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萨克·牛顿（1642~1727）是英国近代著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近代力学奠基人。可以说牛顿的一生是充满智慧和创造的一生，而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智慧的伟人，却在50到51岁时突然精神失常，其中的原因当时及此后250多年的时间里，众多的科学家都试图找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但还没有最终达成共识。有人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劳累、用脑过度所致；有人则认为是外界强烈的刺激，引起了他精神的暂时“短路”，还有人提出是汞中毒的结果。
劳累和用脑过度
1687年，45岁的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是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著作，该书以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为基础，建立了完美的力学理论体系。为做好这项工作，牛顿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专心研究。他很少在夜间两三点钟前睡觉，有时一直要工作到清晨五六点钟。《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后，他又立即转入了光学的研究。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使他不到50岁就已经须发皆白了。因此，有些学者推测，牛顿之所以会在50至51岁时突然患精神失常疾病，并非偶然，而是他长期极端紧张工作、用脑过度而造成植物神经紊乱的结果。
受外界环境的强烈刺激
1677年，牛顿的恩师巴罗和一向爱护他的皇家学会干事巴格相继去世，这令他极度悲伤，曾使他的研究工作一度停止。1691~1692年，因为他母亲的去世，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一直精神不振。在他办完母亲的丧事回到剑桥大学后不久的一天早晨，当他从教堂做完祈祷回来，竟发现燃尽的蜡烛已将他书桌上摆放的有关光学和化学的手稿及其他一些论文都化为灰烬了。《光学》是他一生中仅次于《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化学》也是他花费近20年时间辛勤研究的结晶，堪称一部科学巨著。对此，牛顿懊悔不已。他不得不重新整理《光学》手稿，至于《化学》他却再没有精力去做了。
汞中毒
有学者曾经对牛顿遗留下来的四绺头发进行化验分析，结果发现牛顿头发中所含的有毒微量元素的浓度是正常人的好几倍，尤其是汞的含量更是高得可怕。许多学者由此断定：牛顿长期呆在实验室里，经常接触有毒的金属蒸气，特别是汞，从而导致中毒性精神失常。但这种说法也遭到很多人的置疑。现在医学上判定汞中毒的临床表现，如手指颤抖、牙齿脱落、四肢无力等症状，牛顿都不曾有过，所以汞中毒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抑郁症
以美国科学家狄士本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却对上述推测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推测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
首先，今天人们已根本无法证明这四绺头发是牛顿精神失常时期还是其它时期的头发，而不同时期的头发，所含微量金属元素的种类和数量是各不相同的。
其次，头发中所含微量元素会受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而牛顿这四绺头发分别保存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中，经历了250年之久，在漫长的年代里，遭受到了不同外来环境因素的干扰与影响，也可能吸收了外界中其他有毒物质而发生变化。因此，它们也无法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牛顿身体健康状况的真实情况。
最后，据学者们调查表明，一个人如果每年接触汞达2000多小时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汞中毒的症状，诸如手指颤抖，牙齿脱落、四肢无力等状。但据一些学者们的统计，牛顿每年接触汞的时间不会超过100个小时，尚构不成汞中毒的这一时间条件，而且也未在他身上发现汞中毒的症状。
根据这些方面的考察与分析，他们认为，牛顿精神失常的病因是心理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他的病症是现今所谓的临床抑郁症，而不是由於汞等重金属中毒所引发的。
