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毫无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卧室，在那里考虑着她该怎么办，无意间看了一下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既可怕又丑陋。她突然痛心地感到她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份深情的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的这张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柔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八
早晨7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难看，一脸悔愧的神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从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这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口，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说实在的，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经昏迷，在说胡话。”
“他真是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间，声音几乎听不清。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粘液。这是干什么？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才对。”
先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继而来了一个高个子，他背有点驼，须眉浓重，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这是医生们来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幽灵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根本没人收拾房间。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显得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呓语，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毛病不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富有诗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无聊的苛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粘乎乎的污秽，从此休想洗干净了……
“哎呀，我把他骗得太厉害了，”她想道，记起了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浪漫史，“这种事真该诅咒！……”
下午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精神恍惚，望着科罗斯捷列夫，想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难道不枯燥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来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沉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
午饭后天色暗下来。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躺在沙发床上，枕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进进出出，谁也不曾留意这种混乱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独出心裁的陈设，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胆怯，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您去请施列克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
“已经来过了。正是他发现的：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唉，施列克管什么用！说实在的，施列克也帮不了忙。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过得很慢。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从早晨起就没有收拾的床上，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她似乎觉得，整个宅子，从地板到天花板，让庞大的铁块填满了，只要把这铁块弄出去，大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等她清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块，而是戴莫夫的病。
“静物写生，港口……”她想着想着，又陷入昏睡状态，“港口……疗养院……施列克怎么回事？施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他们是否知道我们家的不幸？主啊，救救我……饶恕我。施列克，施列克……”
又是铁块……时间过得很慢，楼下的挂钟不时敲响。有时听到门铃声；是医生们来了……一名女仆端着托盘上的空杯子走了进来，问道：
“太太，床铺要我收拾一下吗？”
她不见回答，又走了出去。楼下的钟敲响了。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细雨，又有人走进卧室来，好像是个外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猛地坐起来，认出他是科罗斯捷列夫。
“几点了？她问。
“快3点了。”
“哦，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是来告诉一声：他快要断气了……”
他呜呜地哭了，挨着她坐在床边，用袖子擦着眼泪。她一时明白不过来，但浑身冰冷，开始慢慢地画着十字。
“快断气了……”他用尖细的嗓子又重复了一遍，又一声抽泣，“他快死了，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同他相比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才华出众！他给了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科罗斯捷列夫咬着手，继续道，“我的上帝啊，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奥西卡·戴莫夫，奥西卡·戴莫夫，你是怎么搞的呀！哎呀呀，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双手掩面，绝望地摇着头。
“他有着多大的道德力量！”他继续道，变得越来越怨恨什么人，“一颗善良、纯洁、仁爱的心灵——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他为科学献身。他日日夜夜像牛一样干活，谁也不怜惜他。这位年轻的学者，未来的教授还不得不私下行医，晚上搞翻译工作，好挣钱来买这堆……污七八糟的破烂！”
科罗斯捷列夫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双手抓过床单，生气地撕扯着，仿佛床单有罪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是的，说这些有什么用！”
“是啊，一个世上少有的人！”在客厅里有个男人低声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回想她和他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包括所有的细节，这才突然间明白过来，他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跟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可以说是伟大的人。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亲和所有跟他共事的医生们对他的态度，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未来的名人。那墙、天花板、电灯和地毯，好像都在挤眉弄眼地嘲笑她，仿佛在说：“你瞎了眼，瞎了眼！”她哭着冲出卧室，在客厅里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擦肩而过，跑进了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齐腰盖着被子。他的脸瘦削得可怕，脸色灰黄，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绝不会有的。只有那脑门，那黑眉毛，还有那熟悉的微笑，让她认出这是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赶紧摸他的胸、额头和手。胸口还有余温，但额头和手已经凉得叫人发毛。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不是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而是望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喊道，“戴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那是一个错误，事情还可以挽救，生活依旧可以美满幸福。她还想告诉他：他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终生景仰他，崇拜他，对他怀着神圣的敬畏……
“戴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能醒来，“戴莫夫，戴莫夫呀！”
在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对女仆说：
“这有什么好问的？您去找教堂的看门人，跟他打听一下，那些靠养老院救济的老婆婆住在哪儿。她们会给死者洁身、装殓，该做的事她们都会做好的。”
1892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