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反的是一个姓廖的学生。这个人随鲁迅从厦门转学到广州，不久又带着家人，尾随到上海。他名义上是鲁迅的义子，实际上只是想跟着借光享福。鲁迅虽然尽力满足他的要求，但欲壑难填，结果还是有很多怨言。
后来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时，鲁迅受到攻击，他怕受到连累，终于不欢而散。鲁迅筹款送他回去之后，关系便告终结了。
1928年和1929年，是鲁迅忙碌而又充实的两年，这期间，鲁迅翻译了马克思关于文艺方面的著作，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彷徨的心情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且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持，反驳了新月派人的自由主义文艺观。
另外，他还有了另一个重大收获，那就是他和许广平的爱情结出了甜蜜的果实，许广平怀孕了。
1929年，鲁迅回北京看望年迈的母亲。这是他们结合以来的首次分离，在这20天里，他们往返信件达22封，鲁迅非常想念他的因怀孕不能同来北京的“小刺猬”（这是他对妻子的爱称）。
鲁迅在5月15日寄回的第一封信，精心选用两张信纸，第一张印着三颗通红的枇杷，第二张印着两只莲蓬，莲蓬里还包孕着莲子。这第二张信纸上，还印着一首诗：
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
甘苦个中依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
这信纸，尤其是这首诗，仿佛专为他俩此时心情而缔造的，枇杷是许广平最爱吃的东西，而莲蓬中有莲子是指许广平有了孩子，鲁迅还称“小刺猬＝小莲蓬＝小莲子”，流露出他快要收获“莲子”就将当上爸爸的欣喜、快慰的心情。
1929年9月28日，孩子出生在上海，鲁迅给他命名为海婴。临产前，鲁迅不顾身体发烧，亲自为许广平办妥了住院的一切手续，又亲自在许广平身边照料，整夜陪伴着。
因为难产要进行手术时，医生曾征询鲁迅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
鲁迅没有犹豫，说：“留大人。”
鲁迅心里掠过一阵忧虑，立即就爽快地快慰许广平说：“不要紧，拿出来就好了。”
手术开始，平时不畏一切艰难险阻的鲁迅，此时心也紧缩起来，焦虑地等待着。医生用产钳把小孩的头拔出来，许广平在朦胧中感到一阵剧痛，孩子与自己紧连着的神经一下被切断了，就像一棵布满根须的大树从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拔出来一样。
小家伙终于“哇哇”地向父母和世界宣告自己来临了，鲁迅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了，看了看这个在母腹中捣乱后才出世的婴儿，喜爱地说：
“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
母子的生命都保存下来了，这使鲁迅非常高兴，同时对于幸存下来的小婴儿也更加喜爱了。
50岁得子的鲁迅愉快异常，孩子出世的第二天，鲁迅满怀喜悦地来到医院，手里捧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松树，脸上浮起甜蜜的安详的微笑。
这棵小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如鲁迅的心。许广平了解鲁迅这份不平常的礼物所蕴含的情意，平时他总是那么繁忙，今天这份礼物，正是祝贺许广平战胜一场风雨后赢得的做母亲的自豪。
在她住院期间，鲁迅每天都要来看望两三次，有时还领着一批批的朋友来慰问。鲁迅那时眼里总是闪着微笑，总是想多看看这个刚出世的婴儿。朋友们看了海婴，说孩子长得像鲁迅，他就满心喜爱和慈祥地再次凝视着孩子，然后承认的确像自己，但又补充说：
“不，我没有他漂亮。”说完又禁不住开心大笑起来。
鲁迅在医院与寓所之间，奔走了整整12天，他希望许广平能在医院里多休息几天。然而许广平不愿意让鲁迅这样操劳，不愿意让他在这样的往返中消耗时光，因此，她坚持要回家里。
