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剧作论》原于198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是田本相先生多年研究工作的结晶。其中某些篇章在刊物上单独发表时，就获得同行的好评。《曹禺剧作论》的出版，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戏剧研究领域的一个可贵的收获。
说可贵，因为它是国内全面、系统研究曹禺剧作的第一部专著，而且观点鲜明，分析细腻深刻，颇有独到之处。作者对曹禺剧作研究有年，功力较深，故而在本书中显示了自己的特色。自从曹禺的《雷雨》、《日出》问世以来，近五十年间发表的各类评论、分析、介绍曹禺剧作的文章共有500余篇之多，这在现代作家研究中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这些评论工作主要取得了下述成绩：比较全面深入地评论了曹禺代表作《雷雨》、《日出》的思想内容，特别是对周朴园、蘩漪、陈白露等戏剧人物的探讨达到一定深度；就《雷雨》所反映的作家世界观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个别评论家还对曹禺戏剧的结构特色、语言艺术作出了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评论范围主要局限在两部剧作和三四个戏剧人物身上，对《北京人》、《原野》等这样在剧作家创作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作品缺少必要的深入研究；没有将作家解放前后的一系列创作作为一个有联系的、完整的艺术整体来剖析，基本上停留在就作品论作品、就人物形象论人物形象的阶段，当然更谈不上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曹禺；由于受到解放后“左”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想的干扰，忽视艺术分析，缺少从艺术的角度去研究艺术家，多半是用社会政治学的“理论”去套作品，用流行的“阶级斗争学说”去评价人物——“左”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和方法论妨碍了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进展，在曹禺研究中同样留下了不良影响。现在《曹禺剧作论》出版，多少弥补了上述缺陷，把曹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全书虽说主要由九个单篇作品论组成，但并非孤立地就作品论作品，而是将曹禺一系列剧作作为一个相互有联系的、有机的艺术整体来看待，从发展观点出发，来考察曹禺戏剧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前后发展演变。这是《曹禺剧作论》有别于过去相关评论的一个显著特点。
而这样做，就需要论者提出几个基本论点作为统领全书论述的总纲。他站在什么高度，从怎样的角度提出问题？这个论纲是否有价值？能否有利于准确深入地揭示事物本质和展开全书一系列论述？这需要卓识。《曹禺剧作论》在讨论《雷雨》时从创作个性、现实主义、话剧民族化群众化三个方面提出问题，且以此作为探讨曹禺创作道路的起点，要在他未来的创作道路发展变化中，研究他的创作个性是怎样在时代的风云中磨砺，在怎样的艺术追求中变化着？他的现实主义是怎样经历着曲折而前进的？关于话剧民族化群众化，也是如此，以便测量它的未来。应该说，这三点的提出颇有见地，确是深入曹禺戏剧的关键，是颇富价值的研究课题，能够支撑起全书的结构大厦。而且《曹禺剧作论》没有高高提起、轻轻落下，这三点理论基点贯穿了全书论述，特别是有力地体现在《雷雨》、《日出》、《北京人》、《家》四论中；其中关于曹禺现实主义的论述尤为深刻细致，从而给予曹禺戏剧道路的发展起伏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揭橥其基本特色。它首先从《雷雨》的三条矛盾线索中揭示出这部悲剧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具有鲜明的时代亮色，与“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接着论述《日出》现实主义的发展，这部分分析在全书中最为鞭辟入里，富有创见。它精辟地指出，曹禺创作《日出》时提出的“试探一次新路”，不能仅仅看做是个结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新的题材、人物、主题的探索而引起的，就其实质来说是探求一条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日出》的现实主义成就，较之《雷雨》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呈现出革命现实主义的某些特点。然后分析了《日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它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更表现在对造成这不公平社会的根源的探索上，作家直接到社会本身去寻找或探索悲剧的根源。这是较之《雷雨》的一个突出变化，其杰出之处还表现在对那个社会金钱制度的批判上，它深入到政治经济学和道德伦理学的领域，暴露出那个金融都市社会的种种罪恶，从而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悲剧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比以往的《日出》评论大大深入了，那么关于《日出》现实主义的新特色——对光明的追求——的论述，就尤其富有新意，闪耀出评论者的卓见。