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等根据创伤事件出现的次数将儿童创伤分为两类：玉型障碍（创伤事件只出现一次），引起强烈情绪反应的一次性经历，如伴随强烈恐惧情绪的遭蛇咬、溺水等，与自尊心受挫有关的当众受辱等；域型障碍（创伤事件持久出现或反复存在），有些事件单独一次出现并不足以导致创伤发生，但如果是反复出现或持久存在则可导致创伤产生且在表现上有其特点。情绪虐待和身体忽视这类事件就是如此，它们常常反复出现，持久存在。与父母的分离，如单亲家庭或寄养在亲属家而长期与父母分离所导致的分离焦虑，也是一种域型障碍。对年幼儿童来说，与父母分离或丧失父母意味着依恋关系的破坏，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动物实验研究来看，依恋关系对年幼的动物或儿童具有生存上的意义，关系的破坏毫无疑问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分离一直被看作是童年期重要的创伤性事件。人们比较容易接受那些剧烈、恐怖的事件为创伤性事件，但对如分离、辱骂、忽视这类事件则不以为然，也可能与这类事件在研究方法上比较难以定性和定量有关。
此外，儿童目击暴力也具有非常突出的创伤性，特别是目击自己的亲人被施暴或被杀。劳伦报告一个五岁儿童目击自己的弟弟被继父杀害的场景，当时他躲在桌子底下，此后老师经常发现他会躲在课桌底下，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显然是在经历了严重的创伤后发生的行为改变。
为了能够比较准确和可靠地度量创伤的性质和程度，目前研究者们设计了一些问卷或检查评定量表。如童年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和童年期创伤检查表（Childhood Trauma Interview），其中涉及的内容除了性虐待和身体虐待外，还有与父母的分离和丧失父母、目击暴力、情绪虐待或攻击以及身体忽视。
4.2.1 儿童早期心理创伤特征
儿童心理创伤表现的一般特征是：视觉或其他感觉的重复回忆或显现；重复行为；特殊的创伤恐惧对人、生活和未来态度的改变。在遭受创伤打击后的儿童中，临床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诊断：行为障碍（conduct disorder）、边缘性人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重度情绪障碍（major affective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恐惧症（phobic disorder）、分离障碍（dissociation disorder）、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适应障碍（adjustment disorder）等。经历创伤打击的儿童也会有多种表现，如思想压制（thought suppression）、睡眠障碍（sleep problems）、夸大的惊恐反应（exaggerated startle responses）、退行（developmental regressions）、对现实的恐惧（fears of themundane）、故意回避（deliberate avoidances）、惊恐发作（panic）、易怒（irritability）、过分的警觉（hypervigilance）等。
对此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分离性焦虑障碍（separatived anxiety disorder， SAD）。SAD的核心症状是，当患儿与主要依恋人或家庭分离时会出现明显的焦虑；5～8岁儿童常不切实际地担心父母或主要依恋者被伤害，拒绝上学；9～12岁儿童在分离时表现出过分的苦恼，而在青少年时期，最常见的是躯体主诉和拒绝上学。年幼儿童的症状比年长儿童多，男孩和女孩症状相似，大约3/4的SAD患者表现为拒绝上学，常合并为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sed anxiety disorder， GAD），长大后易出现抑郁症、惊恐障碍。Last等人对儿童焦虑障碍进行了大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与其他类型焦虑症状相比，分离性焦虑障碍的儿童起病年龄最早，平均为7.5岁，在性别方面无差异，常来自单亲、经济状况差的家庭。
4.2.2 儿童期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
童年期创伤和成年后精神障碍关系的个案研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主要研究方式。当时的精神分析治疗很盛行，探究童年期的经验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临床医生就有机会发现患者童年期发生的创伤性事件，比如性虐待、体罚和感情忽略等。80年代，随着人们对创伤性事件致病作用的认可，大量研究涌现出来。目前，我们已经很清楚，几乎所有成人发生的精神障碍都与童年的创伤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4.2.2.1 克莱因的客体关系治疗
