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系统地提出心理创伤理论的是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弗洛伊德和荣格，弗洛伊德提出心理创伤主要包含三个成分：童年早期经历的事件，青春期后期经历的事件及后期经历事件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Freud，1937）。弗洛伊德不关注创伤事件本身，而是强调创伤性记忆，他对创伤概念的理解来源于严格的线性、时序性模型。
荣格赞同弗洛伊德讨论的创伤的意义维度，无意识幻想和无意识焦虑。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强调潜在的无意识幻想的创伤性作用，借以反对更流行的“脑损害”理论。他们都发现病人常与无意识幻想交流，病人很难区分现实和幻想，这使得创伤变得更具伤害性。他们都同意幻想和外在心理创伤产生的结果是一样的，外在创伤结束后，内在创伤却走得更远（弗洛伊德后来称之为“重复性冲动”）。
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理论起源于对心理创伤的研究，19世纪末期，“创伤性癔症”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从此，创伤就在心理学并在随后的精神病学中有了它的地位。
3.1.1 弗洛伊德的诱导理论
精神分析对创伤的理解在关注真实的事件、个体的冲突，尤其是性和暴力的同时，也重视个体的内在幻想，而且随着精神分析理论中客体关系理论和亲附理论的发展，客体关系的质量和情感剥夺也进入了精神分析范畴中的创伤学，所有这些一起构成了创伤研究的基础。
在弗洛伊德早期理论中，歇斯底里的发作被看作是由滞留在内心的难以忍受的过去创伤经验的痕迹引起。虽然后来他放弃了这种观点，把研究重点从实际创伤作用方面转移到了压抑的愿望和本能方面，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创伤事件在某些病症中的作用，对于这一类病症他用“创伤性神经症”（traumatic neurosis）这个术语来称呼。他这种理论在之后几十年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创伤事件和儿童创伤的研究发展，因为他的理论认为，创伤来自童年的性幻想和伦理道德的冲突，而外在创伤事件在其中不占有什么位置。弗洛伊德强调创伤中最重要的是情绪因素，因此他不看中创伤事件的重要性，他认为任何强烈情绪的反应都会导致创伤发生。
弗洛伊德认为，持续的创伤反应反映了创伤事件与童年时期被压抑的冲突之间的一种联系，并且表现为个体努力防止在意识上觉知这些事件。他把创伤引发的情绪剧变看作是创伤性神经症的根源，遭受的创伤愈强烈，一个人愈加无法从意识上表达它，而个体的无准备性又导致了这些刺激对机体防御机制的冲击和破坏。
弗洛伊德不关注创伤事件本身，而是强调创伤性记忆，他对创伤概念的理解来源于严格的线性、时序性的模型，在现在看来失之偏颇。
弗洛伊德早期的研究工作中，诸如阿基里斯简的个案报告表明，通过催眠诱导出“the second”（第二性），由“daimon”（恶魔）控制意识的一种改变状态，能够获得治愈的结果。但是这些治愈的动力机制没有被理解。通常，人们认为精神病人的双重自我来自一些大脑遗传性“损害”或者病人的一些精神病理的虚弱。因此，不激起能够治愈病人的恶魔，治疗是没用的。
弗洛伊德早期非常注重实际创伤事件的致病作用。后来，他转而关注儿童内心的冲突，他认为父母或抚养者对儿童的忽视或不良的家庭环境会造成儿童内心的冲突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导致儿童不能够发展形成健康的心理和人格特征，这对于儿童同样是一种创伤。
当弗洛伊德应用催眠技术治疗歇斯底里病人时，他开始从细节上引导出他们的故事，并提出了创伤的第一个心理分析理论，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心理现实性的本质。弗洛伊德发现，在他病人的歇斯底里症状的背后，潜藏着一些处于“被扼杀”状态的痛苦情感，这种情感与一种在意识中被切断的记忆相关。这种被扼杀了的情感记忆被弗洛伊德称之为“第二心理群”（second psychical group）的核（Freud，1894）或者“观念的下意识情结”（sub-conscious complex of ideas；Freud，1893）。如果这个核形成在“创伤时刻”（at a traumatic moment；Freud，1894），那么相似类型的印象再发生时，就成为创伤重复发生的问题点。一般的治疗通常是不成功的，除非最初的一刻和与那刻有联系的情感一起被通达。弗洛伊德说，“歇斯底里者忍受的主要是往事回忆”（Freud，1893）。