过去一般只是从戏剧表面看到曹禺写了打夯工人的活动，《曹禺剧作论》将方达生与周冲联系起来比较分析。周冲是一个憧憬光明的梦幻者，而方达生则是一个光明的映衬者。对“日出”的精神渴望，构成《日出》整体构思中的诗意灵魂，这种理想情愫和浪漫诗情，汇成诗意潜流，在主题、结构、背景和人物上都得到体现。作家揭露污秽同时展示出在其掩盖下的诗意真实，刻画人物同时挖掘了人物心灵的闪光，从腐尸中看到生命的跃动，在堕落中发现善良的灵魂，她们内心深处依然跃动着的热爱生活的希望和潜藏着的激怒与反抗的要求。这些分析，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关于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的问题，理论界历来争论不休，《曹禺剧作论》在具体作品分析中渗透的见解对我们弄清这一问题很有启发。《曹禺剧作论》进而分析了《北京人》是一部喜剧，它“把隐蔽于悲剧现象后面的喜剧性发现出来”，“作家就把他的现实主义的戏剧艺术推向一个更加深化的新境界”。“喜剧说”虽非定论，但《曹禺剧作论》注意到剧本戏剧色调的丰富多彩，通过细致具体的分析着力阐述其喜剧性的一面，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曹禺戏剧。
一部从理论上探讨某一文学现象的专著，不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鲜明地提出基本论点，而且应该在许多具体内容上作出深刻、独到的分析。《曹禺剧作论》正是以许多精辟的具体分析充实基本论点，丰富了全书内容。例如在论《家》中，它将吴天的改编本和曹禺本子作出具体的分析和比较，指出曹禺改编的特色和成就，又将话剧与巴金小说原著比较，说明曹禺现实主义的风格特点，分析都很精当细致。
关于《雷雨》的戏剧气氛“雷雨”在剧中的意义，是个重要问题，过去的评论只是浅浅道及。《曹禺剧作论》对此的分析言简意赅，揭示深透，颇中肯綮。针对曹禺研究中“左”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例如对陈白露、愫方、丁大夫、梁公仰形象的责难，对话剧《家》思想意义的否定等，《曹禺剧作论》都力辟旧说，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历来曹禺研究有两个难题，一是关于《雷雨》所反映的作家世界观问题，二是关于曹禺解放后创作的成败得失的评价问题。《曹禺剧作论》根据《雷雨·序》结合具体作品，就曹禺“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作出了层层深入分析，得出明确深刻而中肯的结论，对这个复杂问题的把握细致得当、颇有分寸，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对于曹禺解放后创作的得失问题，过去未能展开充分讨论，《曹禺剧作论》在这方面的分析颇见胆识。它特辟“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一节予以探讨，分析了曹禺解放初的两篇“自我检查”文章和对《雷雨》、《日出》的大幅度修改，指出作家任意改动原来人物的性格，结果损害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任意更动、增添情节或改变原有的艺术结构，结果损害了原作的思想和艺术的统一完整性。其原因一是为了增强“阶级观点”，二是迎合“历史唯物论”的要求。解放前曹禺虽然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是他忠实于生活，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艺术形象的描绘中表观出对现实生活的真知灼见，解放后作家的政治水平提高了，从两剧修改的理性认识看，都大体上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却反而失败了。在政治因素、舆论影响和“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下，他修改旧作是图解政治，创作新剧也未能达到他解放前已经达到的艺术水平。我们知道，全国解放时曹禺只有39岁，正当创作盛年，而像曹禺等一批作家在解放后却没能获得理想的成就。作为一本评论专著，就应该站在一定历史高度，正确评价其成败得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曹禺剧作论》的这个分析很有意义。它还指出，虽然作家后来又恢复了两剧的原样，但作为创作思想仍然未能较好解决。只是在评论《明朗的天》等创作情况时，本书未将这个探讨深入下去。
同时，《曹禺剧作论》还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新材料，诸如曹禺在南开中学时的活动情况，他写的《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等两首新诗，对于了解作家早年文学修养和剧本诗意很有帮助。