在客体关系学说里，“童年创伤”被用来指早年应激性的经历，如分离、恐惧、亲人丧失。这些经历会导致心理上的负担，有时还会导致后来生活中的症状（如抑郁），除非这些经历能够用语言表达，被确实地哀悼过并被修通了。这样做并不是说早年父母的去世已经不再是创伤，但确实已不是秘密，而且孩子还有很多的社会支持可以依赖。我们使用“创伤”这一术语来指单次的打击和压倒自体的积累效应对心理形成的挑战，而不管创伤是否严重，自体是否很脆弱，或者自体能否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当然，在实践中，这些差别可能并不是很明显。
梅兰妮·克莱因最初将精神分析用于治疗中，希望弄清楚童年经历与成人人格之间的联系。但他发现，儿童特别是幼小的儿童并不能够很好地用口头表达，并且要他们将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过去的事情进行有意义的联系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概念化的技巧非常有限。因而，他认为越是受到严重创伤的患者的思维往往越发具体，他们不是用语言表达，而是用躯体不适来表达，就像Freud的那些癔病患者，他们的痛苦、麻痹或者咳嗽都是将一个无法承受的创伤转化成了同样的痛苦但可以承受的躯体症状。现在我们认识到，像这样的转换症状象征了无法承受的内在客体关系。
受到创伤的患者可能会不断地重复某些毫无意义的动作，比如洗手，以此来转移自己对创伤的注意力，试图在不必对创伤进行思考的情况下将创伤洗掉，或者他们也可能会重复地流连在世俗的事务中，让自己远离这种深刻的情感痛苦。
4.2.2.2 分离防御
发展理论认为，照顾者对婴儿的镜映（mirroring）作用对孩子自体表象的发展十分关键。好的母亲会调整自己对孩子情感及行为的反应，即进行脸部和声音的镜映，并与孩子相互作用，来给孩子的情感和行为赋予形式和意义。照顾者的镜映给孩子提供了一个表象，这个表象将成为孩子发展自体感受的核心。这种核心的形成将会促进孩子的自体和他人表象的形成，促进精神化能力的发展。在情感忽视的案例中，照顾者忽视了镜映这个功能，根本不镜映孩子的情感，这样就剥夺了孩子形成主观感觉的基础。而在情感虐待的案例中，照顾者给了孩子扭曲的镜映，镜映功能的缺乏或歪曲可导致内部世界的体验被歪曲。在临床上，这就意味着，一个缺乏情感回馈并丧失能据此对外界和自己形象加以识别的孩子以后会在现实与幻想、物质与精神的区分方面出现障碍。
另外，看护者的功能失调或者不可获得往往会导致孩子安抚能力的缺乏，并因此而导致其对无法抵制的情感的易感性，于是孩子更容易采用分离作为防御方式。
这些发现显示，分离与经典的创伤相关，也与忽视相关。这提示了人们，在有分离性障碍的患者中，要注意客体关系和亲附的重要性。
Dr郾Herman认为，人们对待暴行，通常的反应是将其从意识中驱逐出去。在儿童面临创伤情景时，常启动的应对系统有惊恐系统和投降系统，但是因为遭受创伤的儿童支持系统也常常较差，因此，就更多地会采用投降系统，这样就会相应地表现为不再对周围、对自己有知觉，对疼痛的敏感性降低，现实感丧失，人格解体，产生犹如被注射麻醉药物一样的分离性症状。由此可见，当儿童面临无法抵抗的创伤打击时，出现心理上的逃跑—分离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都认为，分离是应对儿童期创伤常见的、自然出现的防御方式，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更容易出现分离。
根据温尼科特对原始分离的理解，人们可以认为，对于儿童而言，原始幻想起着过渡性客体的作用，而与幻想相关的是分离，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儿童可以得到一切美好的事物，也可以回避甚至战胜一切不好的，甚至是可怕的东西。但是，当这种分离作为防御方式一直延续到成年期时，就可能导致典型的分离性障碍。
与上面的意见和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有一部分人对分离性障碍患者所提供的有关创伤的真实可靠性提出了以下三点质疑：淤童年早期的记忆本身不能等同于当时的客观现实。于回顾性的记忆本身不一定可靠，事实上存在记忆扭曲的现象。盂这些分离性障碍患者本身的暗示性和感受性就比较高，容易出现暗示并表现分离，因此分离性障碍患者的早年创伤是不确定的。
但是，仅从精神分析学说对创伤的理解就可以看出，对童年早期记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一些研究中使用了对照的方法，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回顾性记忆的不可靠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关于创伤和分离间是否存在中间变量或者第三变量的研究也是研究热点之一，目前尚无定论。
