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至此，执行军令的军法处长已来到门外催促他上路。瞿秋白淡然一笑，掷笔，整衣，昂然地走出门外。
瞿秋白的神态不像去受死，仿佛是去赴一个壮阔、宁静的人生之宴。他踩出音乐的节点向前而行。口中轮流地用俄语与华语，轻畅而又坚定地唱着《国际歌》：“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金色的阳光洒满瞿秋白行进的路上。
瞿秋白走进了花草柔韧的中山公园。宋希濂为他准备了一桌送行的酒肴。瞿秋白背手挺胸、满面笑容地在公园的亭子前拍照，再背北朝南地端正而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数杯酒落肚，复摇头晃脑地哦然咏之：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
随后即在宪兵队士兵的刀枪环护之下，漫步走向了刑场。他点燃了最后一支香烟，顾盼自如。瞿秋白在走到罗汉岭下一块花红叶绿的草坪之时，即盘膝坐下了，他对刽子手微微地一点头，讲：“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骤然响起了一阵尖锐的排枪声响，时年三十六岁的瞿秋白扑地毙命。这一天是1935年的6月18日。
后来，据说，在瞿秋白尸身扑地的树丛间，有一只云雀倏地从草丛中飞起，声音嘹亮地直冲云霄，一直飞进了云海苍茫的深处！
而此时，上海的杨之华，还在为了解救瞿秋白而四方呼救。
其实，从瞿秋白离开上海，杨之华即断绝了与苏区以及爱人的一切音讯。
在杨之华与瞿秋白的十年婚姻间，他们也曾经历过大的危险，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这对恩爱夫妇曾经生离过六次。而令杨之华难以接受的是，此番清冷时节车站月台的一别，竟谶成了夫妻间人鬼殊途的永诀！
留守在大上海的杨之华，无时无刻不是心急火燎地牵挂着身处危境的瞿秋白。她从1934年的正月，一直等到1935年初春的红梅花开之时，才从报刊上读得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她夜夜不能安寝，食也不解其甘，四处吁请那些正义的人士出面营救瞿秋白。她联络过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一大批同情革命的知名人士，通过报刊等各种渠道吁请拯救瞿秋白。而当她的呼救尚未取得切实效果之时，“秋白被枪决于福建长汀”的消息便已赫然现于报刊的题头。得知这一消息，悲痛欲绝的杨之华当时就晕厥了过去。
后来，杨之华虽然悲伤孤苦，但她提醒自己，绝对不可以就此消沉下去，她要更加努力地投身于革命，才对得起已去了碧落黄泉路上的秋白先生。
瞿秋白、杨之华婚后照当时，杨之华的母亲眼看了女儿的这种哀毁销骨的生活状态，忧怕之华会由此陷没于无尽的哀痛中不能自拔，特意从乡间赶到上海，劝说之华从此脱离革命，回乡下去过一种山明水静的悠长日子。杨之华用手抹平了鬓角凌乱的头发，平静地跟母亲讲：她的今生既然已经选择了革命的路，就没有理由半路上退下来了。她今后也有可能步秋白的后尘。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要母亲不要太伤心。
以后的之华，再也没有走进婚姻。
瞿秋白殉难后，中共高层对于瞿秋白，有过三次正面的评价。
一次是在1945年4月。中央的六届七中全会在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瞿秋白是当年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另一次，是1950年12月。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的出版作序，讲：“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但这篇短序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当时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对于瞿秋白革命的一生，再次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后来，是乾坤移位的十年“文革”。戚本禹撰文评价《李秀成自述》讲：“李秀成尽管被捕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于是，有人联想到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瞿秋白受到牵累，被污蔑为“叛徒”，他的墓地也遭蹂躏。
“文革”结束后，中央对瞿秋白的问题重新予以了定位，1980年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恢复名誉，并拨款在八宝山重新修墓立碑。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日光、微风，夏季河水的颜色仿佛一件绿的衣裳。
有一段时间，回到故乡休假的我，就喜欢坐在赣江边一棵临水的枝叶葳蕤的大榕树下，读瞿秋白的那篇著名的《多余的话》。
河水拍打着斑驳石岸的缝隙，发出喁喁的声响。我虔诚地捧着《多余的话》，用一份澄明的心境与瞿秋白睿智的亡灵对话。
瞿秋白在他的那一篇沉浸了岁月沧桑的遗著中，曾经以受难的基督般的口吻，声音嘶哑地讲：在许多年里，他只能是戴着面具，勉为其难地进行表演的，而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他称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候，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米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
其实，真实的世象是，像瞿秋白如许唯美、忧伤的知识分子，在后来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间，他是真的不能胜任于一种纵横捭阖、长袖善舞的政治谋略家的角色的。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历史上一些才子投身于政治，多数情况下的结局，大抵上都是这样的一种薄命。
但是，话要说回来，在那样纷繁的一个大时段，是秋白先生这样有抱负的读书人，即便是最初远离了纷扰的政治，而如愿以偿地做上了尘埃中的国文教员，在烽火的时局中，啜几杯淡酒，吟几句破诗，可是那样的苟全性命于乱世，秋白先生就会真正的安心吗？
如此说来，在大变动的时局之下，一代知识分子的破灭，都有其固有的宿命。只是身在其中的秋白先生不能自觉罢了。
其实，作为一个死意已决的革命理想的红色殉道者，瞿秋白本来是可以像他的其他先走的同仁一样，什么东西都不用去写；或者只是像从前的烈士那般，隐忍了一些想法，只写我们现在在《林觉民与妻诀别书》、《正气歌》等文中可以读到的、一些春秋大义的话。如此，瞿秋白应该就是一位完人，至少也应该是一位高尚而又纯粹的烈士了。可是，瞿秋白要告别这个纷扰尘世的那一刻，仍然困惑于一个尘世的人要克服“异己”思想的心理历程之艰难。他要做一个大写的人，这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私地、急切地把自己的心理历程坦荡于世人。
透过秋白先生的被枪弹洞穿了的肌体，以及在太阳底下凝固了的鲜血，秋白先生微笑着平静地对我们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的生前，应该是温暖地回忆起了从前与郭沫若一起时，两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的豪兴。他给郭沫若写信：
倘若是在风和日丽的和平时代，我想，秋白先生的选择大抵上不脱三样东西：中国豆腐的嫩白，中国文学的轻盈，以及他的中国女子杨之华的春水涟漪。
我想起秋白先生当年写给爱人的一首七绝《梦回》：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
一朵高贵的生命之花已陨落数十年的春秋了。
可是，直到今天我依然可以听得见秋白先生不朽的灵魂，叹息着飘然于永恒的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