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洛克斯里知道了我这个建议--在欧洲建一个总部，来掌管欧洲分部，他一定会很高兴。而且，我觉得巴洛斯基也不会反对。这个建议一旦通过，我就会一下子拥有两位强有力的朋友了。再者，目前布鲁塞尔正处在最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所以说并不是久留之地。如果说我暂时去不了那个权力中心，那我何不把它搬到我身边来呢？想到这儿，我兴奋不已，立刻给美国方面打电话，好在洛克斯里的秘书那边先约个日期。这将对特遣部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天后，我得到了那边的答复。
这次我决定，无论如何要事先跟韦塞尔通个电话商量一下，免得又稀里糊涂地让人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另外还有些其他的事情一直在内心折磨着我。要是我提议裁减掉所有的二把手的话，那就会牵涉到库恩。我有一种感觉，洛克斯里不会伤及保利。当初他派保利参与特遣部队这件事情就是明证。尽管他在尽可能地限制保利的权力，但看样子也不会简简单单就把保利轰走。可是库恩曾是我的恩人，唯一一位在我起步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
我真是满腹的顾虑。当然，洛克斯里不一定就会采纳我的建议--我越往深处考虑，越觉得这样提议太冒险。但万一……我觉得浑身别扭。两个月没犯的胃痛，又慢慢地现出了原形。我绞尽脑汁地想了几天，看能不能为现在的状况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于是拨通了韦塞尔的电话。
“韦塞尔先生，我需要你的建议。”“噢，”他很惊奇，“听起来情况很紧急。”我承认：“是啊，有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接着把前面两个月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我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的建议被采纳，我就会害得库恩丢饭碗。可是上个月他还帮过我很大的忙。”
“我能理解，”韦塞尔说，“做这种事确实会心里不好受，至少第一次的时候免不了。要是两个月前你跟赫更作了了断的话，有些东西你现在就能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他看起来不像是在帮我想办法解决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应该毫无顾忌地去做。你要想成就事业，就不能再有任何的同情心或是人道主义立场。你还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吧？”
“当然。”我机械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他已经问过我太多次了，“好的，我明白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即便撇开同情心不提，还存在着一个讲不讲义气的问题。把称得上是自己人的那些人的台面给拆了，岂不是很荒唐？”
“恰恰相反，”韦塞尔反驳道，“觉得一定要对自己人讲义气讲人情的那种迷信，才是荒唐的事情。所谓义气，不过是人们口头流传的一种定义罢了。谁想继续发展，就最好别相信什么义气。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准则。”
学会怎样和别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做到不为这些关系所牵绊，是你心不可少的功课。
从某种角度看，事业成就者的目标和公司的目标相左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每一个想在事业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的人，都难免从情义上对不起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事业游戏中的其他因素相比较而言就显得重要得多。这些因素包括：人员、部门和产品。
但在现实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很多经理觉得，他们的下属、同事、上司、供货商、生产商或者他们的负责领域，跟自己的关系颇为紧密，比公司本身跟他们的关系要紧密许多。尤其在非常时期，如不得不裁员、缩小规模或者将公司经营重心转移，这些经理们恨不得手脚并用，忙着准备一场自卫战，尽量不作出可能伤害到身边人的决策。
他们不是决心向前迈进，也不去采取必要措施，而是整天在内心作痛苦的挣扎。时局不佳的时候，“不能这样做，否则会害了米勒”或是“随便其他哪个部门我都不管，可是决不能对不起我的财会部”这些念头他们也许不会声张，但却会经常想。
这里提到的人员，在经理们眼里一般是指他们的下属。他们总爱着了魔似的寻找理由，来证明某一位下属是不能被辞退的。“米勒为了我们公司在国外呆了10年，为此还毁掉了自己的婚姻和健康。现在该为他在国内找个好差事了。”有人这样说。也有人会想：“施密特一直以来都在帮我。现在我可不能还让他那么挂着了。”
有时候理由还要平常。那个施密特和这个决策者是以“你”相称的好朋友，几年来两个人每天晚上都一起出去喝酒。如果再往深处探究的话，他还是他的中学老同学，住他们家隔壁，两人的老婆还是亲姐妹。