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则是应用身体的痛苦将创伤的核心封装起来，在心理上出现分离和空白。在他们的意识中，自体产生了分裂，被分裂成了不同的部分，带着单独的记忆团，各部分之间没有意识层次的交流，用这种方式来封藏自己曾经感受的痛苦。但痛苦的记忆并不会就这样被永远埋葬，所以他们总在无意识地重复创伤的内隐记忆性行为，几乎都不能很好地防御再次受到虐待或者很好地防御与虐待相似的情境，类似的情境会启动他们所有的内隐记忆，这样，痛苦便如曾经历的那样铺天盖地地袭来，故而会表现为儿童期创伤的一些临床症状，如情绪不稳、人际关系受限、攻击行为、躯体功能失调以及分离状态等。
4.2.2.3 科胡特儿童创伤人际间理论
相对来说，科胡特认为，主要的儿童期创伤是人际间的，父母共情的失败导致自我一致性受到破坏而在后来的生活中出现一个“不能整合的产物”，如攻击性等。科胡特认为，如果一个客体被投注了自恋力比多，那个客体就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自恋性的投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父母将孩子视为自己的一部分，父母才能共情地理解孩子的需要，从而适时地给予孩子满足。这种情况在儿童发育的早期阶段特别重要。随着儿童的长大，这种自恋性的认同需要适时收回，否则将限制儿童的发展，儿童不能永远是父母的一部分。如果父母自己的自恋发展有问题，比如，他们依然处于炫耀自我或者理想化父母意向阶段，而不能够适时地减少对孩子的自恋性投注，他们就会听不进孩子的表达，孩子将会永远是他们自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们的附属物。
一个家庭成员的创伤通常会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间接而严重的影响，有着代际传播和无意识的特点。这首先是因为其他家庭成员会受到经历创伤的人所产生的改变的影响。其次，过去的创伤常常会代代相传，不论父母想不想让孩子来承担，它们会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潜意识的方式，通过创伤的内在客体关系进行传递。例如，在一个受虐待家庭成长的父母小时候无力对抗强大的父母，只能够合理化父母的虐待行为并与他们认同，这样自己也就无意识地变成了一个虐待行为的拥护者。
再如，有些曾在儿童期遭受到性虐待的父母，他们虽然意识到这种虐待的伤害，但是由于父母的不理解和忽视会导致他们对虐待事件的屈从和退缩，只能努力让自己的孩子不再受到伤害。他们会传递出非常严重的焦虑，觉得性会毁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和焦虑的眼神都会给他们的孩子传递出恐惧的信息，尽管他们不一定这样说，但是孩子却会因为经常接受这样的投射性认同而成为受虐者。
这些儿童期心理创伤常常在成人后变得不可辨认。虽然一些躯体伤害导致的创伤痕迹不会被忽略掉，但在更多的时候，心理上的伤害却只会存在于时间的门槛之外，创伤所遗留的情感（如愤怒、失望、无助和痛苦）缺乏直接可以交流、发泄的渠道，就会作为前意识或潜意识的活动事件，通过自我潜意识的防御和适应机制尽可能地长期回避。一段或许很长的时间之后，压抑的痛苦体验仍将产生。年幼的儿童对此并无觉察能力，他们要么以躯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要么就是以分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很难用成人的语言对之作精确的描述。
4.2.3 儿童早期心理创伤对成长的影响
童年创伤性的经历对受害者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受害者由于创伤性经历所产生的各种临床症状都是急需探讨的问题。很多孩子因为自身性格等原因，比较容易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孩提时代的心理创伤在大多数情况下可随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释，或只产生微小的作用。但是对某些孩子来说，影响却是深远而无法自行消释的。虽然多数研究者认为，童年创伤更多的是指受害者站在主体的角度对其儿童时期创伤性经历的主观感受，但几乎没有研究者否认，不管是短期影响还是长期影响，儿童早期的心理创伤都在他们心理上留下了或大或小的阴影。
许多研究显示，儿童期创伤经历对心理发展有重大影响，儿童期创伤经历与成人的各种精神障碍（如抑郁、焦虑、人格障碍、自杀行为等）高度相关。人格是一个人稳定的、持续的和独特的感知、体验、思维模式以及行为方式，人格的发育是心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在创伤性环境中生存的儿童，因其环境的不安全、敌意和威胁，结果导致情绪剥夺、需要不能满足，因此难以发展出适应良好的人格结果与功能，从而严重影响其成人后的心理健康状况。
