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是三月梢头，一个春天的夜里，下弦月照着白鹤庄的校舍，照着校外的小河，和河边的新柳。乡村的月亮是很幽美的。忽然村里掀起了狗咬，咬得很厉害。接着是硼硼的敲门声，咯咯啰啰的说话声。先生的老朋友鞠思敏，那时的乡师校长，被叫了起来，全校的人也大半都被惊醒了；但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除了几句简单的对话，是怕人的寂静：
“图书馆住的是谁？”
“是一位快七十岁的老先生。”
就是他，老先生才更厉害。”
春天夜里还是很凉的，先生没穿好衣服就被绑了。连几个学生一起，集合在河边的操场上，他们当夜被运进了城里，押进了监狱。
“你不知道那些是赤化的书么？”
“不知道什么赤化，我看那些书说得很有道理，就愈看愈想看了。”
——审判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对话。
在狱里有人去看他，他说很舒服，坐它十年八年不要紧。反正。“人生七十古来稀”，也是该死的时候了。
——他劝学生们应该学史可法，而自比左光斗。那故事他是常常讲给人听的。说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左光斗，因为排斥宦官，被魏忠贤借故下狱。他的学生史可法扮作拾粪人去看他，扶着铁栏杆只是啼哭。左光斗因为酷刑熬煎，面额焦烂得已不能辨认了；屈膝倚墙坐在地上，左膝以下皮肉都已脱落，眼睛也血肉模糊睁不开来，等他听见呜咽声音，用手指拨开眼眦，认清是史可法的时候，就很生气地摸起地上刑械来打史可法，严责他：“你看国家到了什么时候，你不知自励，为国尽忠，在这里哭些什么？哭死算得了什么英雄！不要管我，我也不稀罕你的探望，你能赤心保国，我就死可瞑目了……”就这一番话，才造成了史可法后来抵抗清兵，督师扬州的壮烈史迹。
结束那故事，先生往往说：“那时还只左光斗下狱呵，可是现在连史可法也被捕了。”
先生底学生是很多的，在山东也有些说话“有力”的人；大家联名保他出来，那已是他受了半年铁窗生活的时候了。出狱那天，他对接他的人说：“保我干什么呢？狱里生活我还没过够，这是大学，应该让我多学学，也好知道我到底犯了些什么罪过！……”
是的，他认为坐狱并不是耻辱，是光荣。他曾训诫他的儿子说：“看你多没出息，你连被捕一次也没有，你今辈子会有什么成就呢！”——那是他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三个大儿都是二十岁左右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死了的。一个学军事，一个学艺术，一个从事教育。都是他心爱的，然而都早死了。先生晚年，家境零落得很，三房寡妇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而外，再说是那唯一的儿子了。孙子很聪明，很有志向。七岁的时候，看见人家开运动会跑长距离，他自己也瞒着祖父绕了操场跑圈了。往往累得满头大汗，见了人还偷偷的告诉：“不要给爷爷说。”
1936年春天，我和济南乡村师范的学生去爬泰山，曾在一个料峭的清晨去访问就住在泰山脚下的先生底家。没想到七点去叩门还是迟了。他的那个小孙女伶俐地答着我的问话：“爷爷六点钟就上山了。要找他就上山吧。”听了很令人惆怅，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触。其实那时先生过的还不是什么隐逸生活，倒是一天跑到晚，很忙碌的。那时他正替冯焕章先生在山上办了十多处小学，他是每天都要山上山下巡视一趟的。
泰山归来的次日，先生底信就来了。是一纸明信片，上边谆谆地写着：
年来山居僻处，日与松石为伍，都市风物，已成故实；若有青年朋友，相与话中外消息，岂非一太快事？不意与贤契况道中相左，噫，何缘之悭耶！……吾近于忙里讨生活，颇感乐趣。人世魑魅，已不复置意。……
济南乡师吾旧游地也，荷塘稻田，菜圃茅屋，至今犹栩栩脑际。海棠院东南树下，为吾被捕处，贤契应亲往抚慰。问海棠树别来无恙不？办公室前之芍药牡丹，及杂花数种，皆吾自汝母校所亲手移植，今亦曾着花未？花畦甬路，亦吾手砌，贤契务善为修葺，勿使荒芜。……
那时我们已经八年不见了。读着那信，我有些鼻酸。不知是难过，还是欢喜。盖世事沧桑，正有无限的感慨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那年，也是春天，我因事路过泰安，又上山拜望先生一次。那时冯焕章已到南京去了，山上留下小学，烈士祠，苗圃果园数处，就都由先生经理主持。访谒先生是上崖下坡赶了几处小学才碰到的。远远地望见就招手，多少年没见，仿佛还认识。“××么？”叫着我当学生时的名字，只两个字就把我的眼泪唤出来了。不是悲哀，是喜悦。看着他精神的焕发，步履的稳健，声音的謦欬爽利，谈笑的宏亮开扩，握手的时候，我说：“老师愈老愈年轻了，比十五年前还健康！”谁能相信那时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呢？作这耄耄的表证的只有那后脑勺上雪也似的白发，胡须短脞脞的，剪得修齐修齐。一袭灰布便装罩着像一个四十岁中年人的身子。
那时我正在海边一个学校里同另一群青年人作伴，平日也只怕有暮气，只怕意识精神落在了青年人底后边；及至见到了先生，才晓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怕什么呢？听了他老人家临别时嘱咐的话：“人生是有味道的，要好好的干啊！……十五里下山的坎坷路，我完全是跳着走的。
