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至1926年周瘦鹃的时政短评前后长达六七年，也可说是一个文化现象，然而他毕竟不是政治专业的，要从中找出有关国是的具体主张或建言，恐怕令人失望。既依属于文学副刊，周氏延续了“游戏文章”的批评风格，其性质或如当今美国“戴维牙擦骚”（LateShowwithDavidLetterman），就每日发生的公共事件略加评点，片言只语，令人忍俊不禁，同公众分享某种感受和情绪，其中却隐含着“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周氏以“言情”小说家见称于世，其时事短评富于感情，如晴雨表所示不外乎悲观和愤慨。作为一个“报人”，有一点突出的是他从来不阿谀权要，粉饰太平。相反的一贯正视现实，实际上在散布悲观情绪。特别在新年或国庆的日子，尽管《自由谈》总有“特刊”庆祝一番，也总会出现周的不祥之音。如1920年10月10日发表《国庆谈屑》一文，把“双十节”比作两个十字架：“一在教堂之顶，可作神圣之标帜，一在坟墓之上，可为牺牲之表示。”所谓“牺牲”即提醒那些为民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的鲜血，其意义还算是正面的。次日又在《自由谈之自由谈》中自述他在国庆节，友朋皆兴高采烈，而他却郁悒不欢，遂自问道：“殆他人之视国庆为可庆，而吾以为不可庆耶？……是诚不可解矣。”《申报》，1920年10月11日，第14版。他这种感受，用现在的说法，乃属“另类”的。再来看1926年阴历新年的一则，就变成诅咒了：
阴历新年岁首，凡事总要图个吉利。最忌的便是死人，不道湖北先就大不吉利，死了一个头儿脑儿的萧耀南。试想乙丑年的一年间，军阀伟人已死了不少。倘做起统计表来，已占了长长一大篇。不道丙寅年开始，阎罗王还是其势淘淘，不肯罢休。先把老萧开刀。大约这一年是虎年，吃人更要吃得多了。要是专吃大人物，消弭种种祸国殃民的隐患，这倒也是我们小百姓的一线生机啊。《申报》，1926年2月19日，第11版。
如此诅咒，周氏还嫌不过瘾，二日之后在“三言两语”中自称为“当代预言家，民国诸葛亮”，因为萧耀南死后，没几天又死了萧的治丧处处长曹某，正应了他说的“阎罗王不肯罢休，还要多死些人”的预言。《申报》，1926年2月21日，第17版。
不光如此，即使遇到年中别的传统节日，《自由谈》一般也出“特刊”，而周氏也往往借题发挥，一泄心头之牢骚，较突出的是1923年端午节“三言两语”：
端午节的五毒，是人人知道的。然而我们不怕，还有法儿扑灭他们。如今中国当局的大人物，却欲都变做五毒了，虎啊、蛇啊、蝎啊、蜈蚣啊，横行国内，不知道什么法律，也不知道什么人道。全国的国民啊，大家快设法自卫，不然那五毒要来咬死我们了。《申报》，1923年6月18日，第8版。
要“大家快设法自卫”其实是不可能的，愤极之余，只能祈求上天：
今日吾国民已无一事可为矣。无论何事，虽尽力以求之，往往不能如愿。惟有一事可为者：则各掬至诚，祷吁于天，乞下降鞠凶，以尽铢一般误国误民之武人官僚与伟大人物，舍此不为，则束手待毙而已。《申报》，1920年12月8日，第14版。
这一则写得较早，所谓“伟大人物”在《自由谈》中常指陈其美、孙中山等人，对他的“二次革命”有违民国法理颇有微词。周氏的讽刺大多夹杂着沉痛和无奈，却也不乏幽默之作，如1925年5月18日“三言两语”：
上海新到一位德国兽医，据说善医狗的心虫病。我说，害心虫病的不但是狗，便是吾国的政客官僚和大军阀，也都有这种病啊。你看他们那么善钻营，因为心中有钻纸的蠹虫。善剥削，因为心中有柱木的蛀虫。贪得无厌，因为心中有贪食的蛔虫。无恶不作，因为心中有吸血的毒虫。端为了这心虫病作怪，才使各省常作秋虫之斗，才使全中国可怜虫的小百姓常受虫沙之劫。
