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
一元月二十二日，阴历腊八。早上六点刚过，小舅舅便起来跟小舅妈说今天村里澡堂子换新水，要去洗洗澡。小舅妈说，去就去呗！小舅妈一边说一边为他收拾好了替换的内衣。小舅舅伸出两只手接了说，把我的新衣服拿来。小舅妈把洗好的一套外套递给他。他摇摇头说我要换刚买的那一套。小舅妈看看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今天怎么了？洗个澡还这么讲究！小舅舅没搭理她，只是拿眼瞪着她。小舅妈把那套衣服找出来递给小舅舅。小舅舅拿着衣服就走。小舅妈在后面开玩笑说，看穿上新衣服还烧不死你哩！
她的后半生，都会为这句话后悔。从小舅舅家出来是一条长长的胡同，出了胡同往左穿过一条马路，再走不远就是这个村子唯一的一个澡堂。小舅舅目不斜视，两脚生风，直奔澡堂而去，到马路上也没有左顾右盼。这时，一辆公交车疾驶而来，前保险杠把他拦腰托起。车上睡眼惺忪的乘客被撞醒的时候，看见我的小舅舅像一辆冲出跑道的赛车，朝马路边撞去。
这是今年我第四次跟母亲在葬礼上相遇了，平时我很少回去看她，电话也很少打。一来我实在忙得分不清眉眼，二来她也不会跟人聊天，接到电话劈头就一句话，没事吧？你告诉她没事，她说，没事打什么电话啊？
今年母亲流年不利，摊上不少大事，算上我小舅，她接连失去了四位亲人。年初，她早上起来伺候父亲吃过早餐，打算出去买菜。她和我父亲都是建国前的老革命，离休后住在市里为老干部建的干休所里。几年前父亲患了肺癌，手术后保住了一条命，但基本上很少下床，吃喝拉撒全靠母亲伺候他。临出门的时候，父亲喊住她，让她买点干芝麻叶，说他想吃手擀面。母亲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觉得心里发毛--母亲后来跟我们说，我爷爷一直到死都喜欢这一口--等她买菜回来，父亲的一只胳膊耷拉在床沿，人已经去了。
父亲去世，母亲从头到尾一滴眼泪都没掉，还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丧事，好像那是她的一份本职工作。也许在她眼里，父亲是丈夫，更是战友。只是把父亲的骨灰拉回老家埋葬之后，她站在坟前，久久地不愿离去。眼看着天快黑了，我们还是劝不走她。我们跟她说，你们俩都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么多战友连新中国都没看到，与他们相比你们多幸运啊！而且父亲做手术的时候医生说，即使手术成功，他也只能活三年左右。想不到父亲又活了五年出头，我们应该知足了。他的走，对他对你都是一个解脱。
解脱。我们就是这样劝母亲的。“他总该给我说点什么吧？”暮色中，母亲就那么站着，话语听起来更像是抱怨，“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处理了父亲的后事，母亲把我姥姥姥爷接到身边，想好好陪侍他们一段时间。这些年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寸步不离，很少照顾到自己的父母。那时我姥姥虚岁已经一百了，我姥爷小她一岁，但是按农村的算法，虚两岁，俩人加起来刚好二百岁。不过，在我母亲的概念里，父母离死亡应该还有很远的距离。姥姥九十四五岁时，还能骑着三轮车载着村子里一群孩子去邻村赶集。九十七岁那一年，院子里的一棵樱桃树红彤彤地结了一树果子，孩子们没一个人回来吃。她看着怪心疼的，就搬了个梯子自己踩着上去摘果子，因此住了一回医院--天气太热，她趴在树上盯着果子看了大半天，眼睛看伤了，眼底出血。医生为她做了全面检查，开导她说，就您老这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心脏，今后要是梨啊桃啊什么的，只管搬梯子上去；要是樱桃就算了，太费眼神。
两个老人跟着母亲住了半个月，吵吵着要回农村去。他们在城里住不惯，空气太脏，声音太吵，水太咸，人太懒。早上五点不到，老两口就悄无声息地起床，坐在卧室里大眼瞪小眼，既没什么活干，也没什么话说--城里没地儿喂猪喂鸡，就是认识邻居家的几个老人，人家一张嘴不是旅游，就是养生。想跟人聊聊收成，那话头怎么都对不上茬口。电视节目他们看不懂，逢到有人来串门，俩人赶紧往屋里躲，生怕哪一句话说得深浅不对劲，招人笑话，任我母亲怎么喊也喊不出来。
那一天母亲单位的几个人来看她，带了一筐子鲜活的毛鸡蛋。母亲觉得怪稀罕的，煮了给他们吃。姥爷多吃了两个，晚上觉得肚子不舒服。母亲要带他去医院，他死活不肯。夜里起来拉了几次，母亲看看也没什么异常，就没太在意，让他吃了几片消炎药睡了。哪知道母亲刚迷迷糊糊睡着，姥姥就起来喊她，说我姥爷不行了。母亲赶紧爬起来打电话找医生。姥爷赶在医生之前，先咽了气。
这次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姥爷。姥姥劝她说，该死了，再不死就说不过去了，看着自己孙子的小孩们满地跑，脸上怎么都挂不住。姥爷死了之后，姥姥再也打不起精神活下去，一心一意想死。在她面前，母亲装得没事人一样，背地里偷偷地哭。后来她打电话让我们轮流回去陪她。我们各自都有一摊子事情，天天忙得脚不沾地，谁能抽出那么多工夫陪她？我们跟母亲说找个保姆，钱由我们来出，轮流回去终不是长久之计。母亲气得拿着话筒半天一句话都不说，看起来她是真动气了。
没办法，我们兄妹几个只好隔三差五地回去一趟。我前后回去了两次，第一折转回去了。第二次回去勉强住了两天，那时候，姥姥看着已经明显不行了，每天除了喝点稀汤，什么都不吃，往哪个地方一坐就是半天，动都不动一下。
