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亨利发表这篇使他享誉全美的著名演说时，华盛顿也在座。他虽然没有发言，人们也很难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思想倾向，但他坚定地投票支持亨利的提案。在许多场合，华盛顿一直公开表示热爱英国，忠于王室。但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弗吉尼亚人，他的根本利益牢牢地根植于北美的沃土之中，他的心脏时刻都与殖民地同胞们的脉搏一起跳动着。
此时，华盛顿虽然在感情上站在北美殖民地一边，反对英国在北美实施的各种压迫性政策，但他的观点和行动并不像帕特里克·亨利等人那样激进。他只是认为：实施《印花税法》是一个错误的举动，它不仅行不通，而且会给英国和北美都带来灾祸，英国政府应该审时度势，改弦更张，与北美殖民地和睦相处。事后，他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大不列颠议会强加于殖民地的《印花税法》已成为殖民地日常议论的惟一话题。他们认为这种违宪的征税法是对于他们自由的卑劣的进攻，而且大声疾呼地反对这种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这一税法及其远非明智的措施所引起的结果如何，我不愿妄加断言，但它为母国带来的利益将大大小于内阁的估计却是我敢于肯定的，我们的全部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在源源流向英国，任何促使我们的进口有所减少的措施，都必定有害于英国的制造业……在目前情况下，即便我们愿意执行英国议会的这一法令，要让人人遵守也是不可能的，或接近不可能。除了我们没有钱买印花税以外，还有许多别的有力的原因，足以证明这个法令行不通。”
与华盛顿等殖民地上层人士的温和态度截然不同，北美殖民地人民早已不愿再忍受英国当局的殖民压迫和歧视了。帕特里克·亨利的呼声如同长鸣的警钟和战斗的号角，轰动了市民院，传遍了全国，唤醒了许许多多北美人的民族意识，人们的爱国激情像熊熊燃烧的火山熔岩一样猛烈地喷发出来。
8月，波士顿社会俱乐部和两个劳工协会联合举行了反《印花税法》示威游行。游行者乘势捣毁了副总统托马斯·哈钦森的官邸，把印花税局征用的房屋拆毁烧掉，并迫使印花税经销商们公开表示不再销售印花。
11月，愤怒的纽约群众在船主艾萨克·西尔斯的率领下袭击了总督官邸。他们把总督的模拟像吊起来，当众烧毁，并强迫兼管印花税票的官员把所有的票据付之一炬。
在人民运动的感召和冲击之下，各殖民地的上层人士和议会也纷纷行动起来，支持反英斗争的正义事业。
在弗吉利亚，被任命为印花税局局长的乔治·默塞尔在威廉斯堡公开宣布拒绝执行使命。波士顿印花税局局长的模拟像被群众处以绞刑，该局长知难而退。广大人民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1765年10月，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倡议下，来自9个殖民地的代表集中在纽约，召开了第一次由美利坚人倡议召开的各殖民地之间的会议，专门讨论《印花税法》的威胁问题。会议通过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及其不满原因的宣言》，重申了“无代表即不纳税”的原则，指出：不得人民同意，或不经人民代表的同意，就不能向人民征税，英国当局的法令侵犯了北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次会议表明，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已经成熟了。
1770年3月5日，驻波士顿的英军与群众发生冲突，英军残忍地向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多人，酿成了流血的波士顿惨案。这是殖民地与英国当局矛盾日益尖锐的结果。
波士顿惨案激起了北美人民更大的义愤，群众的反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大有爆发革命之势。为了缓和矛盾，解除殖民统治的危机，英国当局被迫做出让步，宣布废除一切商品税。但是，为了维护宗主国的尊严，表示英国有权向殖民地征税，茶叶进口税（每磅茶叶纳进口税3便士）被保留下来。于是，在北美人民眼中，茶税便成了暴政的象征，各地人民纷纷发起不饮茶运动，以此进行抵制。1773年12月的一个夜晚，一群波士顿人化装成印第安人闯入东印度公司的茶船，把价值15万英镑的300多箱茶叶倒入了大海。这一事件大大鼓舞了北美人民的斗争士气，同时，也深深地激怒了英国国王和他的政府。
这样，一方面是英国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反抗英国暴政的美利坚民族，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已经不可避免了。
“波士顿倾茶事件”深深地激怒了英国国王及其政府，使他们暴跳如雷。因为在他们看来，与“波士顿惨案”相比，倾茶事件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前者是愤怒的英国士兵与失去理智的波士顿暴民之间的冲突，而后者毁灭的是财产，而且是茶叶。要知道，当初英国之所以决定在废除一切商品税的同时仅仅保留了茶税，是因为他们把茶税作为一种象征，即：它象征着宗主国的尊严，表明宗主国享有在殖民地征税等特权。因此英国政府认为：倾茶事件是反对英国统治的有计划的行动，必须进行严惩，遂蛮横地颁布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法令：关闭波士顿港直至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得到赔偿；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权，由英王直接任命议会议员，加强皇家总督的权力，被控在北美犯罪的英国官吏不受殖民地法院审讯，授权英军可以在北美旅馆或无人居住的建筑物中驻扎，等等。同时，任命北美殖民地英军总司令盖奇将军为马萨诸塞总督，并调集军队前往波士顿进行镇压。
