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有一句俚语，叫做“见了人压不住火”，很能表达市井中那种其实也不过稍稍占一点优势的强者，对于弱者无端宣泄其声威的霸态。很可笑，也很令人齿冷。旧时，京城地界的胡同，浅狭湫隘，老爷的轿子抬过，那些鸣锣的，喝道的，包括穿着青衣小褂儿的轿夫，便连喝斥，带推搡，把两旁的小百姓赶开。稍有不及躲闪者，或是反应迟钝者，不是一顿詈骂，便要遭皮肉之苦了。
现在，走在大街上，突然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骂一声你瞎了眼之类，恐怕是当年抬轿者的余风所及了。所以，对于无反抗能力者的这种肆虐行径，归之这样一句俚语，实在很形象。
最近，重读《儒林外史》这部描写封建社会里各色文人的讽刺小说，其中范进中举一节，过去，也曾很笑话这位可怜虫的。现在想想，这个范进真可笑吗？是不是也有一点“见了人压不住火”的劲头？当然，这个火不是表现在喝斥推搡上，但那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得到满足，而在脸上流露出来的嘲笑，对弱者心灵的伤害和大轿过来时的声严色厉、手脚交加，也是差不多的。
假如，设身处地，自己是这个范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识得几个大字，能写之乎者也，不从20岁考到54岁，成为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出路呢？我小的时候，就见识过考了一辈子也没拿到功名的老童生，还在拟八股，还在做策问，其实那时早民国了，仍沉湎在科举梦中。所以，这个责任是由把人扭曲了的社会来负，范进只是付出了一生为代价罢了，想到这里，也许就笑不起来了。
如果他有膂力，很可能当他老丈人胡屠夫的助手，杀猪宰牛。如果他有银两，也许会像杜慎卿那样游山玩水，摇船吟诗。如果他脸皮够厚，也无妨冒充一下牛布衣，混口饭吃。他什么都不是，既不具备贾宝玉在大观园内倚红偎翠的物质基础，也不拥有张君瑞在普救寺里风流蕴藉的个人条件。即或如贾宝玉者，虽然他一生反对科举，视功名为禄蠹，可出家前还得中一个举人，才放心去当和尚。张君瑞尽管恋爱谈昏了头，可终于还是要在长亭与崔莺莺分别，上京赶考。所以，范进只有这条科举之路可走，除非他像不第秀才张角、黄巢那样去闹革命，但借给他胆子，也是不敢的。写这部小说的吴敬梓老先生，也是一生榜上无名，尽管心里不平衡，顶多在书里怨而不怒地宣泄两句，也就如此而已，他怎么能让笔下的这个小人物范进，揭竿而起呢？
每个人都处于他那个时代格局中，谋生图存，能够冲破限制者是少数，非大智大勇，和有大作为者莫能为。一般人，无天大本事，只能在固化了的框框中讨生活，不敢越雷池一步。后代的人是不能以自己所处的变化了的情势，来责备他们当时没有对邪恶，对压迫，对不正义，对不公平作这样的斗争或那样的抵抗，这类说风凉话的好汉，也有“见着人压不住火”的嫌疑，至少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所以，范进只好第二十余次地走进他一再败绩的考场，实际是挺悲壮的行为。虽然“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是一副孔乙己式好笑的样子。但在科举取士的时代，这个对胡屠夫都胆战心惊的老童生，敢对统治者和封建制度强加给他的心灵劳役，发出一些抗争的呐喊吗？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他时代的局限性。
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研究，他一考再考地不气馁、不泄气，说他锲而不舍，其志可嘉，不也可以嘛！总比得意时忘形，失意时咒诅整个世界的患得患失情绪要强得多吧？尤其初见他的宗师时，更能表现出他人格的完整。当被问道：“如何总不进学？”他实实在在地回答：“总因童生文字荒谬，所以各位大老爷不曾赏取。”这样敢于坦承自己的不足，比时下一些碰不得的作家有勇气得多。范进交了卷就磕头下去了，并未像他同科的魏好古那样狂妄，要求面试，还自吹“童生诗词歌赋都会”。这个范进，不搞那种“务名而不务实”的“杂学”，只是老老实实做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在人品文品上又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呢？拿今天的话说，一个人靠作品说话，而不依赖非文学的手段，来猎取名声，范进的这份清醒，不也难能可贵么？