吃过晚饭，我们常常坐在客厅看电视。姥姥坐在小凳子上打瞌睡，她和姥爷从来不坐沙发，说硌得慌。老天在上，硌得慌！农村老人说话，听着总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母亲一边干针线活，一边朝电视上胡乱瞅着，还得时不时地盯着姥姥。姥姥吃得少，排泄得多，一会拉，一会尿，稍微慢一点就会拉在裤裆里，满屋子充斥着屎尿的酸腐气味。开始我还帮她擦，帮她洗。她浑身都软塌下去了，简直像一个包裹，脱一次衣服像脱层皮一样难。后来我实在招架不住，就跑去买了一堆尿不湿给她垫上。
我相信，姥姥那时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也许她的灵魂已经踏进了那扇朝她洞开的大门，晃动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个掏尽了心力的空壳。她踏在生死两界边缘，悲哀地看着我们。她活了一百年，圈进她生命里的很多东西，都被一件一件地取走了，为此她肯定想说点什么。有一次我为她脱衣服，她像枯柴一样的双手突然把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搂在怀里，浑浊的眼睛几乎贴在我的脸上，直愣愣地瞪着我，嘴张了几下，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姥姥一直到死，什么都没再说。
二
小舅舅一直怕我父母，在他们面前一说话就脸红。父亲死时他来吊唁，也是远远地站在旁边看着，不敢直视父亲的脸，好像我父亲还会站起来训斥他似的。其实在我的印象里，父母从来没有吵过他，只不过不跟他说那么多。我还记得有一个夏末的晚上，那时我读大三，回来休暑假。吃完饭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母亲一边捶着打仗时留下的伤腿，一边对我说：“你爸啊，哪里都好，就有一件事让我心里不舒服，他太对不住你小舅舅了！”当时我很吃惊，因为似的。在我们家，任何话题都是有边界的，孩子们如果越过边界，肯定要挨训。不过我看母亲情绪还好，便顺口问道：“爸怎么对不住小舅舅了？我看对他挺好的。”“你懂什么！”母亲愤愤地停住了捶腿的动作，“你爸抬抬手，你小舅舅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果小舅舅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象不出来。他懦弱，孤僻，有时候还非常执拗。难道他的这种性格是父亲造成、而一直让母亲心里有所歉疚吗？但是，这些话能从我母亲嘴里说出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她跟我父亲都是彻彻底底的革命者，不管处理什么问题，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从来没见他们有过什么分歧。
那时候父亲还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们不可能去找他求证。他正统革命者的本色，在他和孩子们中间立了一道永久的屏障，他从来不屑于跟孩子们讨论这些家庭琐事。从很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排除掉了这些低级趣味，恨不得在我们家建立一个党支部。他和母亲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再热的天也没人穿裤头背心，互相之间称呼一律连名带姓，不准喊小名。我们不会骂人，不会撒娇。我记不起十来岁时受了什么刺激，突然想跟母亲撒一回娇，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外星人，急慌慌把我推远点去。因为用力，差点把我搡坐到地上，头也没回地做活计去了。这些东西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来的性格和生活，我的孩子也从来不跟我撒娇，我根深蒂固受不了那种腻歪。
所以母亲跟我说这些，她说就说了，我听也听了，她说到哪里我听到哪里，我不会再去打问，否则便是自讨没趣。后来我当了专业作家，二哥跟我谈起小舅舅，说他过去的事儿可以写成一本小说。我前后听了听，觉得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也就没怎么当回事。从他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还能揣着一大把幸福呢？即使没有遇到他那样的不幸，也会有其他不幸，都好不到哪里去。
