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由于康、乾二帝都喜欢赵孟、董其昌的书法，一时之间帖学盛行，充斥了整个书坛，于是形成了一字万同、工整呆板的“馆阁体”书风。这时，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只有冲破这种桎梏，才能走出一条书法艺术的新路来。邓石如就是倡导变法求新的一位“主帅”。他化古破俗，对碑学兴起推波助澜，对我国清代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起过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邓石如（1739-1805年），初名琰，后以字行，更字顽伯，别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
邓石如出身在山清水秀的乡村，家境十分贫寒，祖父、父亲都是穷苦的文人。这样的家庭状况决定了他既不能像有钱人家的孩子那样专心读书，又不同于普通穷人家的孩子，一点读书的机会都没有。为了生计，他10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去砍柴，13岁时还只能靠卖饼混口饭吃，但是在业余时间里，他总是向祖父和父亲学习篆刻和隶书，并很快就能以此谋生了。
贫穷低微的生活环境磨炼了他洁身自好的性格和刻苦自强的意志。
邓石如学习书法专心致志，刻苦异常。他曾经在江宁梅家住过八年。八年时间里，他每天一大早即起身，趁天还没亮，磨墨一大盘，以备一整天之用，不管多晚，他也要将墨写完才去睡觉。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数九寒天的冬季，他从未间断过。他把先秦的《石鼓文》、《泰山刻石》和李阳冰的《三坟记》，日夜临摹，每本都达数百本。还搜集了钟鼎铭文、秦汉瓦当、碑额，并写《说文解字》二十本。从这里可以看出邓石如学书所耗费的精力是多么惊人了。
邓石如曾遍游祖国的名山大川，饱览了大自然的风光秀色，开阔了视野，同时他的书法也更加纯熟了。一路上他以刻印卖字为生。一次，当他行至安徽歙县时，他的字被当时正在金榜家中当家庭教师的张惠言看到了（张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他以为这字是李斯的真迹，兴奋异常，立即告诉了金榜。当时天上正下着雨，二人冒雨找到了正在破庙中躲雨的邓石如，盛情邀请邓石如去金榜家中居住。
金榜非常赏识邓石如，一年以后，当他有机会遇到当时的户部尚书曹植时，便向曹植介绍了邓石如，曹植出了一个题目去考邓石如，要邓石如用四种书体各写一千字，邓石如挥笔写下，即时惊动了在场的官员，曹植看了也非常欣赏，称赞邓石如的“四体书”是国朝第一。曹植邀请邓石如留在京城。没过多久，当朝的相国、大书法家刘墉也看见了邓石如的书法，他很惊讶，不顾自己的身份，特地登门与邓石如相识。这样，邓石如的名字传遍了京城。
邓石如书法的最大特点，是以北魏碑书为根基，然后融合篆、隶。他以隶法写篆书，改变了过去篆书婉转圆媚的姿态，写得笔划舒畅凝炼，结体稳称爽朗。他又以篆法写隶书，体方笔圆，峭拔遒劲，一改过去隶书的沉雄古朴。邓石如的楷书则体现了北碑书法体势开张、笔法劲健的特点。他不仅更新了篆、隶古体，也为囿于贴学中的楷书、行书、草书，开辟了一条新路。
邓石如在书法上求新，但又不像“扬州八怪”那样，在书艺上以“怪”求新，而是学习前人的书法，写出自己的风格，不怕非议，不追随时俗，坚决果断地走自己的路子。
邓石如的书法在京城扬名之后，虽然受到一部分权力阶层中有识之士的赏识，但也有一部分人不服气，他们认为邓石如的书法太粗野，没有美感。当时京城里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叫翁方纲，他是内阁学土，在京城势力很大，他擅长金石考证、小楷，他的书法工整厚实，气势褊隘浅弱，邓石如雄强浑朴的书风与翁方纲格格不入，翁方纲既看不上邓石如的书法，又怕邓石如的声誉对他的名誉和权威构成威胁，因此伙同门人和一些食客围攻邓石如，邓石如身单势孤，无法与他们的势力相抗衡，所以陷入了“逆境”。但他并不因此趋炎附势，而是坚持自己的风格，终于赢得了后世的称颂。著名的书法家包世臣赞扬邓石如为清代第一书家。
据《邓石如研究资料》一书统计，邓石如留存下来的各种作品（包括墨迹、碑刻、双钩本）共137件之多，另有篆刻173印，但实际留存下来的还要多一些。
邓石如在书法理论方面的造诣也很深，他提出的书法结体布局的原则，是非常有见地的。
邓石如在篆刻方面的成就也很大。他的篆刻得益于书法，以《三公山碑》、《禅国山碑》的体势笔意入印，苍劲庄严，流利清新。他的篆刻艺术以“邓派”、“皖派”称名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