对什么是“往事的回忆”，什么是“创伤一刻”和“被扼杀的情感”，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把“这一刻”考虑为“创伤”。“在我所有分析的个案中，”他说，“来访者的性生活导致令人痛苦的情感”（Freud，1894）。1896年，弗洛伊德提出更明确的论述：“我因此提出在每个歇斯底里个案后面的主题，都是有过一次或者多次未成熟期的性经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神经病理学的尼罗河之源似的发现。”
弗洛伊德提出“创伤”导致了心灵的伤害（自我的分裂），并把“第二心理群”看成抵抗治疗的来源。
弗洛伊德早期的探究很快遇到了各种阻碍。首先，很多创伤性病人拒绝被实施催眠，并用各种其他的方式抵制分析师为获得他们的创伤资料所做的努力。其次，弗洛伊德发现他的一些病人在治疗中被发泄的是创伤性虐待的幻想，而非实际的创伤性诱惑。在1898年写给Fliess的信中（Freud，1954），弗洛伊德抱怨，“最初我定义‘神经症’的病因太过狭窄；这其中所具有的幻想远远超过我最初的想象”。
这并不代表他对诱导理论的“丢弃”，如同Masson（1984）在他的各种论文中所坚称的，相反，它表达了弗洛伊德不断增加对客观创伤本身如果没有更深层精神的参与是否会导致神经症的一种怀疑，尤其是如果没有无意识幻想，以及无意识焦虑相关水平的参与。弗洛伊德这里探求的是心理因素而非创伤本身导致心理分裂这个事实，是创伤所包含的恐惧意义导致个体最后形成的分离。弗洛伊德推断，可能在各种无意识幻想中都存在一种原子核或者隐藏所有神经症的“情结”（Kerr，1993）。
弗洛伊德在他的小汉斯的个案中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他发现这个小病人在性外在的情感上，嫉妒母亲而愤怒地把父亲作为“对手”——俄狄浦斯的神话中表达的主题，俄狄浦斯被弗洛伊德作为一种普遍的创伤类型。根据这个神话，父亲对小男孩玩弄阴茎的责骂没有构成创伤；这种责骂意味着阉割威胁产生创伤性焦虑；正是基于无意识幻想的焦虑导致心灵的分裂。因此，重点在于精神的现实性。外在创伤性的事件本身不再被看作致病源，而是它的内在表征——情感，或者扩大的意义被作为精神病症的来源。
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发展了对创伤的理解。Bion发展了Klein的观点，他对创伤的三个基本假设更强调偏执—精神分裂状态与抑郁状态之间的交互作用。Hopper又发展了Bion的观点，他指出个体为防御创伤性体验的严重焦虑和相关的无助感和羞耻感而发展出了嫉妒，这种嫉妒又在分裂破碎和融合混乱的两极之间来回摇摆。
3.1.2 荣格的情结理论
荣格完全赞同弗洛伊德所做的努力，包括在讨论创伤时的意义维度、无意识幻想和无意识焦虑。无意识的意义对荣格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在荣格与弗洛伊德关系最后决裂的1912年，荣格仍然坚称这种一致性，他在Fordham大学的演讲中说：
有许多，许多……在儿童期或成人后经历创伤的人并没有变成神经症……（反之其他的也如此）。这个发现，某种程度开始会令人迷惑，儿童期性创伤在病源学上似乎没有意义了，现在似乎与现实中是否曾真的发生过创伤没什么关系了。经验告诉我们幻想恰恰是如真实创伤一样的一种创伤性的结果。
（荣格，1912a：216～217）
在当代心理分析的历史中，无论弗洛伊德还是荣格都强调潜在的无意识幻想的创伤性作用，他们都反对流行的“脑损害”理论。两个人都去观察他们的病人对创伤性事件的记忆和与无意识幻想的交流，病人很难区分现实和幻想，这使得创伤变得更具伤害性。二者都认为，外在创伤本身（通常）并不能解释它所激发的对心灵的深刻影响，要使这种影响能被理解就必须加入幻想的元素。但什么是幻想呢？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和荣格并没有达成一致。大约80年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依然有些凌乱，但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幻想是分离的一部分。
荣格在1907年和弗洛伊德相遇前，基于“被扼杀的情感”曾探究过他自己关于弗洛伊德“第二心理群”的观点。荣格的方法是词语联想测验，通过对刺激词系列的自由联想测试，他研究了内在因素导致正常自我功能的混乱。荣格发现，被试正常的自由联想通常受到各种情感因素的阻滞——“情绪化的情结”。当荣格进一步把这些词集合到一起，他们显露出一个共同的主题，但这个主题绝不是通常意义的性欲。实际上，被试对指向性情结的所有词语都有延迟性的反应，不过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情结，包括自卑情结、能量情结、父母亲情结，或者对某个特定的内疚行为的情结。