上述法令明显地剥夺了北美人民的政治和司法权利，并造成了波士顿等地的经济严重萧条，因此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更大义愤和联合反抗，也成为了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的直接原因。
在反英斗争浪潮汹涌澎湃之际，弗吉尼亚议会于1774年5月16日在威廉斯堡开幕。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援助波士顿人民的正义斗争。会议通过了针对英国议会高压法令的抗议书，并指定6月1日为斋戒日，号召全体人民进行祈祷，恳求上帝促使英国及其议会回心转意，对北美采取公正的态度，使人民免遭战争的灾祸。
这届会议虽然被新任总督邓莫尔强行解散，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爱国议员们自动聚集到雷利旅馆的长形会议室继续开会。他们愤怒谴责英国的高压法令是破坏北美自由权利的危险行为，并号召全体人民继续深入地开展抵制英货运动。值得提出的是，这次会议期间代表们还签署了一份通告，建议：由各个殖民地指派代表每年在被认为是最方便的地方召开大陆会议，在会议上商讨美利坚联合的利益所需要的那些措施。据史料记载：这是第一次由一个殖民地的议会正式建议召开大陆会议。
6月1日，英国封锁波士顿港的法令生效，波士顿港立即陷于瘫痪。整个北美洲都把这一天当作斋戒和祈祷的日子。华盛顿也严格执行了斋戒日的规定，并专程来到教堂，怀着虔诚的心情祈求上苍大发慈悲，赐福于多灾多难的波士顿人民。
6月底，华盛顿以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费尔法克斯县的市民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由他和梅森共同草拟的旨在对英实行贸易抵制的议案。这一议案后来被7月中旬召开的费尔法克斯县全体代表大会通过。
8月1日，华盛顿代表费尔法克斯县出席了弗吉尼亚第一届全省代表大会。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代表们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帕特里克·亨利大胆地宣布：“不自由，毋宁死。”就连一向沉默寡言的华盛顿也异乎寻常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坚决支持亨利的激烈议案，并当众表示：愿意出资招募1000名士兵，率领他们去支援波士顿。会议最后通过了对英进行经济抵制的决议案，并推举出7名代表去费城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华盛顿也光荣当选，得票数居第三位。
1774年8月最后一天的早上，晨雾散去，旭日东升，天气格外清新晴朗。帕特里克·亨利和埃德蒙·彭德尔顿来到弗农山庄与华盛顿会合。早餐后，他们在玛莎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策马上路，前去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大陆会议。此时此刻，3个人的心情都格外兴奋，他们仿佛并不是去参加会议，而是在神圣使命感的驱使下，去投身一个伟大而永恒的事业。“春风得意马蹄疾”，本来需要走一个星期的路程，他们仅仅用了4天时间就完成了。望着费城那带有西欧中世纪城镇风格的建筑群和街道，他们心底不禁产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像虔诚的朝圣者终于到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圣地那样。
这是一座貌似古老其实仍很年轻的城市，它庄重朴实，但又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这次会议将会取得什么结果？北美殖民地的命运如何？大西洋两岸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1774年9月5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木匠厅开幕。大陆会议的召开是北美殖民地向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方向发展的第一步，它本身具有殖民地最高权力机关的性质。这是殖民地人民长期团结斗争的产物，也是北美社会经济发展成熟的一个必然结果。
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中有12个派代表出席了大陆会议，共有代表55人。他们大都是殖民地上最具政治头脑、组织才干和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其中既有激进派分子如缪萨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等，也有温和派的代表如乔治·华盛顿、佩顿·伦道夫、约翰·迪金森等，另外还有一些保守派分子如詹姆斯·杜安和约瑟夫·盖洛米等。只有那些极端的效忠派没有代表出席。北美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寄托在了他们身上。这次大会是一个人才济济、代表性很强的大会。
虽然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在政治上代表了不同的派别，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对此，弗吉尼亚代表帕特里克·亨利看得一清二楚。为了使全体代表在这一基础上团结起来，抛弃狭隘的地域观念，共商民族大计，他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演说：“整个美洲现已融为一体，你们的地界——你们殖民地的边界在哪里？全都不复存在。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新泽西和纽约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了。我不是弗吉尼亚人，而是美利坚人。”这段话虽未提及“独立”一词，但它消除了各殖民地人之间在心理和地域上的障碍和隔膜，使他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在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亨利的主张很快便被与会者所领会并欣然接受。在此基础上，大会决定不论各殖民地的人口有多少，每个殖民地只有1票表决权。弗吉尼亚的佩顿·伦道夫当选为大会主席。