终于在东京浅草市场买到了一顶帽子。
想来想去，除去他得知考中后的一时疯癫失态，出了洋相外，余下的，也就是一个窝囊穷酸的读书人罢了，不怎么好笑。相反，我们常常看到胸无点墨，却装出满腹经纶者，述而不作，大卖其狗皮膏药者，在那里淋漓尽致地指点江山时，倒没有一个人像《皇帝的新衣》那个小童，看到光屁股人似的笑话一顿。那么绝非草包的范进，主考官看了三遍他的卷子以后，“才晓得是天地间的至文，真乃一字一珠！”还有什么好笑话的呢？比之那些“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之辈，恐怕不是他们笑范进，而是应该范进笑他们了。
范进怯懦些，拘谨些，也是事实。他之所以不敢像写了几篇作品的才子，马上就来不及地张扬傻狂，挺胸凸肚，主要是生计维艰和屡试屡败，是挫折得他垂头丧气的原因。老实讲，生存和发展，对每个人都是考验，他焉能例外？但对他的宗师周进，做门生的，未见他多么过分的巴结，也不像后来那些攀附名流的人那样，爬山虎似地缠绕不放。更没有打着先生或老师的招牌，假传圣旨，招摇撞骗。只不过“独自送在三十里之外”，然后站在那里，“直望着门前的影子抹过前山，看不见了，方才回到下处”，着重于感情上的知遇之恩。后来他被钦点山东学道，对他老师嘱办的事，挺认真地去做的。虽然这时，他也开始假道学起来，说是吃素，却夹了一个大虾丸子塞进嘴中，那多少也是劣绅们、浊吏们诱化的结果，何况当时也没有拒腐防变的教育。虽然也收财物，也打秋风，在那个社会里就是平常事了。但当他未完成宗师任务时，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连吴敬梓的笔下，也承认这个范学道是老实人的。
这种所谓的老实人，在北京俚语中，就是“人”了。他那个杀猪的丈人，就是最典型的“见着人压不住火”的货色，经常是“一顿夹七夹八，骂得范进摸门不得”。虽然考中后，他“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是个十分势利眼的小人。但胡屠户，以及一切对他压不住火的人，造成他心理过于长久的抑郁状态，一朝得到爆发，便只有神经错乱一途了。撇开可能是他家族病史方面的考虑，因为他母亲最后也是死于过度兴奋的歇斯底里之中，略去这个遗传基因不计。一个经历了二十几次考场中名落孙山的沮丧、刺激、失败、白眼的弱者，突然于绝望的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得到他追求一生的东西，我想，他不疯才怪。其实，在任何人的一生中，谁不曾在心灵上经受过成败得失的冲击呢？至多程度不同而已。以己度人，那个欢喜疯了的范进，“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固然可笑，可更多的是可悲，难道不值得同情吗？
范进中举了，至少在书中看到的他，尚未一阔脸就变，这就差强人意。将来会不会变，那是难以预卜的一回事了。不过，看他对老丈人那留下千古话柄的一巴掌，未加计较，更没有秋后算账，这心胸就算可以的了。有的人，刚刚拿得权，马上给不悦于己的人，来个下马威。哪怕那是屁大的权，也要用足用够，一副暴发户的浅薄嘴脸，连范进还不如呢！
而且，范进得意以后，虽然田产、钱米、奴仆、丫环，一应俱全，唱戏、摆酒、请客、摆谱，也都学会。可看他对发妻的态度，也还说得过去，既没有嫌弃休妻之意，也无包二奶，养小蜜另结新欢的行径。这在旧社会里，本是顺理成章、不以为奇的事情，范进不但不风流，倒规规矩矩地把人家送给他的“雪白的细丝绽子”，赶紧一封一封地交于娘子胡氏，这也多少能看到他本质上的良善之处。
所以，第一，他是个普通人；第二，“从二十几岁考到五十四岁”太多的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使他明白生活的艰难；因此，第三，至于他将来，能否做一个太好的官，也别对他抱有指望，但如果做坏官，谅他也坏不到哪里去。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因为一个积弱的人，要强不易，要坏也难。但他确实不可笑，这是真的。不信，你再翻翻这一段《儒林外史》。
总之，不要嘲笑弱者，更不要见着人压不住火，这是最起码的为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