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开始，金应熙热情高涨。l958年，听到上头放出批陈的风声，而且是来自“最上层”的旨意，正在北京出差的金立刻打道回府，赶回广州连夜组织对老师陈寅恪的批判。讽刺的是，金应熙太熟悉他的老师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有的批判论证，都能打到点子上。更其不堪的是，金应熙践踏了陈寅恪的信赖与私谊，违背基本人伦道德准则，连先前像他这样的至亲封建时代时，金应熙连续引用了陈寅恪的数首诗为证，公开指称陈“讽刺马克思主义”。在中山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张潮中，金应熙批评老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认为是一种“反动”。陈寅恪的夫人把金应熙的得意之作抄录回家，哭着念给陈寅恪听，陈勃然大怒，说“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令陈寅恪深感悲哀的是，他那些极有才华、深为他赏识的门人弟子，大都是自觉追逐新潮，批判本师所授之业，金应熙不过是给他刺激最深的一位罢了。
从此，金应熙背上“背叛师门”的红字。运动风头过后，金应熙自悔前状，登门负荆请罪，采用传统方式跪在老师面前请求宽恕，请求还做陈寅恪的学生。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学术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著名史学家周一良把他列为陈寅恪三大弟子之一。从学识才华来说，金应熙是陈寅恪晚年最有可能光扬陈氏史学的第一人。然而金应熙在官场与学界之间摇摆不定，历次政治运动一起，他便急于奉召上场，天赐良质和黄金岁月都销蚀在各种“救火”应景、写各类紧跟形势的应时文章中。金应熙这样的聪明人，内心何尝不充满痛苦？如他所言“不能拿出像样的著作”，早在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他自己无法为外人道的一块心病。晚年盖棺，虽然也有“工运专家”、香港研究学者等一堆头衔，但真正熟悉他的人却一声叹息：可惜了，这么一位人才……金应熙的口袋里装着两份发言稿，但谁能扪心自问自己的口袋里有多少份发言稿呢？面对金应熙，谁能有更多的道德优越感？虽然不再生活在那个严酷的年代，但面对利益之惑，大势所趋，我自己曾有过多少次言不由衷？金应熙不管从官从文，也算是有真才实学的一代名家，今天那些以文博名、以名弄口，有奶便是娘，口口声声超然物外，实则寸土必争，寸权不放的文人，今天是多了还是少了？
第三位，是“既痴且坚”的刘节。l967年，全国已疯狂至极。失明多年的陈寅恪已然成为斗争焦点。当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先生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知道虚弱的陈先生要是真的被拉出去，可能就很难保命回家了，于是她出面阻止，却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此时，陈寅恪的学生、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刘节挺身而出：让我代表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侮辱性地问刘节有何感想，刘昂起头，凛然答曰：“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话音一落，招致红卫兵们更加猛烈密集的拳头。
其时，刘节已是66岁的老人了。一位66岁的学生代替77岁的老师遭受人格和身体的双重蹂躏，却还能喊出“光荣”二字，是何等的石破天惊！他是陈寅恪资历最深的弟子，受业于清华国学院数位名师门下，在学业上得益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在精神与气节上则主要得益于陈寅恪。l929年，当老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时，正是刘节等学生出面含泪请求陈寅恪为王国维写下那篇著名的碑记文，“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共光”，这穿云裂石的箴言，在刘节心中可谓洪钟大吕，永铭终身。
在“文革”中，刘节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他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在那个精神上兵荒马乱的时代，多少人无所适从，又有多少人进退失据？
刘节的铮铮铁骨，人所共知。上世纪50年代，举国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纷纷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而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到了l958年夏天，举国迷狂掀起“大跃进”运动，刘节再次发出不合时宜的逆耳之音：“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一起发疯倒是真！”