此短文读来宛如一篇小品佳作，然笔力遒劲，入木三分。这类妙语还很多，其讽刺矛头指向军政之大小头目。这里再举些例子，说明其批评的广度和力度。如1923年2月26日“三言两语”说黎元洪听了两出戏，便出赏金七百块：“只见中国虽然穷得搭搭滴，做总统的到底还阔气。”最后周氏说：“我瞧大总统也不必再托张大总理组织大政党了，还是组织一个大捧角党，号召全国捧角同志，大捧坤角，多上几个‘艳’字排行的亲王封号罢。”另一则1924年8月6日根据报道说，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花费巨款请英国人发明一种“死光”的武器，周氏说：“我瞧奉张还是省下这笔钱来给三省苦百姓做些好事情罢。”1923年1月18日“三言两语”说曹锟“害了心跳病”，因为一心想做总统，“不走正路，良心上受责备”，所以“心跳”。又同年12月21日对吴佩孚的挖苦堪称一绝：
如今吴大头也像煞有介事的说起殉国家殉法律殉国会死而无憾的话来了，不知怎样总觉得有些不配。我看大头要是真有这样烈性，就请他殉一下子，让全国的国民来给他立铜像开追悼会罢。
凡当权在位的，不管大小几乎无一幸免。这些文字皆根据来自北京的新闻报道，抓住一点加以嘲笑丑化。1923年3月19日“三言两语”根据“北京专电”有关国务总理张绍曾“精神错乱，时怒时笑”的话，说照这样下去，恐怕张氏“不久要发疯，国务院也大可改做疯人院了”。不光是国务院，周氏把国会议院比作“杂耍场”，把“政界”比做“厕所”，说北京政坛“臭不可当，人人都要掩鼻而过”。而那些“大小政客”都“活像粪缸中粪蛆”。《申报》，1922年9月25日，第18版。至于那些国会议员，被骂得更惨。本来由于曹锟贿选的丑闻，议员被称作“猪仔”，周氏意犹未尽，1924年1月7日“三言两语”说那些“猪”变成了“一群疯狗”，又变成“偷油吃”的“鼠”。《申报》，1924年1月7日，第8版。又把他们比作“妓女”。
我听说上海卖淫的妓女，有长三、么二、雉妓三等之分。不过，我们所谓神圣的国会议员，有人收买，也把他们分做了三等：六千、四千、三千，不是个小数目。料他们得了这笔钱，少不得要打情骂俏，曲意献媚了。唉，国会议员啊，你们可要去拿这笔钱么，可还这要挂着神圣的招牌么？《申报》，1923年3月20日，第1版。
三、自觉开拓“言论自由”空间
这里不殚冗赘地引述周的文字，并非徒发思古之幽情，而想进一步说明《自由谈》与《申报》的关系。尽管民国开国之初即废除《大清报律》并允诺“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然而在袁世凯当国期间，颁布了《报纸条例》等一系列法令，肆意蹂躏新闻自由，据统计在1921至1916年间，全国报纸有71家被封，新闻记者24人被杀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页431。，即使像王钝根所主编的《自由杂志》也遭夭折。其后在北洋政府期间，对报人也不断迫害，如邵飘萍、林白水的被杀即为其例。周瘦鹃在“三言两语”上的言论显然会得罪北洋军政当局，因此也不会没有顾忌。在1920年4月他开始主笔《自由谈之自由谈》时说：
不自由毋宁死，此法兰西谚语也，世人多知之矣。不自由而能死，即于死中觅自由，固是佳事，然欲死而不可得，则仍属不自由。长日蹐天局地，触处皆樊笼也。人当此境，又将奈何？《申报》，1920年4月7日，第14版。
正是在这样的“自由”和“不自由”相冲突的感受之中，周氏对于时局的揭露，对于那些“大人物”的冷嘲热讽，可说是自觉地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擦边球，为“言论自由”开拓空间。并不奇怪，1922年9月7日《自由谈》发表岚光的《自由丛话》：
民国既建自由之说，洋洋盈耳，而本报增刊《自由谈》，于兹亦十余年矣。庄谐并录，谈言微中，既资怡情，复寓勤戒。孔子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不其然哉！西哲有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者为人群进化之根本。周子瘦鹃主《自由谈》笔政，以新颖之自由思想，发隽妙之自由言论，岂非人群进化之根本乎？