施春华、林晓娇（2009）的研究表明，儿童期创伤经历中的情感虐待和躯体忽视进入了对心理健康的回归方程，提示情感虐待和躯体忽视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在儿童可能经受的各种创伤中更应该关注情感虐待和躯体忽视的发生情况，这与其他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陈晶琦（2005）调查了391名大学生，结果表明儿童躯体、情感虐待问题在我国很常见，并与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解决儿童虐待问题需要提高全社会对儿童虐待问题的认识，特别是要改变儿童监护人、儿童保健人员的旧观念，使他们了解儿童虐待对受害儿童及其一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陈静、施琪嘉（2006）的研究表明，青年群体中分离性体验评分高的研究组，在儿童期创伤量表及其各因子的得分上显著高于对照组，而且分离性体验与儿童期创伤高度相关。其中，分离性体验与性虐待、情感忽视、情感虐待高度相关，这与国外的大部分研究结果相同。此外，有关研究对象的精神病诊断显示，分离性症状可见于多种精神疾病，尤其是PTSD、边缘性人格障碍、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而分离性症状和儿童期创伤的关系密切，这提示在精神科临床工作中要注意分离性症状的识别，在治疗时要谨慎处理儿童期创伤问题。
4.2.3.1 童年虐待对儿童所造成的短期影响
首先，来自于躯体虐待所造成的身体伤害。这些身体伤害除造成身体的器质性损伤以及生命危险外，也严重影响了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破坏了其正常生理功能、降低了其健康水平，有的甚至造成其终生伤残。
大量研究显示，受虐待儿童还会存在多方面的情绪、行为和心理病理问题。高攻击性是遭受躯体虐待儿童最突出的行为问题之一。对此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高攻击性可能与这类儿童的情绪控制和表达技巧方面的缺陷有关，即躯体虐待经历可能损害儿童的情绪控制和表达技巧，使他们难以用言词表达情绪体验，因而常常借助直接的行动（攻击）来表达其愤怒或痛苦的内在感受；另一方面，高攻击性可能只是受虐待儿童对所处的虐待性环境所采取的一种防御策略。受虐待儿童常常显得过分警觉，对环境中任何有关伤害性刺激的线索都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出迅速攻击，如他们往往对小伙伴友善的接近报以愤怒和攻击。作为一种防御策略，高攻击性对处于虐待环境中的儿童是具有适应和保护性意义的。
遭受躯体虐待或忽视的儿童还表现出较多的品行障碍、注意问题、多动、破坏行为、反社会行为等。高攻击性和社会退缩是受虐待（特别是躯体虐待和忽视）儿童在同伴关系中的两种典型表现，这类儿童也因此而遭到同伴的拒绝，以致越来越深地陷入社会孤立的处境之中。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这种同伴关系的困难和社会孤立状态可能持续存在，从而影响儿童的学校适应和学业成绩，并从多方面影响儿童的自我概念和自尊水平。
其次，性虐待经历所造成的行为后果多表现为社会退缩、成绩下降、离家出走、焦虑、抑郁、自杀等。性早熟行为被认为是遭受性虐待儿童最具特征性的行为表现，即受虐待儿童常表现出一些与其年龄和发展阶段不相符合的成人化的性活动。
4.2.3.2 童年期虐待对儿童造成的长期影响
大量心理治疗实践和实证研究显示，个体早年如果遭受过不良刺激，往往会产生灾难性的持久影响，许多心理疾患，甚至躯体疾病都与这种早年创伤有关。许多研究表明，童年创伤性经历与一些人格障碍尤其是边缘性人格障碍具有高度的相关。Bailey和Gibbons（1989）对294名女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儿童时期遭受躯体虐待者有38.9%患有贪食症，比没有躯体虐待者患有贪食症的比例（5.8%）要高得多。Briere和Runtz（1990）对277名女高中生的调查也显示，心理虐待和低自尊、躯体虐待和攻击行为、性虐待和不适当的性行为有关。Kaplan（1998）等人的研究指出，躯体虐待是青少年精神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遭受躯体虐待的青少年精神障碍发生率明显升高，其重性抑郁、品行障碍和物质滥用的发生率分别是对照组的7倍、9倍和19倍。Durano等（2004）研究显示，有童年创伤性经历的成人在遭受应激性刺激后易导致PTSD，另外童年创伤性经历还与物质滥用、心境障碍、自杀现象等行为问题相关。Brown等（2005）研究显示，躯体化失调病人较对照组具有更多的童年期情感虐待和躯体虐待经历。Grilo等（2005）研究表明，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与高抑郁和低自尊显著相关。
儿童性虐待不仅对受害者有相当程度的直接、急性的短期伤害，而且对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功能也有长期的不良影响。Terry（1991）将性虐待界定为长期多重性创伤或“域型创伤”，与灾难性事件导致的PTSD（“玉型创伤”）不同，严重的性虐待可导致受害者性格特征的变化，出现明显的病理性防御（如否认、压抑、分离、自我暗示、认同攻击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