗贼。而王阳明在南赣所用的办法比王安石早先创立的制度更完备、更妥善，最重要的是：要更人性化一些。
为了推销自己的“十家牌法”，阳明先生专门出了一个告示，其中有两段话特别有趣，即一开始提出“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摆出一副和百姓“商量”的架势，但紧接着说，“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也就是说“十家牌法”并不是和百姓们商量，而是强制推行的。
显然，在阳明先生看来，他要保护的首先是“诗书礼义之家”，然后是“良民”，即以“乡绅”为核心、以“良民”为基础组成一个民间团队，联合大多数人去打击“暴民”这个极少数群体，这和当时的社会状态、阳明先生对百姓的态度以及“十家牌法”实际推行时所用的办法都是一致的。
从细节来看，王阳明推出“十家牌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盗，而从他并未增招民兵，反而让各县三分之一的“机快打手”回乡务农这一项来看，可知阳明先生推出“十家牌法”的初衷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着想。所以阳明先生创立的“十家牌法”和编练民兵的制度，以及他在南赣地区的剿匪工作，后来都成功了。
但阳明先生个人取得成功，并不能说明他这套制度也是成功的。
王阳明利用“十家牌法”把百姓硬性分成“良民”和“暴民”，以“良民”对抗“暴民”。当太平年景，社会矛盾被掩盖的时候，这样的状态或许还能维持得住，可一旦社会矛盾激化，“良民”受到迫害，失去土地之后，就会迅速向“暴民”靠拢，而整个社会照样会被“官逼民反”的不幸现实撕裂。
最早创立这一套制度的宋代，到宋神宗年间“保甲法”已经破产，农民们被官府盘剥得活不下去，保长们自己领头带着农民造反，“诸路盗贼蜂起，皆保甲为之，本欲御寇，乃自为寇”，起了个反作用。
王阳明订立“十家牌法”的时代，社会矛盾还没到彻底激化的程度，加之阳明先生才智过人，又是本着良知诚意，真心为百姓着想，所以他这套“十家牌法”成功了。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李自成、张献忠动辄聚众数十万，大败之后只剩几十人，可一旦得到喘息之机，一两年工夫又能招纳大批流民，转眼汇集成几万、几十万大军，这种时候，“十家牌法”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清朝也推行过保甲制度，但到清末就失效了；蒋介石也曾学习王阳明的经验采用这套“保甲”办法，但也失败了。
“十家牌法”也罢，“保甲法”也罢，它们勉强可用，但仅是权宜之计，并不是治本的办法。
三三场败仗
虽然王阳明是来安抚百姓的，是来给南赣的百姓还债的，可安抚百姓只是一方面，当地的几股悍匪，阳明先生却是不得不剿。
王阳明是带着满心良知、一腔诚意来到南赣的，安抚百姓的工作也很到位，加之有兵部的支持，在调动广东、福建各省兵马这方面极有权威，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以及贼情都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连情报工作也已经做好，所以王阳明有信心打几个胜仗。但在打仗方面他是个新手，虽然准备充分，但战斗打响之后，仍然很不顺利。
在开战之前，阳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事先获取的情报秘密逮捕了山贼安插在巡抚衙门里的眼线，一名“奸猾老吏”，并利用这个眼线破获了山贼在赣州城里的联络网，又用反间计向山贼递出假消息，声称阳明先生调集福建、广东两省的部队并不是为了剿匪，而是让他们到赣州来参加检阅，使对手毫无准备。
哄住山贼之后，王阳明立刻调集福建、广东两省官兵，命令所有人务必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也就是阳明先生开府办公的两天之后，对驻扎在长富村一带的山贼詹师富所部进行突袭。
詹师富是福建漳州芦溪人，他平时活动的重点地区就在芦溪、大伞、莲花石一带，而遇到官军进剿时，退守的巢穴则是天险象湖山、可塘洞等地，另有箭灌的贼首温火烧与之勾结，互为倚仗。在王阳明到南赣之前，由于官军软弱无能，詹师富这一支山贼的势力大涨，从芦溪一带出来，一直深入到距漳州仅几十里的长富村一带，控制官道，逼近府城，给当地人民和过往商旅造成了重大损失。但也正因为这份骄横凶狂，詹师富这路人马成了王阳明的首选打击目标。
王阳明早已获得了关于詹师富的一切情报，又利用反间计稳住了对手，使其对官军动向毫无察觉，随即王阳明调动福建官军五千余人“各分哨路，从长富村至阔竹洋、新洋、大丰、五雷、大小峰等处与贼交锋”，展开了突然袭击。同时广东军马趁着詹师富主力前出、后方空虚的机会对他的老家芦溪、大伞、莲花石等地展开突袭，前后夹击，打算把詹师富这一路山贼阻截在长富村一带，一举消灭。
可惜王阳明也好，兵部也罢，虽然对这场首战做了充分的准备，却没有料到参战官军的战斗力实在不怎么样。在激战中，广东官兵畏敌不前，竟被山贼从大伞方向撕开了口子突围而去，致使福建官军折损了县丞纪镛、指挥覃桓两名统兵官。
眼看山贼突围而去，广东官军追之不及，福建官军也因为损兵折将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勇气，两省官军眼睁睁看着詹师富逃进了象湖山。
