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城，位于剑河畔，在伦敦以北大约80公里处。历史上，它曾是古罗马的一个军营所在地。在盎格鲁萨克逊时代，英格兰中部与欧洲大陆间的贸易往来，都要通过剑河桥，故使剑桥成为一个行政、贸易中心。剑桥中心区的街道至今仍保持着中世纪的风貌和氛围，古老的楼宇比比皆是。国王学院礼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是欧洲哥特式建筑的一个精美典范。
今天的剑桥，有许多公园与花园，博物馆与画廊，逢年举行艺术节和仲夏集市。经济上，它是周围农业地区的市场中心，工业有电子设备、精密仪器等高科技行业。旅游业也较兴旺。
同牛津一样，令剑桥最出名的是英国第二所古老的学府剑桥大学，就设在这里。特别是近些年来，凭借剑桥大学的科研成果，一些高科技公司熏应运而生。剑桥城越来越被视为英国的“硅地”（Silicon Fen）。
举世闻名的剑桥大学创立于1209年，比牛津大学晚41年。有人说，最早有一批牛津学者，为了逃避牛津城里人与学者之间发生的暴乱，而逃难到剑桥地区。早期的学生也大都来自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学校的宗教色彩也较为浓厚。1669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前来剑桥教授数学，大大提高了剑桥大学的学术地位。他在剑桥居住了30年，令该校的数学研究水平达到卓越地位，直到如今。1871年，学校废除入学宗教考试，实现了较大的学术自由。从20世纪60年代起，学校把学业重点进一步放在科学和研究上。今天的剑桥大学除设有文学、神学、经济学与政治学、哲学、国际法和科学史外，理工科目也颇为突出。
剑桥大学有学生16500人，其中17%来自海外的100多个国家。和牛津一样，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竞争相当激烈，每年只有三分之一考生被录取。学校有28个混合学院和3个女子学院。学制大体类似牛津，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学年有三个学期，分别为米迦勒节（Michaelmas，即秋季）、四旬斋（Lent，即冬季）和复活节（Easter，即春季）。每个学期大约八周，学生都要住校。学生在“监管人”（Supervisors）的辅导下进行学习。“监管人”一般都是各院系的老师，他们通过小组的形式与学生们保持密切关系，并帮助他们准备学校的考试。学生的作业，大都在假期中完成，大多数学生均可通过特殊考试，获得各种荣誉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博士和在法律、医学、音乐、科学和神学等领域的高级博士学位。有意思的是，这种特殊考试，在剑桥大学叫做“三脚凳”（Tripos），这是因为过去考生在答辩时，都坐在三角凳上而得名。
牛津和剑桥大学具有同等学术地位，两校人员多学识渊博，温文尔雅，在举止作风上也都很相似，所以有人就创造出一个词，叫“牛桥”（Oxbridge）。比如，在聊天时人们常说：“英国政府的不少官员都来自‘牛桥’”；“我一眼就看出，他一定是‘牛桥’人。”“牛桥”这个词已约定俗成，现在已收入牛津和剑桥大学出版的词典中。
同牛津一样，剑桥大学也培养出了不少名人。如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凯因斯主义的创始人凯因斯、著名学者李约瑟和查尔斯王子等，都是在剑桥大学受的教育。剑桥大学的科研成果，也非常显著，至今，已有60多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
谈起李约瑟教授，1983年的一个夏日，使馆的同事科技参赞和笔者曾专门去剑桥拜访过他。
李约瑟，1900年生于英国的一个名医家庭。他是在剑桥学习生物化学的，后来成为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一位在科学史上有丰硕成果的历史学家。西方学术界认为他是二次大战之后，欧洲学者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特别是，李约瑟又是一位非凡的汉学家，专门研究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他以系列形式分卷编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巨著，剑桥出版社自1958年开始就为他陆续出版这部书。这部浩瀚巨著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位学者这样写道：李约瑟“在西方打开了在学术上承认中国既往科学成就的大门”。
李约瑟先生的大半生，都是在剑桥大学的校园内度过的。一进他的宅邸，你就能感觉到，主人一定是一位大学者。大厅里布满了各种书籍，有的还是中文古典书。说李约瑟先生“学富五车”一点也不过分。李先生的亲密合作者，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鲁桂珍女士，来自南京。她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泡好一壶茶，请大家边饮边谈。先生时已83岁高龄，白发苍苍，但精神抖擞，唯行动稍有不便。他慢吞吞地谈起写作的事情，说他的书已经出了几卷，当时正集中精力写医学部分。除了写作之外，他每周四还要在研究所伏案工作。我们好奇地问他：“您的中文怎么这样好？”他谦虚地回答说，为了完成他的中国科学史，表达对中国人的情谊，他还要努力学。临别时，老人热情地表示：“让我把我的中文名字留给你们吧。”笔者当时拿出自己的一张名片，李先生在背面用清秀的字体写下：李约瑟（号）丹耀。鲁女士也在上面留下了她的芳名。遗憾的是，李约瑟先生于1995年与世长辞。人们会永远以敬惋的心情纪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