第一届大陆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北美人民的宪法权利以及北美与英国在宪法上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触动了要害的重大理论问题，由此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坚持主张，英国议会对殖民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有权管理北美的商业。而激进派则全面否定了英国议会的这种权力，主张北美殖民地应由自己的议会管理，英王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元首”，应受到人民的监督。最后，大会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实行了妥协，在此基础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
9月17日，会议通过了《塞福克决议案》。该决议宣称：英国的高压法令是违宪的，拒绝执行，号召殖民地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武装，准备反抗驻波士顿的英军，呼吁加强殖民地合作，各地成立自己的政府，自行征税，中断与英国的一切贸易。该文件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很显然，它反映了激进派的要求。
为了安抚保守派，后来议会又通过了《权利宣言和怨由陈情书》以及致英王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中仍称英王为“最仁慈的主宰”，谋求双方实现和解。
10月20日，大陆会议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成立了“大陆协会”。该组织的职责是负责在各个地区成立“安全和视察委员会”，对英进行全面的经济抵制。这些委员会后来倒很快掌握了各地的地方政权。
大陆协会的成立使大陆会议的性质发生了质的转变：它由原来的咨询机构转变成为事实上的革命政权，开始领导整个北美殖民地的反英运动。这标志着北美人民的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做完上述工作之后，大陆会议在1774年10月22日宣布闭会，并宣布于下一年5月重新开会。
会议的召开是秘密的，在会上，华盛顿坚决地维护美利坚民族的利益，给会议的召开发挥了主导作用。
首先，从会议通过的重大决议和措施来看，其精神实质与华盛顿早些时候的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坚决维护北美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主张现阶段对英实行经济抵制；把武装斗争作为最后的手段以及还不主张独立，等等。这些主张华盛顿早在费尔法克斯市民会议和弗吉尼亚议会开会期间就已经提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据记载：在开会的日日夜夜里，华盛顿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广交四方精英和有识之士，传递信息，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从不懈怠。在50多天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住处只用过7次餐。
其次，从一些当事人事后的评论来看，华盛顿在会议中确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开会期间，人们发现这位年轻人虽言语不多，却显得刚毅威武，颇有大将风度。而且，他谈吐冷静果断，虽然不像亨利等人那样慷慨陈词，却字斟句酌，切中要害，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真知灼见，使许多人都获益匪浅，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所以，当会后有人问帕特里克·亨利谁是会议中最伟大的人时，他回答说：“如果论口才，南卡罗来纳的拉特利奇先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但是，如果谈到广博的见闻和正确的判断力，那么华盛顿上校无疑是会议上最伟大的人物。”
大陆会议结束后不久，华盛顿便匆匆赶回弗农山庄。
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
独立宣言
从列克星敦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大陆会议以来，北美人民的反英武装斗争的热情日益高涨起来。就在波士顿战役进行期间，北美其他地区的人民群众也纷纷拿起武器，与英国军队和亲英分子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南部战场，南卡罗来纳民兵在莫尔桥战役中痛歼效忠派武装，并把企图攻占查尔斯顿港口的英国舰队赶走。在加拿大战场，由理查德·蒙哥马利和本尼狄克特·阿诺德率领的北美军队孤军奋战，给英军以重创，虽然最终因寡不敌众而严重受挫，蒙哥马利将军也英勇阵亡，但他们的行动牵制住了相当一部分英军主力，有力地援助了其他地区的反英战争。
随着武装斗争热情的高涨，战争席卷了北美，但是北美人民的抗战目的是什么，被明确地摆到了北美人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