那时候小舅舅在北京当兵，新兵训练的时候，又瘦又小的舅舅成绩总是排在最后一名，因此挨老兵的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可他总是笑嘻嘻的，一遍不天向上、性格开朗讨人喜爱的人。连长觉得他是个好苗子，便把他留下来当勤务兵。他跟了连长两年，后来连长提拔为副营长，就让他在部队食堂当协理员。部队驻扎在北京万寿路附近，他每天开着车去万寿路粮店购买粮食油料，慢慢就跟粮店的人都混熟了。有一年春节他去粮店，正赶上粮店的职工办福利，每人发一袋大米、一壶油。粮店主任让他帮帮忙，把几个住得较远的职工的东西送回去。他满口答应了，谁知道其中的一个姑娘住得离粮店太远了，在慈云寺那边，京棉三厂的家属院，等于是从西往东要横穿整个北京城区。但是既然答应了，又不好意思不去。到了京棉三厂家属院那个姑娘的家，他吓了一跳。虽然在北京生活两三年了，可是真正的居民区他还没进去过。那个姑娘的家，与其说是房子，还不如说是一个窝棚，靠着前面仓库的墙壁用碎砖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油毡和塑料布搭起来的。他和一个战士把东西卸下来，准备往窝棚里抬。姑娘红着脸说：“别进去了，放地下我来吧。”他看出了姑娘的窘态，放下东西就走了。后来再见到那个姑娘，他总是觉得心里怪怪的。姑娘也是，看见他进来，就躲到旁边去了。她不像个北京人，细瘦，苍白，胆怯。有一次在粮店他装完东西正准备上车走，那个姑娘拿着一个纸包跑出来喊住他说：“你的东西丢了。”
他看了一下那个纸包，说：“不是我的。”姑娘的脸红到脖子了，着急地说：“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是谁的？”说完，扔给他就跑回去了。回去打开来看，是一封信和一张星期天西单电影院的票。他们恋爱后他才知道，姑娘是上海人。她的父亲是纺织专家，北京京棉三厂从上海把他作为技术骨干引进过来。她父亲过来不多久，就被上海方面盖着红印的一封信，贬到了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改造--他的历史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清楚，解放前他父亲曾经是一个小资本家，娶过两个老婆。父亲劳改，她母亲也跟着去了，就剩她一个人留在北京。
求一下她的意见。看了信后，母亲拿不定主意，把信交给了我父亲。小舅舅的信发出去不久，就接到了家里的加急电报：父病速归。他火速赶回家里，看见我姥爷气定神闲地坐在八仙桌边抽烟袋锅子。我母亲和大舅二舅也在，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他行了个军礼，喊了声：“爹！”姥爷一烟袋锅子砸过去，小舅舅的头顺着军帽往下滴血。姥爷又把烟袋锅子砸在八仙桌上，断成了两截。他拿着半截烟袋杆朝屋子里划拉了一圈，说：“你没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都是革命干部？哪有朝自己身上抹屎的？”小舅舅头都没抬，也没擦头上的血。姥爷朝这个穿着军装的儿子脸上扇了一个耳光：“黄泛区农场就在咱们家隔壁，那里面关的都是些劳改犯，难道你个畜生不知道？”
就因为这么点子事儿，小舅舅被从部队弄了回来，据说父亲和大舅费了不少周折。小舅舅没告诉我二哥他跟那个姑娘是怎么说分手的。我相信，虽然那是平常卑微得不足挂齿的爱情，可是由小舅舅一刀一刀地亲手切割，也必将是一个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伤痛过程。而且，那些伤痛，在那么简单粗糙的社会里，有谁会看得到呢？在那个时代的制度和困境面前，爱情往往会成为一宗罪，还会株连九族。
小舅舅在家里疯疯癫癫折腾了好几年才消停，后来也不再闹腾了，但是好像变了一个人，过去爱说爱笑非常随和，现在沉默寡言。有时候别人跟他说一件事情，他半天都没反应，所以周围的人对他越来越疏远。但是，这些都不是很重要，最为重要的是，全家人都为家里出了个这样的糊涂虫而懊丧，一家人的前程和幸福差一点毁在他手里。他捅这个娄子成为我母亲家族的一个笑料，一道伤疤。小舅舅刚从部队回来那两年，除了母亲逢年过节回去看看姥姥姥爷，我父亲和大舅二舅，一步都没有踩过他们的家门--由亲人带来的内伤，既让他们有口难言地沮丧，也让他们理直气壮地愤怒。
一直到小舅舅出车祸，都没能改变家人对他的看法。
三
说实话，小舅舅的死对我而言有多少实际意义呢？除了空担着一份亲戚的名分，我们之间可能还没有一个邻居的关系紧密。其实，亲情这些东西，怎么说呢，那是你总也拿不起，但也不愿意彻底放下的大而无当的东西。它几乎很少有实际用处，或者说，它只有无用之用。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失去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难过一下--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时候，比如死亡，才得以面对生活中的某些真相。
我们很少见面，从来都没写过信或者打过电话。他只能从我母亲嘴里听到有关我的只言片语，然后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贴成我的生活。我也只是零星地从母亲嘴里听到他，甚至都没有耐心听完过：他孩子怎么怎么懂事；他承包的土地结了个几斤重的土豆；他从村东头搬到了村西头，就在你三姥爷的小儿子的院子隔壁，母亲说。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根本挤不进我稠密得无立锥之地的生活里。
我还记得生活困难那些年，一到寒暑假父母就把我们送回姥姥家去，好节省一点口粮。政府分配给我们的粮食总是不够吃，虽然我们兄妹几个并没怎么饿过肚子，但也没有真正吃好过。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哥哥个子像抽条似的往上蹿，有时候母亲买的豆腐或者番茄还没来得及炒成菜，都能被他们俩偷着吃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