l958年，刘节很快成为众人针锋相对的活靶标。批斗的场景滑稽可笑，挑战刘节的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大部分师生，横刀立马的堂吉诃德只有一位，那就是孤零零的刘节。他平时在课堂上对学生讲得最多的是：“历史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家要坚定不移，不要因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现在，他的同仁与学生都大兵压境，看他能否实践自己的诺言了。十五位同仁联名写了一张题为《刘节，请你批判唯心论》的大字报，咄咄逼人地喊话：“历史上的唯心论者，满口仁义道德，实际坏事做尽。”孤军奋战的刘节奋起反驳：“我的唯心论是特殊的，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尽管遭到全国学术界的猛批，但直到l96S年的一次会议上，他仍然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克思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
刘节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也是师道尊严的捍卫者。l958年7月9日，在批判史学界“厚古薄今”山雨欲来的政治风潮中，刘节被暗示只要他出面批判陈寅恪，将会很快过关。批判会上，刘节慢条斯理说话了：“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清朝乾嘉时代的学者不敢讲现代，只搞考据。因为当时大兴文字狱，讲现代者要砍头，比现在还厉害……”批判会顿时变成声讨会，与会者愤怒声讨刘节已经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完全与人民为敌！
刘节才不管这些呢！这位久负盛大名、并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教授，逢年过节照样到陈宅看望老师，不仅执弟子礼甚恭，而且正式行传统的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l964年春节，中山大学与历史系组织人员上陈宅拜年，看着头皮闯进门去，在陈寅恪大发脾气声中照样行叩跪大礼。陈寅恪这三位学生所走过的道路，无疑在今天的中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无论时代如何演变，人同此心，凡同此理，种种表现，大抵如此。学问可以不做，人却不可以不做；学统也可以不要，人格却不能不要。没有人格的独立，哪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意志的自由，又何来自由的思想？这话说说容易，求仁得仁之难，每个人都能意会神传，做起来却远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文人无行之恶果，没有比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笔下《拉摩的侄儿》更甚的了。狄德罗以惊人的敏锐洞察了所有投机文人的投机心理。和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伏脱冷一样，这部小说给了我极大震撼。
《拉摩的侄儿》是一部对话体的哲理小说，是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它通过一个放荡无耻的人物“拉摩的侄儿”的言语，使他的灵魂和盘托出，一个极其复杂的畸形人物便跃然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阅读此书后受到深深的震撼，马克思称之为“无与伦比的作品”，恩格斯则誉之为“辩证法的杰作”。拉摩的侄儿是一个潦倒文人，长期过着流浪生活，以教唱为生。随着生活的浮沉和环境的变迁，他就像魔术师一样不断变幻着自己。但他绝不是个一般的流氓无赖和堕落文人。倘若我们进入他的灵魂深处，就可以看在他身上，人类的才智与愚蠢，高雅与庸俗，疯狂与沉静，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卑鄙低劣与光明磊落那么奇异地融为一体！再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尖锐矛盾和个人的双重人格。他对人生有精辟的见解，对社会有深刻冷静的分析，他那尖锐犀利的言辞能引起人们那么多的思考，而他的揭露和唾骂又是何等的有价值。他不仅愤慨谴责社会不平，而且明确指出是金钱和财富遮掩了社会的恶习和罪行，一针见血指出了社会弊病的要害。他清楚地看到在拜金主义、人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冷酷和残暴。“在自然界中，一切的种类互相吞噬，在社会中，各种地位的人互相吞噬”。
他如此激烈地揭露和谴责现存制度，毫不留情地撕下现实社会的假面具，么祖国和人民的位置：“从北极到南极，我只着见着暴君和奴隶”。他更没有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甚至连对自己妻子、儿女应尽的义务也没有--“拉摩应该保全他的本来面目，做许多富有的强盗中间一个快活的强盗”，这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哲学。
拉摩的侄儿的作恶是在对社会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他的堕落完全是自觉自愿的。他对社会的冷嘲热讽，深刻揭露，甚至顿足唾骂，无非就像一个无赖去指责流氓，或一个流氓指斥无赖一样，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合伙打劫而同流合污。他看到了弱肉强食的现实，看到了社会的残酷黑暗，非但不否定它、反对它，而且积极地肯定、适应它：
我多少次对自己说：“喂，拉摩！巴黎有一万张豪华的圆桌，每张桌安排十五人到二十人的席位，而所有这些席位中竟没有一个是你的！有许多钱袋满装着金币，这些金币或左或右地流出来，但没有一个金币落在你的手上！……成千的无聊的阴谋家都穿得很体面，而你将要赤身裸体！难道你愚蠢到这步田地吗？难道你不会像别人那样谄媚吗？你不会像别人那样说谎、发誓、作伪誓、许诺、守信或食言自肥吗？你不会像别人那样四脚在地上爬着吗？”