马可·波罗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在中国元朝的时候，随他的父亲和叔叔通过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后来回到威尼斯，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然而，马可·波罗到底来没有来过中国，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
最早介绍神秘东方的典籍
1271年，17岁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跨过帕米尔高原，经新疆进入中国。最后穿过河西走廊，历经四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上都。根据他的游记所讲，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7年。
回到威尼斯后，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被俘。在监狱中马可·波罗讲述了其东方旅行的一些神秘的经历，后来作家鲁斯蒂谦根据他的口述写出了《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还有途径西亚、中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风情。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
持有肯定理由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一样，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情景，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是不可能知道那样的详细具体的。
持有否定理由
对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很多学者持否定观点。有一位意大利考古学家称马可·波罗从未到达过中国和远东。认为马可·波罗只是在黑海沿岸通过和去过中国、日本的波斯商贩闲聊，并用在那里道听途说的故事加以改编、拼凑加工之后而成的一部伪书。
考古学家们通过仔细的论证，特别指出马可波罗对于1274年和1281年间元世祖忽必烈进攻日本的描述存在前后矛盾和不精确之处。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佩确拉是一个意大利在日本进行的考古项目的负责人，他说：“他将两次事件搞混了，将发生在第一次远征日本时的一些事情和第二次远征时的事情混杂在一起。根据他的记载，在第一次远征中，从朝鲜起航的蒙古舰队登陆前在海上遭遇大风暴，几乎全军覆没；但是事实上这一事件发生于1281年的第二次东征日本行动。如果他真的是当时的亲历者，你觉得一个人有可能会混淆两个相隔7年的事件吗？”
另外，马可·波罗书中对蒙古舰队船只的描述也和小组在日本发掘出的蒙古战船非常不同。佩确拉教授举例说，马可·波罗在书中描述蒙古战舰拥有5个船帆，但事实上根据出土的实物，蒙古战舰只有3个船帆。马可·波罗还曾描述自己在中国的朝廷中担任过官职，但是奇怪的是他的名字从未在任何保存下来的中国或蒙古文献中出现过。
这些研究者还认为，德国学者徐尔曼在《中世纪城市组织》中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另一位德国、美国和英国学者不约而同写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文章表示质疑。
《马拉之死》中的谜团
伟大的传世之作
《马拉之死》画面上马拉赤裸着上半身倒在浴缸中，脸上显出濒于死亡的表情，包着浅黄色头巾的脑袋斜靠在身后的家俱上，鲜血正从胸肋部流下，染红了身下洁白的浴巾。右手握着鹅毛管笔无力地垂落在浴缸外，旁边是致他于死地的匕首。左手拿着凶手所写的便条搁在浴缸边的桌子上，便笺上写着：“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娜·夏洛特·科黛，致公民马拉：我十分不幸，为指望得到你的仁慈，就足够了。”浴缸边的木柜上放置着墨水瓶、鹅毛管笔和马拉生前写的一张附有纸币的信笺，笺上写道：“请将这份钱转给一位有着5个孩子的母亲，她丈夫已为国捐躯。”木柜正面还有“献给马拉，大卫”的题词，整个画面有力地表现了革命家马拉生活的简朴、工作的勤奋以及为共和国忘我献身的高贵品质，揭示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英雄内容和精神。
马拉之死
让·保尔·马拉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鼓吹革命暴力，坚决反对右翼吉伦特派的妥协投降政策，因而遭致吉伦特派残余分子的嫉恨，他们阴谋以卑鄙的手段除掉马拉。1793年7月13日，一位来自南方的年轻女子科黛先后3次来到位于巴黎圣·奥雷诺大街的马拉住所，要求会见马拉，均被侍卫和马拉夫人婉拒，双方发生了争执。正泡在浴缸中的马拉得知情况后便命令侍卫放科黛进去。可是，不久就从浴室里传来了马拉的惨叫声……
马拉遇害的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国民公会迅速召开会议，会上有人慷慨陈词，要求严惩凶手，并大声呼吁：“大卫，你在哪里？现在你应该再画一幅！”“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报仇。要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而发抖，这是人民的要求！”“对，我一定画一幅！”在场的大卫满怀激情地回答。在接受这一光荣的任务后，大卫就赶赴现场，亲眼目睹了马拉被刺的惨象，并画了素描速写。3个月后，一幅题为《马拉之死》的油画即在卢浮尔宫公开展出。