王阳明身系重任，本打算一战扬威，想不到首战竟以失利告终，而且打草惊蛇，把山贼吓得退回深山绝谷死守不出，使后面的仗都变得很难打了。
最糟的是，王阳明打这场硬仗靠的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福建、广东两省官军也都是趁着突袭的锋芒才敢与山贼正面较量，现在打了败仗，官军的锐气立刻泄了，先是互相推卸责任，继而又提出象湖山是一处天险，单靠眼下的兵力无法进攻，请王阳明设法调动湖广的“土兵”来协助进剿。
所谓湖广土兵，是特指湖广省的永顺宣慰司、保靖宣慰司两处土司的兵马。这两个土司都是彭姓，同出一家，他们祖上自五代时就占据当地，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到明朝建立之初，彭姓土司受封为宣慰使，世有其地。永顺、保靖两地都在深山之中，偏僻穷苦，人多地少，当地人习武善射，凶悍好斗，只要给钱，他们很愿意担当雇佣兵的角色。湖广方面的封疆大吏就看中了他们这个特点，时常从当地招集兵马到各处作战，每有胜仗，赏赐优厚，若是战死，官府不理，当地人为了银子，也真就肯出来卖命。因为永顺、保靖两地的土司兵凶悍敢斗，杀人不眨眼，又最贪钱，只要有银子就肯拼命，南方各省的官府都看中了他们这股子蛮劲，每有什么强贼恶战，官府往往征招土兵前往，甚至跨省征调，这些征调出来的兵员也真是厉害，什么样的恶仗都敢打，临阵勇猛，手段凶残，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平时祸害起老百姓也是出了名的，像这样军纪败坏的雇佣兵，王阳明是不肯随便调动他们的。
另外，永顺、保靖两个宣慰司都在湖广和贵州交界之处，要把永顺、保靖土兵调到福建，必须先让这两路土司兵横穿整个湖广、江西两省，这才能转道进入福建。但这么一来要浪费半年的时间，花费大笔军饷，然而这帮土兵又是出了名的军纪败坏，让他们穿越三省千里行军，沿途一定会打家劫舍扰害百姓，所以请调湖广土兵对南赣巡抚来说是个天大的麻烦，得不偿失。
既然得不偿失，福建、广东两省将领为什么还要让王阳明去调动土兵？并不是因为两省官军兵员不足，而是官军无能，军官无耻，不敢跟山贼面对面地打硬仗，只能跟这位新到任的南赣巡抚耍赖，想拖延时间，把眼前这一仗混过去。
作为一名刚到任的巡抚，王阳明肩上的责任很重，可官军一滩烂泥，无法使用，王阳明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将计就计，借着官军避战的势头，故意放出风声，说巡抚衙门已经决定去调请湖广土兵，但因路途遥远，这些土兵估计要到秋后才能赶到，到那时候再来进攻山贼。其实阳明先生只是在麻痹对手，养精蓄锐，寻找战机，准备对象湖山的詹师富发动另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可意外的是，他等来的不是机会，而是官军的又一场惨败。
二月初七，也就是长富村作战失利大约十天之后，一支山贼忽然从广东惠州府远道奔袭而来，无声无息地横过广东、江西两省边界，从江西全南、龙南、定南、安远四县之间穿过，突进江西赣州府地界，一直开进到信丰县城附近。信丰县距离王阳明所在的赣州府有一百五十余里，其间有信丰江相连，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王阳明如果分兵来救信丰，则对于象湖山一带的围剿立刻瓦解；如果不救信丰，这座县城一旦被山贼攻破，遭到杀掠，王阳明就真是无法向上面交代了。
突袭信丰这招棋下得十分刁钻突兀，正是个“围魏救赵”的妙计，这股山贼是从广东惠州府龙川县的浰头大寨杀过来的，指挥偷袭信丰的就是广东浰头山贼的首领池仲容。
池仲容是广东惠州府浰头乡曲潭村人，匪号池大胡子，这人和他的两个兄弟池仲宁、池仲安一起占据了龙川县的上浰、中浰、下浰一带，聚集几千精兵，自号“金龙霸王”，又把自己的手下封为元帅、提督、总兵，以浰头为根据地攻州掠府，打家劫舍，又和詹师富、温火烧、谢志珊、蓝天凤等人结盟，共同进退，对抗官兵。而池仲容因为头脑灵活、胆大心狠，先后带兵攻打过广东惠州府的龙川、韶州府的翁源、雄州府的始兴，最远甚至打到江西赣州府的会昌县城，纵横无忌，俨然成了各路山贼的总头领。王阳明对他的评价是：“狡诈凶悍，非比他贼，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谋，人不能测。”
为了应对池仲容的奇袭，王阳明派赣州卫的四千官兵去解信丰之围，却想不到江西军马比福建兵马素质更差，在信丰又打了一场败仗，眼看不是池仲容的对手，就瞒着王阳明暗中和山贼接触，用金银收买池仲容，请他退兵。
此时池仲容也得到消息，知道詹师富已经突围而去，自己偷袭信丰、牵制官军的计划已经实现，虽然没有攻克县城，在乡下也抢到不少财物，又收了官军的一笔贿赂，心满意足，这才撤兵回广东去了。
池仲容就这么带着手下在广东、江西两省之间轻轻松松打了个来回，两省官军不是畏敌避战，就是大败亏输，最后不得不用银子买了一个“平安”。
江西、广东、福建三省的军马就是这样的素质、这样的战力、这样的品行，王阳明这个文官出身的南赣巡抚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就是这一连串的失败促使王阳明下定决心，编练民兵，改编官军，提升部队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