我们过去看够了对文学形象作武断的线条分明的宣判，用讲解政治理论的方法对待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语言枯燥干瘪，而渴望文学评论也要文学化，讲究艺术性。《曹禺剧作论》正是以这方面的特色见长。它的文笔优美，藻彩秾丽而不俗。由于作者对曹禺剧作体会深细，富有艺术敏感，因而着色鲜丽正有助于表达作者的见解。它分析剧本思想内容不是用生硬的教条去套出几点了事，而是夹叙夹议，将对细节的细腻分析与对艺术的解剖结合起来，努力再现文学形象的生动完美性。这些特色更集中反映在几个人物论中，对陈白露、愫方形象的分析很见功力。虽然曹禺的一些代表作和重要戏剧人物，由于过去评论较多，不易有大的突破，但是阐析基本观点，完全可以各有千秋。本书尤以对人物形象的细腻分析见长，而且时时闪发出作者精湛的见解。作者批驳旧说，陈述己见，既能深深地潜入对象的心灵，仔细体会，她在每一个场面的举止行动、言谈笑语，每一句台词后面的感情潜流，又能全面地把握她与剧中其他人的关系，甚至比较她与旁人的异同，恰如其分地掌握评价的分寸。这一切又尽量结合艺术表现，将思想内容的评价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然后用优美细腻的语言再现剧中人的灵魂，表达自己的评价。《曹禺剧作论》使用的方法也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而各各不同。例如从“寻索陈白露交际花生涯之前的性格遗迹”入手来探讨陈白露的复杂性格；基于否定旧说，从探讨愫方出走的性格本身因素入手来分析愫方形象，避免雷同，又给人启发甚多。读完这些篇章，不仅对上述人物有新的认识，而且获得了一次文学享受。《雷雨论》对四凤也有精辟分析。它从四凤与剧中其他七个人物的关系入手，一层层地揭出他们每个人在四凤心灵上造成的不同的精神折磨——恐惧、威慑、困扰、痛苦、压力，“在这个无辜的少女的巨大精神恐惧中揭露着旧社会制度的残酷与罪恶”。这个分析，反映出本书作者对曹禺戏剧人物一贯的深刻理解与细腻体会的特点。
以上是《曹禺剧作论》初版问世时，我发表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上的书评《读〈曹禺剧作论〉》。田先生这部曹禺剧作研究专著出版后在现代文学界、戏剧界产生重大影响，是新时期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曹禺百年诞辰之际，《曹禺剧作论》以新版重新面世，是最有价值的纪念。田先生以学术大家的大度宽厚、虚怀若谷要将我这篇短文作为新版序言。其实近三十年前的旧作稚嫩处是可想而知的，只是作为我与田先生因曹禺戏剧而交流的见证，我让它留存了当初的原貌。
从最初读到田本相先生绚烂激荡风格的《〈雷雨〉论》，我因曹禺研究而得以相识、交往田先生，至今已三十年了。
记得田本相先生研究曹禺戏剧的第一篇论文《〈雷雨〉论》发表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创刊的《戏剧艺术论丛》第1辑。那时文化界万物初苏，一般的学术文章还比较拘谨，田先生的《〈雷雨〉论》以深刻的论述与绚烂的文采在现代文学、戏剧研究界脱颖而出，引人注目。他把这篇论文寄给陈瘦竹先生。我正在陈先生手下攻读研究生学位，陈先生把我找去，先生对这篇文章赞赏有加，同时应对方的要求，本着他一贯的治学严谨的态度提出了一点自己的看法，这种当年两个并不相识的学者间认真讨论某一问题的学风与风范，今天学术界已不复存在。陈先生患严重眼疾，他嘱我以我的名义给田先生复信并以不能亲笔复函致歉。1984年9月我自哈尔滨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南归顺道北京，专诚到定福庄北广校园拜访田先生。田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与我诚恳地谈起戏剧研究与建立学会的事。是年隆冬，田先生邀请我与董健先生到他初调任的中央戏剧学院商议话剧研究会成立的事。1985年10月我与陈先生一起赴南开大学出席田先生策划的“曹禺戏剧活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旋后又赴京在中央戏剧学院召开的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田先生在曹禺戏剧研究方面的杰出成果、学者风范与不凡的组织能力，使他成为中国话剧研究界当然的领军人物。新时期三十年，中国话剧研究的进展、它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在田先生的精心策划与指挥下有序展开。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学术研讨会与历届华文戏剧节的成功举办，都显示出田先生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策划、指挥与组织、协调能力。我与田先生从素未谋面、文字之交到相识、交往，三十年中也领略了不少他的感人风采。无论是学问人品、人际交往，他都是这三十年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极少数几位前辈学者之一。
田先生在《曹禺剧作论》中论述曹禺是一位“内心滚沸着巨大热情的作家”，剧作家紧张的思考与探索，和他的紧张热烈激荡的戏剧风格。我看到的是，田本相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内心滚沸着巨大热情的”戏剧理论家，他对戏剧研究、戏剧事业永远保持的一股热情三十年来持续激荡，从《曹禺剧作论》到《曹禺传》再到《苦闷的灵魂》，他始终在紧张地思考与探索，一部较之一部地把曹禺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曹禺传》与《苦闷的灵魂》以大量深入的访谈、第一手资料与精辟剖析、灵妙文笔，让世人看到了戏剧大师杰出的天才与深刻的痛苦之间的复杂与深邃。这使得《曹禺传》在新时期众多的现代作家评传中脱颖而出，成为作家评传的典范之作。从《曹禺剧作论》到《曹禺传》，它启示后学者的是一个拥有巨大热情与理论激情的学者不断思考与探索的生命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