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特殊的部门是供销社。不知他们当中哪一位智者，发现日本进口的化肥袋可以洗净染色当布用，做成衣服软绵绵轻飘飘的。于是很多地方的袋装化肥改做散装卖，省下包装皮发给职工。一时供销社成为热门单位，四面八方的人都来套近乎，以踅摸到一两个化肥袋为荣。只是这种日本化肥袋不好染色，洗两水就掉色。社会上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晋县小干部，身穿哆嗦裤，前看日本产，后看是尿素。
我们家既没人当兵，又跟供销社不沾边，捞不到外快。但是大人孩子衣着有模有样，不失体面。为什么？全靠我爱人一双巧手，为全家拮据的生活“打补丁”。同样是那几丈布票，在她手里就得心应手，就经久耐用，充分表现了她聪明过人之处。应对变化，又全在手与心。首先是布料的选择，因用使材。被面单衣用浅色细布，柔软清爽。秋冬衣服用哔叽、咔叽，都是斜纹布，薄厚不同，必要时用双面咔叽，过春节还用条绒。尽管每尺多花一两角钱，算总账还是物美价廉。二是自己染色。当时外国经济封锁，国内织染技术落后，市场上只有蓝黑灰几种布料，颜色单调。为了孩子穿得鲜艳一些，自己买颜料，煮染出桃红、枣红、柳绿、湖蓝等颜色。再是自己剪裁。街上看到新式样，书上裁。这些都要把学过的几何代数用上。尤其女儿的衣裙，力争新颖美丽，先在白纸上画小样，反复修改，确定后再在报纸上放大样。从小到大，经她的巧手妈妈缝制的衣服，没有重样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我爱人打补丁的艺术。孩子好动，上树爬墙，膝盖、肘部、臀部容易磨破，选用适当的碎布，剪成虎头猫脸等图案，对称地补上去，好像是装饰品。衣服上剐了个小口子，缝好，再绣朵花，天衣无缝。使我的小女儿，在那个灰暗色彩为主调的时代，显得花枝招展，好像一个小模特儿。
至今，我箱子底下还保存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几件衣服，阖起眼来，那些大大小小的补丁，好像天上的星星。
黑牡丹
每年芒种过后，母亲都要选一只落窝鸡，十几枚鸡蛋。鸡蛋排在席篓里，母鸡静卧其上，用自己的体温孵育一批新的生命。经过三七二十一天，第一个鸡蛋破裂，露出一团绒毛来，刚出壳的小鸡，蛋壳一样大小，乍接触空气，冷得微微颤抖。母亲心疼地把它抱在怀里，以手轻轻擦干羽毛，放在掌心里欣赏。接着一个个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出世，小嘴尖尖，小眼黑黑，小腿火柴棍一样纤细，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像一团团绒球在地上滚动。慢慢地在母鸡保护下点头觅食，小绒球一天天滚大。
起初雏鸡难分公母，一个月后有的额头上先长肉芽，身后生尾羽，这就是小公鸡。小公鸡发育较快，个儿稍大，渐渐显出强悍，身上的羽毛越来越艳丽；小母鸡则是秃头秃尾，身材略小，本能地跟在小公鸡后面。带小鸡的母鸡变得粗野，不可侵犯，对来犯者扇翅伸喙，毫不客气。小公鸡较早走出卵翼，渐渐成熟，金花冠，一身锦绣，雄赳赳一副英雄气概。学打鸣时，嘶哑而买鸡人手持丈二长竿顶部一个圆网，在养鸡人指点下，紧追几步，像捞鱼一样兜住，回去就变成了闻名遐迩的“魏庄熏鸡”。留下的小母鸡照常生活下去，第二年春天开裆下蛋。母亲攒下鸡蛋换油盐酱醋，换我的学费，“鸡屁股是银行”。