这些就是他经常的独白，是他的信念和“祈祷词”。他的心胸如此坦率，又如此矛盾。一方面他无情地唾骂、揭露并鄙视醉生梦死的上层社会，一方面又死皮赖脸地要钻进去，做统治者的帮闲，低三下四，任人作践。甚至为了一个铜板他也曾“吻过小胡丝的臀部”。而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获得金钱。如果有一天他富起来，就不仅要吃好的、赌钱、喝酒和玩女人，而且还会像一切重新得志的乞丐一样--“我就会把他们施于我的侮辱回敬他们！”他要用同样的残暴回敬这个冷酷的社会，他谴责恶行又要制造罪恶。真是坦率得可爱，又恶毒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对人类有所贡献，但他却始终是社会的“多余人”，一个蠢虫。无怪乎狄德罗也惊讶道：“这样的精明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的谬误交替着，这样一般的邪恶的感情，这样极端的堕落，却又这样罕有的坦白。”
尽管他自轻自贱，厚颜无耻，但内心并不平静：“我懂得对自己的轻视，天生我才，却一无所用，这才是一切痛苦中最残酷的痛苦。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几乎比没有生出来还好些。”当他卑贱地取悦于权贵的时候，他甚至这样可笑地想：
当他们收留我们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晓得我们的本性，我们自私、卑劣和背信弃义的灵魂吗？如果他们认识我们，那就很好。彼此就有了不言而喻的协约，他们将要给我们好处，而我们早晚要以恶意来报答他们对我们的恩惠。
这种农夫和蛇似的流氓哲学，真诚和坦率简直到了令人可爱的地步，使他的丑恶甚至披上了一层马戏团小丑似的诙谐外衣。
拉摩的侄儿的人生哲学看似很达观，阅历很深厚，他玩世不恭地声称自己要做一个富有快乐的强盗，但他并不快乐，或者说内心其实有些悲凉。灵魂的悲剧造成错落的性格，堕落的性格滋长可悲的灵魂。他的玩世不恭和看透世界其实很不彻底，既不像宗教信徒那样否定现世而寄望于来世，更不是无为而治去静观其发展，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无赖享乐主义，带着一种深刻的人生凄凉。他说：“在最后一瞬间，我们都同样地富裕了，伯尔纳用盗窃、强夺、和使人破产的办法留下了二千七百万金币，和什么也没有留下、慈善院将给一块裹布作为他的寿衣的拉摩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大理石下面成是在泥土下面腐烂着，你总是腐烂。”人死皆空，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种何等的凄福。这是多么奇怪的幻想呵？“他根本不相信任何真理，不相信人类会走向光明和进步。他的议论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浮士德》中的魔鬼和《高老头》中伏脱冷的语言来。
拉摩的侄儿厚颜无耻的自白变成了对现存制度的无情控诉，而恰恰是这种制度产生了这样的人物。他是新旧交替时期所产生的一个怪胎，是人类文化思想之树上结下的一个毒果。狄德罗以深邃的思想和高度的艺术表达能力，表现了一个可悲的震撼心灵的灵魂。大师的心灵都是相通的，陈寅恪也认为，每当社会风气递嬗变革之际，士之沉浮即大受影响。其巧者诈者往往能投机取巧，致身通显。其拙者贤者，则往往固守气节，沉沦不遇。
那么我们熟视无睹吗？对此，狄德罗这样语重心长地说：
如果在一群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会像一颗酵母一样，开始发酵，使每个人都恢复了他自然的个性的一部分。他动摇着和鼓动着人们，他令人们对他表示赞许或斥责，他使真理显示出来，他使人认识谁是善良的人。他把恶棍的假面具揭穿了；这时候有知识的人才倾听他并且学会辨别他们。
那么回到易先生的”意义“之问上来，是否只有铁屋中的沉默一途？胡适先生早年的回答是有名的四个字：“功不唐捐。”他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就说：“我们的前途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下什么种，出多少力。”“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世界上不乏“拉摩的侄儿”这样的人，但国家进步民族觉醒的真正推动力量，却只有刘节这种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是精神文化的薪火相传者。刘节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生坚持学术的独立，捍卫学术的尊严，不为任何时代潮流所动，治学与为人一以贯之，他说：“这样的学问才不仅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刘节所坚守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式微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无数时代悲剧已经启示我们，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跪着学舌，而要站着思考，这里我更愿意引用资中筠先生的几句话：
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原载《随笔》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