作为经理，你不能背这么多的人情，把这些放在心里就够了。没有什么“可是”“然而”好讲的，你的任务是为了公司而采取措施。都是些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将来才是最重要的。你要一直在冷静的、毫无个人情感的内心世界这样想，尤其在时局艰难之际。
为了避免有朝一日出现这样的内心挣扎，你当然可以从一开始就尽量把工作和生活严格地区分开。一个与你没有私交的施密特或者米勒，是不可能让你烦心、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无眠的。
但一般这种区分起不到作用。因为那样的话，你就违背了一条基本准则“没有不重要的人”，因此就成就不了事业。所以，学会怎样在和别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做到不为这些关系所牵绊，是你必不可少的功课。德国人有句老话“生意归生意，烧酒归烧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现在该被辞退的人，公司已经付给他钱了，他并没有白干。但现在不需要他在这里干了，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留他的理由了。
假如这个人是你的朋友的话，他就更得离开，因为这种尴尬场面是他一手造成的。这是他的过错而不是你的。他为什么不在恰当的时候采取恰当的步骤，免得给人辞退？他怎么能让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呢？
你只要对他有一点照顾，就会被别人指责做事不公，不能就事论事，任人唯亲。接着就挫伤了下属的积极性，风气会开始恶化。
令人为难的决策必须果断出台，不用顾虑会涉及某某某。除了不清楚权力运行机制的公司最下层员工，谁都能理解你这种避免乱讲人情的做法。要是处在你的状况之下，你的经理级的同事一般也都会职业性地这样做。
这个准则反过来也成立，永远不要相信别人会跟你讲什么情谊。你没有这样的资格和权利，因为公司为你的每一份工作都付了钱。永远不要相信你会得到“人情上的”回报。按照你的成就，你的价值，去要求你所能获得的东西：金钱或者地位。
不讲人情并不是说让你彻彻底底的做个无情人。如果可能的话，你干吗要对一位有功劳的下属态度恶劣呢？好像在你眼里他连陌生人都不如。
人情是一种要用同情心来结算的东西，是从关系层面上讲的。而更改或结束工作关系则是就事论事。它们根本是两码事。
在工作关系中，没有人情义气的位置。要想被上司真正看作是“前途不可限量”的人才，就必须把自己与他人、工作成果以及周围环境的关系分离开来。
“就是说，别给库恩面子，我自顾自地去向洛克斯里作这个提议，好步步高升？听起来是不是有那么一点荒唐？”
韦塞尔笑了出来：“对，听起来确实像你描述的一样，几近荒谬。在事业追逐者的世界里，很多事情听起来都是矛盾或荒谬的。大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把工作生涯过于神化和美化了。还因为我们老是放不下在那些生活中还算合理的价值观。工作就是打仗。在这片战场上，男男女女延续着雄性动物几百万年来不曾间断过的争斗。长久以来，弱肉强食的制度从来不曾消失过，唯一有改变的，不过是残忍程度有时不同而已。过去是为了一块碎肉，现在则是为了一个职位，一个身份象征，甚至只是为了表明老板嘉奖的那份功劳是属于自己的，大家就打得头破血流。一旦有人受了伤，整个部落就会同心协力地对付他，好把这位挂彩的英雄伙伴驱逐出去，从而占有他留下的东西。”他又笑了起来：“没吓到你吧。”
“老实说，有一点。但是我想，你是想告诉我，我最好赶在别人那样对待我之前，把需要做的事情完成。”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他做了个深呼吸，“我是曾经认识库恩，但你不要受这一点的影响。这是你自己的游戏。我只不过是告诉你几个游戏规则则，好让你在征途上顺利一些。你最终怎么样，取决于你自己。”
“我明白。”我答道，“但我现在要着手工作了。谢谢你。我相信，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道了别。
一周之后，我踏上了去美国的旅途。飞往芝加哥，我们的指挥部所在地。飞机上，我把那个建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即使手上没有幻灯片，我也能把它说得一清二楚。对每一种有可能出现的不同意见我都作了充分的应对准备。我精心准备的汇报，足以让洛克斯里自己就会想到，巴洛斯基是欧洲总部最高长官的最合适人选。
我还计划利用这3天的时间在芝加哥尽可能多地见见总部的人。我现在在欧洲的人际社交网算得上是很好了，但在权力集中的总部，我还几乎不认识什么人。我要改变这种状况。琳达·米勒，洛克斯里的秘书之一，已经帮我在一家顶级宾馆定好了房间。我在房间冲了个澡，然后就径直往总部去了。
到这个各种关系最密集的地方，我是第二次。尽管不是很中意来美国生活，我也希望能到这儿来。不过大部分时间，我反正都是呆在办公室，所以也无所谓。我的梦想是，进入公司的“神经中枢”。
迎接我的是琳达，带着她职业性的问候及职业化的女性笑容：“你好，我是琳达。”她比我年轻一些，很漂亮。跟着她往洛克斯里的办公室走的时候，我的目光牢牢地固定在了她的小腿上。美国之旅的兴奋肯定使得我血液中的荷尔蒙含量升高了。等我突然想起来，在美国，长时间盯着一位女士的小腿，会被视为“性骚扰”，就连忙转开了视线。