抗战第四年开头了。我又已经四年不见先生了。抗战期中先生是一直留在家乡的。在敌人踏入了山东、陷落了泰安时候，我曾担心着先生底安全，挂虑着先生底健康；等看到远从故乡来的电讯，详细地描写着“七六抗战老人”当选为山东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底担心和挂虑是多余的！听说在游击部队里他穿着土布军装完全像一名老兵。部队出发作战，他也一定要跟着。
“接火了，老先生还是回去吧。”
“不，让我来观战。”
枪声密了。机关枪格格格叫着，战斗激烈起来的时候，别人劝他：
“老先生请回吧，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了。”
“不，让我看着胜利的到来！”
就这样一种镇静的态度，一种从容自若的谈吐，像小孩子跟前的慈母一样，给了战士们以莫大的感染与鼓励。往往有他在跟前，便可以更快的解决战斗，更快的获得胜利——须知在生死场上，是七十六岁的白发老人啊！
战地里联络，鼓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百姓。他冲着敌人底封锁线走来走去，唤起了群众，团结了军队，人人喊他“老救星”。有时平稳的地方他和年轻人走在一起，人们怕他累着要替他雇一辆车子，他会很生气地说：
“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挤出青年人的队伍么？”
别人正有些歉意的当儿，半天他又追加一句：
“这简直对我是一种侮辱！”
他爱青年，不是把青年只看做学生，而几乎是把青年看作先生。抗战初期，每次和年轻人一起开会，他都看成是一种学习，袖珍记事册里记着的就常是年轻人的意见。人们见他听人发言，那样细心，仿佛一个字都不舍得漏掉似的。有时一句话没听清楚，他往往在散会的时候，紧赶上那发言的人，谦逊地问道：“你刚才说的什么？能不能再讲一遍我听听？……”
为这一切，我深深地怀念着这“老当益壮”的人民底议长，范明枢先生。
人的性情有的不需要教育就自然好的，有的始终教育也不会好的。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叶浅予
张大千是1949年离开祖国的，他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他的很多收藏的画，其中石涛的画，有一百多件，还有宋、元、明、清的画。对于他的收藏品，台湾的评论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也就是说，他收藏的画可以比得上一个博物馆的收藏品，价值是无法计算的，但是他平时并没有钱，因为虽然张大千的画卖出时得钱不少，但他也花得厉害，大进大出。我们现在故宫里有几件作品是他卖给我们的，一幅很有名的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还有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宋朝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这三幅画是张大千在香港卖出，由我们国家文物局收购下来的。那时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在这以前，郑振铎对张大千有看法，认为张大千在敦煌期间，对敦煌壁画有破坏，自从张大千把这三张画卖给我们后，郑振铎对我讲过，张大千还不错，这几张画本来他可以卖给外国人，价钱还可以更高，但是他愿意卖给我们，给自己的祖国。像这样一张画五十年代能卖好几万，现在就更是无价之宝了。
这几张画原来就是故宫里的，是溥仪离开北京时从故宫里带出去的。日本投降后，溥仪当了俘虏，这几幅画就从长春宫廷里流出来，到了古董市场上。北平的古董商人到沈阳收购来，转卖给张大千。张大千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坐美国空军飞机到北平的，他知道北京发现了这些东西。他花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大概除了多少金条，还搭进去不少自己的画。我是1947年到北平艺专的，1948年他到北平来，徐悲鸿家里，他把“夜宴图”拿出来给我们看了。自从他得到这张画后，一直带在身边，还特别刻了个图章，叫《昵宴楼》。张大千到国外以后，除了这几张画卖给我们外，还陆续卖了一些画。因为他在国外开支很大。据说卖这几张画是因为在巴西买地盖庄园，预备在巴西定居，为筹集旅费需要钱的时候卖给我们的。这所庄园名叫“八德园”。
张大千离开祖国的时候，北平已经解放，四川还没解放，从四川他的学生那儿传来消息，说他老师要走了。走了以后，头几年他在香港、印度、泰国、日本等地，当我们得知他在香港时，我和徐悲鸿二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把解放以后我们的情况和他谈了，讲我们在这儿很好，希望他能回来。他托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学生带口信给我们，说他不想回来。张大千离开祖国后，先住在阿根廷，后又搬到巴西，又从巴西搬到美国，最后在台湾定居。他说，不管怎样，国外的生活对他在感情上是受不了的。所以还要回国。这个国他当然是指台湾。
