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广泛应用分离体验量表的实验研究都表明，分离性体验在人群中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分离障碍者身上这种体验表现得更为频繁和严重。然而，其他研究还提出类型学模型，指出多数人的体验都是相对温和的症状（如全神贯注），而分离障碍的人的体验是性质不同的症状（如现实感丧失或者健忘症）。
关于分离产生的病源学，人们一般考虑环境的影响。环境因素，尤其是儿童的受虐经历，同病理性分离和非病理性分离都有关系。有分离障碍的成人、青少年以及儿童都报告有较高的儿童期创伤和被忽略体验。研究表明，儿童和成人的儿童期性创伤、身体创伤及被忽略的分离趋势测量成正相关。遭受过身体虐待或者性虐待的成人和儿童在分离测试中的分数都高出没有遭受过虐待的个体。相似地，受虐儿童在分离量表上的分数也高出非受虐儿童。
环境因素还可能包含以闪回记忆为特征的精神病学和非精神病学的分离。在Kluft的分离身份识别障碍的四因素发展模型中，其中一个因素是儿童核心家庭之外的成人所导致的恢复性体验的缺乏。支持这个模型的Irwin发现，成人分离趋势与儿童期创伤报告成正相关，并且，这种相关性受到家庭之外的成人和伙伴的情感支持作用的显著影响。
还有一些病源学模型提出遗传素质影响分离的假设，如Braun和Sachs（1985）描述的“自然、天生的分离能力”，Kluft则讨论了这种“生物的分离能力”。
行为遗传的分析提供了对正常性分离和病理性分离中遗传和环境作用的一个检查工具。Becker（2004）研究是第一个从遗传和环境影响角度来分析儿童和青少年分离行为病源性的。Waller和Ross（1997）评估了分离症状志愿者在遗传和环境成分上的DES-T（8个项目的DES的子量表，表明创伤经历导致最严重的分离）分数，以青少年孪生子为样本。他们发现，45%的DES-T可归于共享环境（如环境影响导致同胞分离上的相似性），55%归于非共享环境（环境影响导致同胞差异，包括错误变化），这里没有发现遗传变量的影响。Jang等人（1998）分析了相似的志愿者研究数据，以成人孪生子为样本，运用Waller和Ross的分类成员分数，但得到与Waller和Ross相反的研究结果，他们获得了52%的非环境共享评估，但是仍有48%的变量是由于附加的遗传影响，而共享环境被忽略。
Jang等人（1998）进一步评估了病理和非病理的分离分数，得出共享45%的遗传变量、34%的环境变量。他提出，病理和非病理性分离分数受共同的遗传因素影响，而差异性则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虽然多数的分离研究都集中于临床样本，并基本运用病理性分离量表，但是研究非病理性分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Putman（1997）发展了一个离散行为状态模型，用于解释儿童情绪调节的渐进性发展。在这个模型中，儿童逐渐发展出一种在情绪和行为状态之间的平稳移动（如从哭的状态到平静状态）的调节能力，一种受元认知能力推动的过程。当儿童发展并获得了状态之间的过渡能力，他（她）们就较少可能会分离。以这种方式，非病理性分离与心理理论、抑制控制和其他的发展心理研究者感兴趣的元认知能力都有关。和非病理性分离有关的另一条研究路线是幻觉倾向或者想象。在儿童身上那些常被作为病理性分离迹象的，在成人身上却可能被当成是创造力，假想同伴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例子。长大后的人们适应扮演（如演员），似乎也可从非病理性分离中获得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