与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截然不同，看起来洛克斯里对我的来意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估计，他是故意想私下跟我谈。对于能够进一步认识我，他首先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我能感觉到，我找他定下这个会面的时间，的确是明智之举。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在法兰克福把球踢给了我，期望我能够接下来，也就是盼望我再次跟他取得联系。我居然到这个时候才想到这一点，真该扇自己一个耳光。不过他友善而新鲜的举止表明，一切还不是太晚。
他先是东拉西扯地问了我将近一个小时的问题，然后才归到正题。他询问了我负责的项目（他将它称作“yourproject”，再次说明了我的主导地位）进展，项目组的近况。他好像对我汇报的情况很满意，而且还想知道巴洛斯基做得怎么样。我尽可能地将巴洛斯基夸赞了一番。在向洛克斯里讲述我的提议之前，能有机会再一次地给巴洛斯基定好位，我感到很高兴。
我扫了一眼洛克斯里办公桌上的座钟，惊奇地发现，90分钟已经过去了，可他还是没问我的来意。他好像很有空。是只对我有空，还是平常都这样，我无从知晓。演了这么久的序幕，也没有理由再来长长的开场白了。但若是现在一下子就切到我的汇报上去，谈话气氛又不容许。谢天谢地，所有的材料我都烂熟于心，这样我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话题慢慢引了过来。
只三句话，我就把主要意思表达清楚了。我特别强调，经过改组的各分部已经在第一年实现了不盈不亏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上，每年将能节省大约300万美元。如果可以将各地的行政功能集中到一处，这个数目还要可观。至于我觉得巴洛斯基是这样一个欧洲总部首领的最佳人选，我没有向他提及，只是稍稍作了一个停顿，想看看洛克斯里对我的提议有什么反应。
他深深地坐在沙发里，向后靠着，盯着角落看了一分钟，没有讲话。然后站起身来，走到了窗前。他把目光从我这边避开，遥望着公司的停车场，开口说话了。
“有关我们为什么不建欧洲总部，你是知道的吧？”我飞快地考虑了一下，决定采取攻势：“是的，我知道。你不想在欧洲有一个强大的行政中心。”对于我的直接，洛克斯里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他说：“一点不假。那为什么你现在要我们忽视这一点呢？”“你不必忽视这一点。派一个你信任的人去做副总裁就行了。最好是个美国人。”
他看着我。回到沙发前，重新坐了下去：“你刚刚说我们每年能节省多少？”“至少300万。”我拖长了音调。“你知道，在德国保利会忌讳……那么这就意味着，你提出的这个建议，等于给库恩掘了坟墓？”“是的，我知道。”我的声音很坚定。
洛克斯里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目光里满是疑问。我感觉得到，他一定很想知道，我说刚才那句话的时候，到底怀着一种怎样的情绪。我摆出一副不动声色的表情，然后给了他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
他往写字台那边走去，要求琳达进来。5秒钟后，琳达出现在门口。洛克斯里让她去把我在宾馆的房间期限延长两周，相应地帮我改签回程机票，并且通知巴洛斯基，让他乘下一班飞机立即返回总部。最后他冲我笑了笑：“你知道我的意思，对吗？”
“是的，我知道。”我一脸兴奋，“而且我还知道，我们对巴洛斯基的期望值都很高。”
琳达难以置信地转过身，离开了办公室。洛克斯里注意到了我眼中的赞赏，轻声对我说：“我猜你没有做好停留两周的准备，”他的目光中有一种带着戏谑的严肃。他又把琳达叫了回来，“托马斯先前没有预备要待这么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不能下午陪他逛逛，告诉他那儿可以买到西服、休闲衫和呢绒大衣？托马斯可是要在这儿为我们执行一项重要任务。”
琳达给了我一个笑容，好像在说：“噢，是吗！”答应了下来。洛克斯里和我约好第二天晚上和巴洛斯基一起用晚餐，然后我们就道了别，他的笑容里有一种“大家都是男人，能帮就帮”的意味。我们驱车去了市中心，琳达说在那儿才能买到最好的衣服。途中她问我，那个秘密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我回答说，作为洛克斯里的秘书，她早晚会知道的。她又开始打听一些私人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不得不一再强调，实在是没什么可讲的。她大学毕业后曾去过一次欧洲，说感觉很“棒”。
由于一路上的聊天实在是索然无味，我开始有点类似换不过时区来的眩晕，当我听见自己问琳达晚上有没有安排的时候，自己都吓了一跳。她有安排。但后天有空。刚刚好，因为我次日晚上要和洛克斯里以及巴洛斯基一起吃饭。于是我们就约在第三天一起吃晚饭。“就这样吧，”我暗自想，“一点无关紧要的闲谈对我还是有好处的。”再说，与洛克斯里的接待室有点直接联系还是有必要的。
等我晚上回到房间，把新买来的西装、衬衫往衣橱里放的时候，我开始考虑另一个我无论如何都要向洛克斯里提出的请求：我要更多的钱。我第一次得到提升的时候根本没去考虑这个，结果相应地，我的工资也没怎么涨上去。把最后一件衬衫整整齐齐地叠好，放进衣橱后，我拿起了韦塞尔的摘录，舒舒服服地躺到了床上。我前后翻找着，直到找到一篇和钱有关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