奇异的构思
人们参观后交口称赞此画艺术地再现了马拉的崇高形象，但大家对画家为何如此构图则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大多数人认为，大卫是以写实的手法，撷取马拉生前常常被迫在浴缸中工作这一典型场景作为创作素材。至于马拉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工作，则完全与他所得皮肤病有关。法国大革命初期，为了及时地出版《人民之声》报，处于反动密探和刺客重重包围中的马拉，不得不经常在穷苦人家的地窖和城外采石场的洞穴里进行写作。长年累月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工作使马拉染上了湿疹，并蔓延到全身，因而被迫经常泡在水里以稍稍缓解病痛的折磨。同时，作为国民公会的代表，马拉重任在肩，每天必须处理大量公务。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在浴室里放了一张小办公桌，在墙壁上安了一个小书架，以便随时翻读书刊、批阅文件。画家就是据此构思创作的。
也有人认为大卫在绘制《马拉之死》时是借鉴参考了同年去世的另一位革命英雄——勒佩蒂埃所作肖像画的手法。勒佩蒂埃生前也是国民公会代表，遭反动分子暗杀后，大卫曾为他画像。画面中死者赤裸着上身倒在床上，致命的伤痕清晰可见，造型单纯明确，意境崇高，艺术处理极为成功。
柴可夫斯基死因之谜
1893年11月6日，俄国著名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在其声誉急剧提高、事业达到辉煌之际突然死亡。他的溘然长逝使人们对他的死亡充满了好奇和不解。
临终“预言”
1893年10月27日，圣彼得堡皇家歌剧院座无虚席，俄罗斯最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正在指挥他的新作《悲怆交响曲》（也称作《第六交响乐》。第一乐章那缓慢、阴沉的引子和充满沉思和叹息的音调，把所有在场的听众深深的征服了：这是饱尝人世间心酸、临近人生终点的内心独白。
11月6日，柴可夫斯基因霍乱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朝野震惊，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闻讯悲恸欲绝，感叹道：“我的上帝，俄国有这么多人，但偏偏死了柴可夫斯基一个人！”在他去世的第12天，第二次公演按照原计划照常演出，这次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也正是由于作品流露出的这种悲哀痛苦的情绪，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作曲家的死因。认为柴可夫斯基在歌颂死亡，《悲怆交响曲》就是作曲家为自己写的挽歌。
对作曲家死因的怀疑
柴可夫斯基是病故还是自杀，顿时谣言蜂起，众说纷纭。为了平息谣言，圣彼得堡的《新时代》报，在柴可夫斯基去世的第二天，即11月7日，立即发表了由作曲家的医生署名题为《柴可夫斯基因病逝世》的长篇文章，详细叙述了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的最后病情。此后，80多年来所有官方报道都说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是死于霍乱。
当时人们就围绕柴可夫斯基的死因，提出了不少的疑问，认为柴可夫斯基去世时的情况与官方报道多有矛盾之处。首先，按一般医疗原则，凡确诊为霍乱病患者的住宅要进行全面隔离，可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前的四天患病期间，前去探望患者的人络绎不绝。在作曲家辞世时，当时守卫在他身旁的除了四位医生，一名牧师外，还有他的兄弟姊妹、侄子以及其他很多人。其次，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之后，有关当局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惯常的预防措施。他的尸体停放了两天，任人凭吊，没有象当时所规定的那样，立即用镀锌的棺材密封起来。更使人感到惊异的是，许多人列队经过柴氏的棺材时，还低下头来，亲吻这位死于霉乱恶疾人的脸庞。
草稿上的秘密
在柴可夫斯基去世后，有人发现一份所谓作曲家写的“秘密标题”的草稿，上面写着：这部交响乐的计划的最终本质是生活。第一部分——全是冲动的热情、信心和渴望活动，必须短（终曲：死亡——崩溃的结果）；第二部分——爱；第三部分——失望；第四部分——以死亡为终结（也要短）。于是，有人以此为依据，证明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是毫无疑问的。
死因探秘
20世纪80年代，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奥尔洛娃的学者，从苏联移居美国后，根据她掌握的有关材料披露，柴可夫斯基根本不是死于霍乱而是自杀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