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1946年)，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原名陶文浚，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小名和尚。
陶行知小的时候，因家道中落，曾中秀才的父亲无力供他读书，但小行知自幼聪颖过人，被一个童蒙馆老师方庶咸发现，愿意免收学费为他启蒙。
陶行知七八岁时，其父携其到休宁万安镇谋生，外祖母喜其颖慧，决意着力培养陶行知，先伴读于蒙馆，后师从当地一个着名儒者、前清贡生王藻攻读四书五经，接受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
由于当时西洋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渗透到了中国农村，陶行知的父亲成为基督教内地会歙县的一个会员，其母得以在当地的一个教堂找到了一个帮佣的差事。这时，从外祖母家失学归来的陶行知经常去教堂看望母亲，幸运的他被传教士英国人唐进贤慧眼看中，由于唐是崇一学堂校长，他主动邀请陶行知免费入学该学校。这一人生机遇，改变了陶行知一生的轨迹。这一年，他刚满15岁。
在崇一学堂里，陶行知初步接触到了西方文化，打下较好的英文基础。但他并不信奉基督教，而是醉心于白(居易)、杜(甫)，这对他后来善写白话诗和养成深沉的忧国情怀影响甚深。他在该校宿舍墙壁上铭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宏伟志向。由于旧学根底好，又聪慧过人，陶行知仅用两年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课程。
1908年，对医学救国抱有兴趣的他考入广济医学堂，但仅仅入学半年即退学，原因是该学校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不同的待遇，年轻的陶行知不肯牺牲自己的人格而就范。退学后半年，没有出路的陶行知再次幸运地遇到唐进贤，得其帮助，陶行知1910年考入南京汇文学院预科就读。同年秋，该校与宏育书院合并，组成金陵大学，因此，陶行知得以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学习。在大学里，他服膺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理念，自己改名陶知行。
陶行知在金陵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意识蓬勃发展。思想活跃的陶行知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发现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只有英文版，受众窄隘，他认为，没有中文版的《金陵光》，“金陵”的光芒是不能全部放射出来的。于是，他立即行动起来，一方面积极为《金陵光》的英文版撰稿，一方面积极组织同学协助校方筹划创刊《金陵光》的中文版。在他和他的同仁的努力下，《金陵光》中文版终于在1913年2月问世，他为该刊撰写了热情洋溢的署名文章《金陵光出版之宣言》。同年9月，他担任了该刊中文版主笔。
在大学表现活跃的陶行知学习勤奋，各科成绩优异，热心帮助同学，赢得了师生的广泛赞誉，更得到校长美国人包文的器重。1914年6月，陶行知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任江苏教育厅厅长的黄炎培先生应邀出席毕业典礼，他亲自为陶行知颁发了毕业文凭。因了这个因缘，当32年后，陶行知积劳成疾逝世时，黄先生曾有“秀绝金陵第一声”之悼亡诗。陶行知在典礼上用英文宣读了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该文阐述了民主共和的思想精髓：“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同时他指出，“人民贫，非教育莫以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以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直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初步窥见陶行知以后把推广、普及教育作为他终生志业的根苗。
由于卓越的学业和正直高尚的品德，校长包文推荐并部分资助陶行知赴美求学。抱着“十扣柴门一扇开”希望的陶行知终于筹足了旅费，1914年秋负笈重洋。陶行知先到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市政，但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的志业是通过教育实现造福中国共和的理想。为此，一年以后陶行知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1915年9月，陶行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这里有教育哲学的重镇杜威博士和孟禄博士。陶行知师从孟禄，私淑杜威，他研修了杜威的名着《学校与社会》、《进步社会的教育》、《明日之学校》与《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社会教育的思想深深切中了陶行知。后来他回国从事乡村教育的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即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中国创造性发展版本。
1917年夏，陶行知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并没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26岁的他怀着“要使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的崇高理想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开始他艰辛的平民教育实践之路。
1917年9月，陶行知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次年5月即受聘该校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在这段教育经历中，他发现中国的教育方法陈腐落后，沿袭着灌输的旧教育方式，“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学校好像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工厂。”掌握了先进教育理念的陶行知当然不满意于这种扼杀学生创造力和进取心的教育方式，他要引导教学的改革，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新教育论文，诸如《教学合一》、《教育与科学方法》等。在他的努力下，南高师终于实现了由传统的“教授法”向新式“教学法”的转变，而陶行知也初步完成了他“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论准备，这成为他后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
陶行知的理想决不只是把他的教学理论囿于区区一个校园，他要做的是把他的教学法推广到全社会，让整个中国人民都受益。从1920年起，他首创暑期学校，经过初步的成功试验以后，他利用暑期学校大量招收社会上准备报考大学的男女高中毕业生，参加暑期学习，而教师则除本校教师外，还广泛聘请社会名流讲授，方法灵活，视野开阔，思想先进。这一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普及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1年夏，经陶行知等人的努力和奔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陶行知被聘为东南大学教授，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孟禄来华考察，陶行知全程陪同，历时4个月，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累积了一手有关中国教育状况的统计材料。这为陶行知扩展他教育实践的空间进一步提供了学术依据。
1922年，陶行知受聘担任由蔡元培、马叙伦等知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由于该社总部在北京，1923年8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务、教职，举家北迁。
1923年，他联合北大教授朱经农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这部卓越的平民教育教材。同年8月，他趁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举行之际，宣布“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是本届年会的大事”。他与朱其慧(北洋与民国重要政治人物熊希龄的夫人)、袁观澜、晏阳初、王伯秋等人一起邀请各省代表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平教会宣言称“一个共和国的基础，稳固不稳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稳固”。陶行知担任了平教会的执行书记，自此，一个由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兴起。为专心于平民教育，陶行知拒绝了北洋政府对他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的任命，也谢绝了母校金陵大学校长职务的聘请。在平教会成立不久，在一次讲演中，陶行知曾谈到他平民教育的宏伟蓝图：“我们的具体目标，是要希望十年或五年以内，能使那十二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一万万不识字的人，受一千字所代表共和国民的基础教育，还希望学生年年增加”。
从1923年到1925年陶行知几乎竭尽全力于广泛宣传和推行平民教育，他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他一身中国农村平民着装的风尘仆仆的身影，几乎没有什么时间陪伴家人。他曾有一首《车上过年》的小诗描绘了他这一时期的匆忙与艰辛：上车过旧年，下车过新年。年年车上过，也算是过年。
在推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在和广大贫苦农民接触后，陶行知意识到平民教育的方向应该有所转变，他认为如果平民教育不能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那是没有前途的。他说：“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1924年，陶行知在给朱经农的信中说：“知行自从亲自到民间去打了几个滚，觉得我们有好多主观的意见都是错的，没有效验的。”陶行知决定改变平民教育方向，他要到乡下去！
1926年元月，陶行知就江苏省立五所师范学校在乡村设立分校一事，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他意识到，点到即止的乡村支教对改变中国乡村的教育面貌将无济于事，他的梦想是让“乡村学校做改进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为了实践他的理想，陶行知放弃了教授的派头和享受，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中国乡村。
1926年秋，陶行知他们不停地为他未来的乡村师范学校寻找校址。他们找到了南京和平门外燕子矶附近一个靠着老山的叫小庄的村落，这里依山傍水，桃林似锦。陶行知高兴地发现这是一个理想的设立乡村师范的地方，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之余，对同行的赵叔愚说：“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劳山。小庄也应改叫晓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晓庄师范的校址由是选定。
同年12月3日，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的宣言书》，声明该社的使命是“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这一宏伟宣言的倡导之下，晓庄师范就这样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