作者接着引述了十数条“西哲”如卢梭、洛克等人崇扬“自由”的“名言”。文中既称扬周氏，发表此文固属自我标榜，却是一种倡言“自由”的自觉性表态，且提到“于兹亦十余年”，也在于显彰“自由谈”自身的传统。当然这绝不仅仅取决于周氏个人的态度，也必然与《申报》的办报取向连在一起。有趣的是1924年9月12日《晶报》上有一篇署名“自由人”写的《一半自由的周瘦鹃》的短文，说江浙军阀开战之后，各报记者都纷纷忙碌，而“《申报》改章”，把每日刊出的《自由谈》改为隔日一刊，由此周瘦鹃每月只需工作半月，变得舒服起来。三日之后《晶报》又刊登续篇，由“不自由人”写的《一半不自由的周瘦鹃》一文，说周“拿文字卖钱”，平日晚上为《自由谈》写稿的时候，其实是不自由的，文章最后一段：
自由人上期在本报上说他一半自由，是把他谈自由的时候，错认作自由了。我现在很替周先生惋惜：他还有一半不自由呢。如果东家并不减薪，他虽天天不谈自由，倒也无啥。周先生是包工，不是计工，他这一月里的半月自由，总算得着军阀的便宜了。
余大雄主办的《晶报》，在上海的小报中最有影响，常借暴露社会名流的隐私以取悦读者，却具有舆论的杀伤力。这两篇短文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做文章，与“自由谈”的性质不无关系，其实是针对《申报》的。有两点可注意：一是挑明周受报馆雇用，谈或不谈“自由”不由他一己做主。二是暗示《申报》的“改章”与“江浙战事”有关，的确对《申报》来说，江浙军阀即在近旁，是否对《申报》有所干涉尚不得知，可推测的是，如果让周氏照常开骂，则可能惹事。因此所谓“得着军阀的便宜”，毋宁是讽刺《申报》的话。
有的学者认为《申报》一向是“重新闻，轻言论”，“对政治问题采取只报道，不评论，不置可否，或者多报道，少评论，少置可否，说一些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或者泛泛而谈，不着边际，读者看后不知所云”。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页551。这大约是对《申报》的总体印象，然而在评价上有欠粗略。周瘦鹃“自由谈”上对于“政治问题”的“评论”不可谓不尖锐，不可能和《申报》的办报方针没有关系，正如从“自由谈之自由谈”到“三言两语”这一栏目标题的改换及版面位置的变动，似乎与政治波动之间暗藏玄机。
事实上我将进一步举例说明的，透过这一小窗口却体现了《申报》在这一时期正发扬蹈厉地实践“独立之精神”。1922年正值《申报》五十周年诞辰，报馆主人史量才（1880—1934）编纂大型纪念册《最近之五十年，1872—1922》，邀请当世名流胡适（1891—1962）、章太炎（1868—1936）、梁启超（1873—1929）、蔡元培（1868—1940）、李大钊（1889—1927）等数十人撰文，分三大主题，即回顾五十年来世界风潮及中国改革，第三部分回顾《申报》之业绩及其展望，则大都由报馆同人执笔。葛豫夫在《祝本报五十年纪念，系之以论》一文中申述报纸遵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宗旨，应当担任两大“天职”——“监督政府”与“指导国民”。所谓“监督政府”，即报纸应成为“摧陷专制之利器，防卫国民之甲胄”。如果“政府有失事，报馆指斥之”，而在褒贬之际，务必“目光远大，态度公平”，决不可沦为“一党一系之机械”。所谓“指导国民”，即报纸作为“现代之史记”，也应当“鉴既往，示来者”，给国人指示方向，如果“报纸主义不明，文字隐晦，为模棱两可之言，无特立独见之识，则举国怅怅，无所适从”。葛豫夫：《祝本报五十年纪念，系之以论》，见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2；上海书店影印本，1987），第三编，页40—43。