话说到了一九五九年，母亲照例孵了一窝小鸡，可是这批小鸡生不逢时，正赶上人民公社大食堂，人尚无处觅食何况鸡乎。母亲每逢下工回来，捎一筐青草野菜，作为鸡的代食品，人和鸡都腹内空空，勉强活着。这年冬天，县革委派来一个姓黄的驻村干部，食堂里没油水，他开始打鸡的主意。不是时迁偷鸡，而是公开地索要，说养鸡是资本主义尾巴，吃了一只又一只，村里的鸡快被他吃光了。此人姓黄，社员们管他叫“黄鼬”，见了鸡飞狗跳。母亲也害怕“黄鼬”，把鸡们关在家里。一次一只小黑鸡从街门钻出去，被“黄鼬”盯上了，在后面紧追。黑鸡从街门挤进来，随后有人敲门，母亲隔着门缝看是“黄鼬”，镇静了一下，开门论理。刚刚下过小雪，雪地上一行鸡爪子印。“黄鼬”指着鸡爪子印说：“看！一步一个脚印，都是‘个’字，个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黄鼬”进村几个月，村里变得死一样寂静，公鸡不敢打鸣，母鸡不敢咯咯。
母亲的一窝子小母鸡被“黄鼬”“叼”走，只剩下那只黑母鸡，黑缎子一般的羽毛漂亮极了，母亲叫它黑牡丹。害怕最后一只鸡也被“黄鼬”“叼”去，母亲决定把黑牡丹送到邢台，北长街一个堂姐刚刚坐完月子，吃不饱，没有奶水，杀了鸡让她下奶。姐夫磨刀霍霍，伯母抱起黑牡丹一摸，蛋都顶在屁股门上了。鸡受惊吓早产，下了个软蛋，顺便叫堂姐吃了。伯母改变主意，刀下留鸡，让黑牡丹下蛋给孩子吃。黑牡丹大难不死，知恩图报，一天下一个蛋，救了小外甥的命。伯母说这黑牡丹就是孩子的奶妈，捉住孩子两只小手拜拜，认个“老姐”吧。我们那一带认干亲，干爹干妈称“老伯”、“老姐”。姐夫说这小子命大，生下来就地委书记的待遇。当时很多人营养不良，闹浮肿，高级干部每人每月补二斤肉二斤蛋，县级干部补二斤糖二斤豆。
姐夫是城市职工，堂姐是农村户口，生儿随母，一个人口粮三人吃，街道上不长草不长菜，拿什么喂鸡呢？原来姐夫在煤厂上班，天天推着独轮车往各家各户送煤，煤筐里总留下一点煤渣煤面，回家一敲，落在地上，黑牡丹就跑过去，不抬头地啄食，煤成为它的主食，吃进肚里化成蛋。大概煤里面有一定的养分，后来唐山地震，有位工人埋在井下十二天，救上来还活着，全凭在井下以煤充饥。黑牡丹吃煤下蛋，蛋壳的颜色慢慢加重，浅灰、深灰，最后完全变黑，黑得发亮，像晋城砟子。
一九六二年我大学毕业，申请下乡，王永淮县长把我安排在邢台县文化馆。文化馆正在北长街，对门就是堂姐家，经常去看这只神话般的母鸡。眼前的这只黑牡丹与普通鸡没什么不同，更没有居功自傲的样子。北墙根下的鸡窝，垒得很整齐，砖缝抹了白灰，有门有窗，精致得像座小庙。有时碰见黑牡丹卧在里面下蛋，脸憋得通红，眯缝着眼睛，身子微微一动，从窝里走出来，也不像别的母鸡，“个个大、个个大”地宣扬，低头觅食去了。小外甥已经三岁多了，经常与黑牡丹偎在一起，搂抱着亲昵。黑牡丹眼神慈祥，有时还用翅膀扇去小外甥身上的尘土，用喙啄去小外甥身上的饭疙痂，名副其实的“老姐”一样。
熬过三年困难，农民吃饱，城里人不挨饿了，黑牡丹也有饲料了，堂姐甚至拿出点定量里的大米犒劳它，弥补过去的亏待。吃煤少了，黑牡丹的蛋颜色越来越淡，由黑而深灰、浅灰。下了白蛋的第二天，黑牡丹再没有出窝，寿终正寝，无疾而终。小外甥五岁了，从幼儿园回来，哭得泪人一样，此后，两三年内不再吃鸡蛋。墙根下的鸡窝，天天有人打扫，真的像个小庙了。姐夫在里面写了一个牌位，黑牡丹，享年六岁零五个月，来家五年，产蛋一千七百九十九个。
土炕上的梦
