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美皆
丁玲的晚年风光在许多人眼里并不美丽。综观丁玲晚年，延安时期与男权制文化的冲突早已淡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政治文化语境的冲突业已随她的“政治化”而化解，但她自身固有的情绪化、尖刻等因素与老年固有的弱点相结合，为她的晚年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我有文章充分解析了历史问题和宗派对立如何影响了“晚年丁玲”，但仍必须承认，丁玲自身的原因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她应该为自己的晚年形象负责。如果说，历史问题的受挫和宗派对立是生成丁玲晚年形象的客观原因，性情与老年的弱点，就是生成丁玲晚年形象的主观原因。
l979年2月2l日，丁玲在北京友谊医院体检时的日记中写道：“萧（应指萧三）诗人住二楼。昨晚亦来，已经属老人。耳聋甚，步履须人扶持，对事态感觉迟缓。希望我能慢点到他的境况，是一毫无有所作为的人了。”可见，丁玲是多么不服老。尤其在当时，平反未成身先老，她不甘。
l979年，丁玲刚回北京时，在友谊宾馆吃饭见到沈从文夫妇，“丁玲感觉他们已经是’龙钟老态‘了”。当她这样去感觉别人时，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衰老。
可是，丁玲毕竟老了。尚侠写道：
途中，你的情绪却突然低落了下来，一改以往相见时的平易亲切、谈笑风生。问你什么时，回答得也很有些勉强、甚至还为了一件小事，批评了增如同志几句。当时，外面天气阴晦，凄凄雨丝抽打着车窗，我望着你凝重的面容，第一次从你身上感觉到了自然法则的严酷与冷峻。……你会在遽然之间，为了别人的劝慰吃药而如此烦躁不安起来，是我始料不及的。这举止已经不仅属于病态中的老人，而且是一种老人的病态了。看起来，即便是你，于此也是未能幸免的。
这是尚侠的直接观察，对一个老人的情绪化感受颇深。
只要不是患上抑郁症，老年人的首要特点就是话多，爱唠叨，丁玲也不例外。
她在四次文代会发言中说：
我回到北京以后（注：指1979年从山西回到北京，即“复出”），有些老熟人，不是文学界的，是搞政治的，好多年没来往了，看到我，给我一个忠告。他说，你这次回来，第一不要写文章；开文代会，不是老早就要开的么？你开幕的时候去一趟，以后就不要去了；也不要讲话，也不要会朋友，最不要见的就是记者。你要不听我的话呀，你还要倒霉。你现在呀，落后，你不懂这个社会，现在比你倒霉时的那个社会复杂多了，你应付不了。你还是老老实实，请求党，把你的历史作个结论，给你两间房子，和陈明住下来，养老，算了。这是老朋友的忠告。……还有人跟我说，看破红尘吧，看破红尘吧，关起门来自己修行吧！
但她表示：她不能这么做，“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她在延安演讲中也说：“l979年，我又出来了。有朋友劝我不要写了，不要活动了，和陈明找个房子住下来安度晚年，躲开是非。但我不能按朋友希望去做。一开会，我就得发言。人家客气，说你讲几分钟吧？我就来了，几分钟从来不够用！”
倚老卖老是典型的老年心态，丁玲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种“说”的惯性，不管儿孙们听不听得进去，反正就是要唠叨。演讲太多，又往往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场合，就重复一套话语，自然成了陈词滥调，为自己赢得了“马列老太太”的称号。演讲太多，又不令人信服，结果就是不仅没有赢得威望和爱戴，反而失去了人们对她早年的好感。固执地把老生常谈芹献于人，却自以为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为别人好，这是老年人的放纵和不自知。
说得太多，丁玲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话题人物，而且是一个非文学的话题。林贤治指出，现在对于丁玲，“人们更多地评说的是她的行状，而不是她的文学事业本身”。这“行状”，就是传言，就是似是而非的印象观点。丁玲并不是一个思想家型的人，演讲太多，思想库存又不足，势必导致根本不能为自己的发言负责。对丁玲的发言首先是要去伪存真。丁玲晚年的所谓“文艺观”，许多并非由衷之言，而是受情绪、情势和利益驱使的功利性话语，甚至根本不能叫“文艺观”，所以，大多不值得认真对待，能否作为“文艺观”来研究都是个问题。
丁玲l982年l0月回家乡湖南临澧，离开的那天，应临澧县委的邀请对县直机关干部发表了讲话。中午的告别宴会上，她和陈明双双走下席来与家乡的亲人频频碰杯，她说：“感谢同志们把我的故乡建设得这样好。我是人民的儿女，我将来还要回来……”午宴过后，她顾不上休息，用自己浓厚的乡音给家乡人民录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广播讲话。她深情地对家乡人民说：当我满怀兴奋、喜悦，欢呼这些崭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我感激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缅怀为夺取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和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呕心沥血的同志们。……在即将离开你们的时刻，我希望你们，祝福你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努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澧水两岸，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兴旺、繁荣，让她成为芙蓉王国里一朵更加美丽鲜艳的花朵。
另一处记录丁玲的话是：“感谢同志们把我的故乡建设得这样好，我是人民的儿子，我将来还要回来……”不知是不是笔误。
小平同志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小平同志是政治家，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丁玲作为一个作家，有必要用这样的口径吗？她似乎过分进入政治角色，导致作为作家的自我的迷失：这些花儿一样美丽的语言，与她作为作家的妙笔生花，效果毕竟不同。当然，家乡政府的盛意，可能也是冲着丁玲的副部级去的。如果她仅仅是一个名作家而没有副部级，也许就不是这样的规格。