他到处跑，每年要到法国和日本一趟，他的画在法国和日本都是有市场的。他到法国去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赴法的文化代表团和他联系过，表示欢迎他回来，他和我们见了面总是比较客气，但表示还不想回来。有一次，我们一个以夏衍为首的代表团到了日本。当时，张大千有一张画，说是唐画，要出卖。夏衍听到这个消息，就认为，如果真的是唐画，我们国家当然要买回来。夏衍就派人和他联系，表示我们国家要收购，希望他卖给我们。张大千说，这张画是假的，是骗外国人的，你们不要买了。夏衍回来跟我说，这个人还不错，告诉我们这是他造的假画。这幅画在日本印了复制品，夏衍带了一张回来。我看张大千的画看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张大千画的，画面上是几匹马，一个牧马人。从这些表现说，尽管张大千对共产党不了解，但他认为大陆也还是自己的祖国。他有些题画的诗里经常提到怀乡、怀国、怀旧、怀友之情，尽管他后来说，我的国家现在在台湾，并回台湾定居。但我们如果从对台湾的政策讲，回台湾定居也就是回到相国定居。从他的行动看，还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
我在几篇文章里，充分肯定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认为张大千是继齐白石、徐悲鸿之后中国的又一大画家，是中国画大师。这个评价不算高。我们国内宣传张大千最起劲的地方是四川，因为他是四川人，为他出了许多画册，还让他的女儿到巴西去探亲。他的女儿张心瑞在巴西住了一年，我们都怕她回不来了，她还是回来了。
关于张大千的生平、历史，有很多现成的文献可以参考，我想谈炎我跟他的关系。
我和张大千认识是在1936年，那时我在南京住，张大千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课。这年，他在南京开了个画展。在那时以前，我在上海就认识他，但我们在南京时期来往较多，我对他的画是很喜欢的。和他熟悉以后，我们一直有来往。抗日战争以后，他从北平逃出来，到了香港，我那时也正在香港，见到了他，知道他要到成都去。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住了四、五年，大约是1942年至1946年吧。张大千1944年从敦煌回来，在成都开了个临摹敦煌壁画画展，后又到重庆开。我去看了，为他的新成就所吸引，想跟他学习国画方法。1945年端午节前后，我到成都住在他家里，住了两、三个月，天天看他画画。我原来是画漫画的，抗日战争那几年跟着郭沫若做了一些宣传工作，那时的报纸都是用土纸印，没有照相制版，没地方发表漫画，我就改画国画。在国画方面，张大千那人物、山水、花鸟，样样精通，除了向他学方法，看他画画也是一种享受。他有个习惯，画画时喜欢旁边坐个人和他说话，张大下很喜欢热闹。我就坐在旁边和他聊天。我刚到成都时，他正在准备一个画展，他完全是靠开画展卖画得钱过日子。那时候他家里妻子儿女连同亲戚有十几个人。他平常就靠借钱过日子，开个展览会，卖了画还债，还完债后接下去又借钱。张大千旧书读得多，思想里旧的封建东西也多，对家里人管得很严，其实孩子们在外面干什么他是不知道的，从这方面讲，他的思想比较闭塞。抗日战争时国共合作，成都地下党的活动很活跃，他的子女在外面也接触了一些新思想，他知道了就骂，说共产党不行。我们觉得很好笑，和他说也说不通，他看问题的标准当然是封建的标准。当时，国民党的很多大官都捧他，他和张群的关系密切，张群是蒋介石的重要决策人物，当时是四川省长。除了大官僚，还有大地主、大商人买他的画。有人支持他。他也不怕穷，他要花钱有人借给他，所以“贫无立锥”也就是那么回事。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成都解放时，他不得不走了，因为他依靠的力量、依靠的那个社会没有了。
张大千的人物、山水、花鸟画都画得很好，他的人物画主要是古装画。在我眼里看来，他的古代人物画有现代人的感觉，不完全是老里老气的。他有时也画现实的人物，妇女穿旗袍、高跟鞋，只是不常画就是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因为上过现代的中学，到日本留过学，对新事物也不是完全拒绝，而是有选择的接受，所以，尽管他的画的题材相当老，但是画本身的艺术风格我认为还是清新活泼有时代感的。我们所说的时代感，不是指你画的内容一定是现在有的那种生活现象，我们对时代感的看法不是那么机械的，即使画古装人物的画，你用现在人的感情画，那就跟古代人画的不一样。我感到，张大千很不平常，他接受的东西相当多，并且能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我对他的评价是继齐白石、徐悲鸿之后的又一大师。台湾通过张群把他从美国迁到台湾去，对台湾来讲是一大文化资本。因此，蒋经国对他非常尊敬。我们起初以为他在台湾的“摩耶精舍”是蒋经国送给他的，现在知道不是，是他自己花钱造的。他还在美国住的时候，就买了那块地请人修房子，修好后布置起来了才搬回去。他在美国的“环荜庵”现在还在，他有几个儿女在美国，有个儿子叫张保罗现在就住在那个房子里，成了那房子的主人。张保罗每年都要去台湾看望他的父亲，张大千的艺术基本上也都传给了这个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