他不再像弗洛伊德一样对发现创伤性神经症后的“普遍的”核心情结感兴趣，而是继续对分离状态“被扼杀情感”进行探究，以及对许多相似创伤经验的不同个体的故事和幻想进行研究。荣格后来的力比多理论是多元的，并不只是指本能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荣格方法论中，他确信性是通过无意识幻想解决自我发展问题（创伤）的途径之一。
从这些发现中，荣格发展出了一个从心理分离到许多不同情结的多元模型，每个情结都包含一个核心的主题或意象性原型，这些原型意象定义了更深的无意识层面，它们具有“超自然”特征。荣格最初认为人格是分离的，后来他发现心理是有情结的，而情结不仅有分离性，也有聚合性。或者说，弗洛伊德强调的是人格的纵向分离，而荣格则强调人格是横向分离形成的情结。
荣格认为，对创伤经历的正常的心理反应是从受伤的场景中退缩，如果退缩是不可能的，那么自我的一部分就必然退缩。因此，人格的很多部分若整合进自我就必须分离。分离是抵制潜在的心理损害常见的心理防御方式，荣格在他的词语联想实验中做了详细阐述（荣格，1904）。分离是个体因为适应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种心理策略，通过分离，个体把不能忍受的经历分配到身心的各个部位，尤其是身心的“无意识”层面。这意味着意识的诸多元素（如知觉、感觉、意象）不能被整合，经历本身就变成非连续性体。这样，牺牲了的内心世界以某种意象形式聚集为一种“情结”。
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理解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强调内在心理创伤的影响大于外在创伤，无意识幻想在处理创伤时具有积极作用。但弗洛伊德更多的是强调本能，即创伤是由于被压抑的性所导致，荣格的理解则更为宽泛，他研究各种创伤所形成的情结，荣格在对创伤的理解上更为深远。
不论何种理解，心理创伤最后都导致个体采用分离的方式去压抑或遗忘创伤本身带来的痛苦。对于经历过难以忍受的痛苦创伤的个体本身，分离的心理防御允许外在的生活继续前进，却以牺牲内在世界为代价。外在的创伤虽然结束了，它的影响似乎也被个体“遗忘”了，但创伤所导致的个体心理后遗症却继续存在，并对内在世界不断产生影响。
3.1.3 其他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
3.1.3.1 埃里克森的观点
埃里克森认为，创伤摧毁了个体的安全感，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受重新认知和理解创伤所需时间的制约。假如个体能有效地将创伤在意识中整合、认知和重构，积极回归现实生活，心理危机就能得以解决。现代理论认为，受创伤者的发展水平和可利用的自我资源，对于其体验创伤的方式以及会产生哪些症状都是非常关键的。因此，精神分析理论学家和临床医生普遍关注受创伤者认识和承受伤害的能力，并积极探索有效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发展适宜的应对机制，从而创伤中获得成长。
3.1.3.2 认知—行为理论
认知—行为理论最先受到学习理论的影响。莫勒指出，恐惧是通过经典性条件作用而习得的，即一个中性刺激通过与厌恶刺激相结合而使人产生恐惧。用此理论解释PTSD，意味着创伤时存在的中性刺激物通过与被刺激后的反应之间建立的联系引发了恐惧，并且由于泛化作用和次级条件作用，凡是与受创时存在的刺激相似的其他刺激也能引发恐惧。回避行为是通过操作性条件作用建立起来的，即一个人能学会使用回避或逃避行为，不再对刺激感到恐惧，从而降低与创伤有关的焦虑。此外，认知理论也直接影响着认知—行为疗法。认知理论认为，正是一个人对事件的解释而非事件本身构成了情绪反应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人们之间正是由于对同一事件的解释方式不同，最终引发了不同的情绪。
3.1.3.3 心理生物学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PTSD是个体对刺激的自主反应调节机能的失效，具体表现为患者活动过度或表情木然。PTSD患者的反应过度可通过心率、皮肤导电和血压等生理指标来测定，它们是对创伤事件刺激物的反应。研究还发现，PTSD患者会出现神经激素的变化以及奇特的脑异常症状。
3.1.3.4 五大领域模式
这是近年来一些心理学者基于自我发展理论所提出的对精神创伤后个体心理的较新解释，它整合了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理论、人际关系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认为创伤破坏了心理需要的五大领域，即安全、信任、控制、尊重、亲密关系，也破坏了个体对自身和他人的认知模式，因此强调认识深层的改变。这个模式重视创伤后个体对事件的解释和重构，对前面的理论有继承也有发展，五大领域在团体治疗中均可获得较好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