“说”这个动作本身，对于丁玲来说似乎就意味着一种话语权，显示着她的存在，给她一种满足感。她的“说”里面，包含着与周扬争夺话语权的意思。正如陈登科劝她“少管事”时，她说的：“那谁管呢，那叫坏人来管吗？”她把自己苦口婆心的“说”解释为责任感、使命感、无私精神，而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老年人的不甘寂寞、不愿退出话语中心而已。
有人用斯德哥尔摩情结来阐释丁玲晚年，有不确切之处，斯德哥尔摩情结是因为恐惧而臣服并热爱，丁玲却是因为历史问题的现实需要。但是，丁玲的种种发言，确实反映着她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焦虑。她用不停的言说，来克服这种焦虑；只有说着，才能让她感觉安全。
丁玲不喜欢写伤痕，不喜欢提“走麦城”的经历，但是，二十年的屈辱，自尊上的伤害，已经给她的内心种下不少的毒，那些发泄性的言辞，实际上也是排毒，是啮咬她心灵的隐痛的释放。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假如生命的意义已存疑义，假如一个人与人与己的关系不能使他觉得安全，那名誉就是抑压一个人怀疑的手段。名誉与处于被限制、受干扰，却还感到万事如意。假如一个人的名字在同代人中已无人不晓，并且还有望流芳百世，那么他的生命借着别人对他的仰慕，也获得了意义。”“发言”、“讲话”，这种蕴含着话语权和荣耀感的象征性行为，对于丁玲所产生的正是弗洛姆所谓的“名誉”的意义。
言说是双刃剑，在荣耀、满足、补偿、发泄的同时，必定也会产生副作用，损蚀她的晚年形象。
更现实的是，丁玲的“说”直接影响了她的“写”，晚年她说得太多，写得相对较少。《丁玲全集》总共4S0万字，整个第8卷约S6万字，都是丁玲晚年的讲话和受访记录，大约占了终生所能留下的文字的百分之八。能不能不朽，不在于谁说得多，而在于谁说的留存得久。写也是一样。--当然，丁玲可能考虑不到不朽的问题，她的目光更多停留于眼前。
她对自己的状况也很清楚：
这几年文章写了不少，一年十来万字，只是小说少，有点散文，更多的是比较短、比杂文长的东西，算是书面的发言吧。小说太慢了，太含蓄了，不能及时表示我的态度。我急于要说我心中的话。有话便直讲。
她l980年6月给友人宋谋瑒的信中说：“两年多来，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好在现已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我自己的文章。……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因此，只有不管它，自己按自己的认识写文章。我就坚持不入伙……”但她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不打仗不入伙只写自己的文章没有做到，不写短文也没有做到。
别人也为她写得少而遗憾，李锐说，希望她在晚年集中余力，多写一些东西，尤其是回忆录。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日月，她却以一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狂杨桂欣对这一遗憾做了具体分析：
这个最大的遗憾，我以为主要是由丁玲自己造成的。首先，她缺乏全面描写自己以表现时代的创作意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这种说法，貌似正统和正确，而其实是错误的。丁玲若能“表现自我”，那就决不会是什么一己的自我，社会内容不丰富不复杂的自我。我在《记老作家丁玲》一文中，对于她决心利用劫后余生写活在她脑子里的老百姓而不写自己，曾加以肯定和赞扬，当然也是不妥的，错误的。其次，丁玲复出以后不言老，更不谈死，这种精神境界，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应该面对现实，老与死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谁也抗拒不了。丁玲复出之际已经进入75周岁高龄，应该珍惜健康，争取多活一些时日；更应该精打细算，把所剩不多的劫后余生，用到最该用的处所。可惜，丁玲没有这样做。她复出以后干了不少不该她干的事，最突出的是创办文学期刊《中国》。……《中国》创刊号刚刚问世，内部矛盾便爆发了，而且来势颇猛，不易解决。……其次，时文写得太多、太杂。……实在应该把有限的劫后余生用到争取传世的创作中去。即使不集中力量写自己的一生，也应该千方百计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天不假年，徒唤奈何！
杨桂欣所说的“时文”，与丁玲自言的“比较短、比杂文长的东西”的“书面的发言”大体是一致的，占了她晚年写作的较大的比重，虽然她曾“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
而她晚年写作的三大愿望--已经断续写了二三十年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两部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最终都是未完稿，成了三大遗憾。她在讲话中也经常提到这三大愿望，然而，就是在她抱怨然她并不服老，但长篇小说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确实是勉为其难了。其实，丁玲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写不出来并没什么好遗憾的。可想而知，写出来也不会是什么优秀之作，不会比《杜晚香》好到哪里去，她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不出来，真正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丁玲本人就是一部革命文艺运动史或曰文坛政治史、一部二十世纪文学史，她的回忆录应该是颇有价值、值得期待的。丁玲晚年留下的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也是回忆录。所以，没有留下更多的回忆录，这是她真正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