此纪念册也反映了当时的《申报》雄心勃勃，士气高昂，与世界新闻界频频接轨，交流新闻理念，汲取理论资源。如英国《泰晤士报》主人北岩爵士（LordNorthcliff）、曾任美国新闻出版会长的格拉士（FrankP.Glass）、美国新闻家联合通讯社社长诺彝斯（FrankP.Noyes）等于1921、1922年间先后访问申报馆，发表演讲，与报馆同人交流。对于格拉士所申述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史量才积极响应：“敝馆宗旨，似也隐相符合”，并引述孟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语，表示“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未偶迁”。谢介子：《世界报界人来华者之言论业辑及予之感想》，《最近之五十年》，第三编，页50。其中北岩爵士显得幽默多智，使周瘦鹃及“通俗”作家更感兴趣。见周瘦鹃：《北岩爵士》，《紫兰花片》，第2集（1922年7月5日）；刘威图：《北岩爵士的谈话》，《礼拜六》，第140期（1921年12月17日）。
《最近之五十年》中也有周瘦鹃的文章，放在最后一篇，他戏称为纪念册补记“余白”，就像《自由谈》一样，都“好像游戏场中的杂耍一般”周瘦鹃：《西洋新闻纸杂谈》，《最近之五十年》，第三编，页60。。《自由谈》确属文学余兴，却暗寓“游戏文章”的批评传统。如上文提到的，正是1922年7月“一片胡言”专栏启动之时，周氏由是大放厥词。同年9月岚光的《自由丛话》刊登，揭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义，实际上与《申报》的进取步调相一致，努力实践“独立之精神”的宗旨。周氏对时局的评论反复出现“共管”、“军阀”、“国债”等主题，也合符史量才对时局的批评：“民国以来，外债骤增，内乱不已。国际殖民将一变而为国际共管；军阀割据将一变而为土匪割据。”史量才：《自序》，《最近之五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除了周氏“三言两语”之外，另有由陈冷主笔的“时评”专栏。陈冷即陈景韩，与包天笑一样，乃资深民初“报人”，在周瘦鹃之前任《自由谈》主编，属《申报》主将之一，他的“时评”栏每日出现在第二、三版，常置于政府“命令”专栏之前，每篇仅两三百字，具某种社论性质。如1922年7月11日《做到与后来》一文曰：
试观今日裁兵废督问题与各省之更易省长问题，当时所谓做到者，今日何如？今日所谓做到者，不知他日又何如？盖做到者而仅为空言，或为形式，后来之一无效力，可断言也。
其时黎元洪就职大总统不久，陈冷对他的“裁兵废督”的允诺表示极度不信任。在此文发表一个月后，周瘦鹃在“随便说说”专栏中针对吴佩孚的“洗涤北京腐败的积习”的主张表示了同样的极度不信任：
……吴佩孚这些话，倘能做得到，自是国家之福。然而说虽这样说，做是做不到的。可是北京的腐败，还是往前清积到如今，什么臭鱼烂肉坏蛋，都满坑满谷的积在那里。……我看还是像上海救火会中把皮带灌水冲地板一般，向外洋定造几副再大没有的皮带龙头，把一头浸在东海里，一头由我们国民捉住了，立在昆仑山、峨眉山和五岳的顶上，齐向着北京冲去。但是把东海中的水一起用干了，怕也不能洗涤北京腐败于万—呢。《申报》，1922年8月12日，第18版。
在主题和观点上“三言两语”常跟进“时评”，然而两者风格不一，陈氏言简意赅，富于理性，周氏滑稽夸张，具文学意味，正所谓一庄一谐，殊途同归，同样发挥了批评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