现今的青少年，很难想象六七十年前，农村寒冷的滋味，更不会知道农民是如何熬过严冬的。没有天气预报，没有温度计，只能用身体感受外界冷的程度：冷，好冷，冷得受不了，冻死个人。漫长的冬季，村外的雪一冬不化，街上地皮冻出伤口般的裂缝，井台积冰越来越厚。农谚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冻破碌碡。碌碡是农民打场用的石磙。
地里没了农活，男人们在村里猫冬。白天靠墙根儿晒太阳，晚上挤在地窨子里讲鬼故事。
寒冬逼得人无处躲无处藏，屋里屋外一样冷，唯一吸引人的是老屋的土炕。呼啸的风撕破窗棂上的麻头纸，掀翻门上的草帘，门后的水缸里结一层冰，做饭时得用擀面杖捣碎。只有土炕保留着一丝暖意，给受冻的孩子一种庇护。土炕连着灶台，做饭时柴火的余热钻进炕里，熏着土坯，缓缓散发出来，传到人体。土炕是中国古老的土暖气，一用就是几千年。一天三顿饭，做了饭也烧了炕，临睡前再专门烧一次炕，身下的土炕暖烘烘热到天明。有一年到舅舅家，表哥订婚传帖，炒菜做饭，灶火一天没断，睡觉时土炕就像烙铁一样，烤得人翻来覆去睡不着，口干舌燥。
灶台与土炕之间有段砖台，一尺多高，放灯碗、火柴什么的，叫灯台。灯台后面的炕头，是屋里最好的位置，来了客人先往炕头上让。上面通常摆一个小炕桌，放上茶壶，烟笸箩。农家说媒、传帖、拜亲等大事，一般都在炕桌上进行。炕尾有板柜，白天摞被褥，被褥高度标志着贫富。我家家底薄，仅有两床被子，表哥来了与我打通脚，一条被子各睡一头。他是汗脚，臭味熏死个人。
炕头是女人一生的舞台。新媳妇进门，先要盘腿坐三天，不抬屁股，一边应付闹房，一边控制内急，所以不进汤水，只吃鸡蛋。之后从炕头到锅头，便是生活的半径。一天到晚在炕上纺线、缝补、纳鞋底，再就是生孩子、坐月子、奶孩子；累了炕头上挣扎，病了炕头上等死，直到两腿一蹬，陈尸炕上，走完一生道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男人的时间，也有三分之一消磨在炕上。年幼恋母，婚后恋妻，冬天恋被窝。土炕上舒坦，土炕上有做不完的梦。有一次听墙根晒大阳的大老爷儿们说梦，一个说梦见当了县长，一天三顿白馒头，就着油条吃，还泼两碗鸡蛋，吃着一碗看着一碗。边说边吧嗒嘴，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另一个说做梦梦见当了专员，从咱村到顺德府口，官道上的粪都被俺包圆了，谁也不许抢着拾，拾了一筐又一筐。说到得意时，手都在颤抖着。我儿时土炕上的梦是演戏，当大将，不断变换，手持着兵器，单鞭呼延庆，双枪陆文龙，程咬金三斧破瓦岗，秦怀玉银枪杀四门，五鼠闹东京，六出祁山，杨七郎，八大锤，九江口，十字坡……无非白天看的戏夜里又自演一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忽然一天，乡亲们的梦都破碎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决议，拆掉土炕做肥料，支持高产放卫星。民兵挨家挨户抡大锤，砸土炕。老奶奶们像丢了命根子丢了魂儿一样号啕大哭：“俺的娘哎，俺的炕哎，怎么说没就没了，往后过冬俺可靠谁啊，俺那知冷知热的娘哎，俺那冬暖夏凉的土炕哎……”
从此，土炕在农村消失，换成了床、木床、席梦思，但是躺在上面没了土炕的感觉，没了踏实，没了冬暖夏凉，没了奇妙的梦，接不上地气，与大地隔离开了。
原载《中国作家》201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