回家的这一天，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上海，许广平抱着婴儿走进楼上的卧室。啊！全变了，阳光明媚，窗明几净，屋里显得格外亮堂，一切都充满着喜气在欢迎她。
家具都换了位置，床铺很整洁，床边还摆了一个小桌子，桌子上除了放着些茶杯等日常用品之外，也放着一盆浓绿的松树，使屋子显得更加生气盎然。面对这一切，一种惊奇与喜悦交织的情感涌上许广平心头，她深情地看着鲁迅，心想：爱的力量真是不寻常啊！鲁迅会心地微笑了。
孩子的降生，给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生活更增添了温暖和幸福。活泼的小孩子很叫鲁迅喜欢，朋友来了，他总要把海婴抱给朋友看，有时孩子在楼上睡熟了，他也要叫人抱下来，然后和朋友一起，把他欣赏、评论一番，或者向朋友介绍这个尚处于无知王国的公民最近的表现，引得朋友们都开怀地大笑。
许广平回家之后，鲁迅把楼下的客房改为书房，又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为了让许广平得到休息，每天深夜12时开始，他负责值班看孩子。
每当这个时候，万籁无声，人们早已沉入梦乡，而海婴这时却已经睡足，准时地醒转来，于是鲁迅急忙地把他抱起来，坐在床沿上，手里弄着点东西，哄着他玩。
孩子似乎感到了人世间的美妙，蹬着一双小腿，高兴极了。当他玩得疲倦了的时候，鲁迅便把自己的两臂弯起来，做成柔软的小摇篮，让海婴躺在里面，轻轻地摇动着，然后一边踱到窗前，又从窗前踱到床边，口中还哼着专门为小海婴编的小调：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海婴听着熟悉的轻柔的歌声，渐渐地安静下来，不久便在爸爸的怀抱中甜蜜地睡着了。
鲁迅对小海婴倾注了全身心的爱，他从孩子身上，得到了战斗后精神上的安慰。他给海婴买了许多玩具，在给国内外友人的通信里，一次又一次地报告着这个孩子成长与顽皮的信息，特别是与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通信中，海婴几乎成了主要的话题，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浓厚的恋子之情。
1932年，他曾为自己的恋子之情作了诗的辩白：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请看兴风呼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海婴的出世给鲁迅和许广平两人添了许多生活乐趣与安慰。
由于有了小海婴，就希望有个好保姆来照顾他，以便鲁迅可以专心工作。经人介绍，于10月间请来一个女佣，浙江上虞人，叫王阿花。
她做事又快又好，一面干活，一面唱山歌，把孩子哄得很舒服。在闲谈中，知道她是被丈夫虐待，将要被卖出去，才逃出来的。
不久，似乎前后门有什么风吹草动，阿花失魂落魄地，像是有魔鬼来抓她一样，不知如何是好，有时直往楼上跑。这风波不止一次发生，而且愈演愈烈。
有一天，阿花脸色发白，像躲避什么灾难似地，急匆匆地跑到他跟前说：
“不好了，我丈夫就在对门，要是被抢去怎么办？”
鲁迅留心细看，发现对门厨房里确有不少人，比划指点着，唧唧喳喳地。原来是阿花的丈夫从乡下来到上海，利用各种关系，纠集了一些流氓，想把她捉回去。
鲁迅就站出来对他们说：“有事大家商量，不能动手动脚。”反复较量，才多少刹住了他们的势头。
于是有四五天，阿花在屋内而不敢出去，流氓在外面而不敢进来，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当时上海的上虞同乡会，本来就是无赖把持的团体，竟在阿花的丈夫的怂恿下，出面索人，结果又被鲁迅所叱退。后来又来了一位乡绅调解，一见面才知道，这位乡绅原是北大学生，和鲁迅有过来往的。
他知道鲁迅在钱财上是不计较的，就说：“阿花的丈夫，原本是想抢人回去的，但既然东家要留下她（他的意思是指鲁迅要收下她为妾），就听从贴补些银钱，好另娶一房媳妇。”
鲁迅听了哈哈大笑，不料竟发生这样的误会，当即予以澄清。这时阿花坚决要求离婚，不愿跟丈夫回去。后来经乡绅的调解，又请律师办理，终于在1930年1月9日，由鲁迅代付了150元的赎身费，阿花才算获得了人身自由。
他代付的这笔款项，原来讲好是从工资中扣还的，但过了不到两个月，阿花却另有所爱，离开鲁迅走了。
鲁迅解救了被压迫妇女，虽然自己受了损失，却很高兴。他看到阿花面含欢笑告别，远走高飞，从此不再受人欺侮，他的欢喜不差于被拯救者。
鲁迅把关心施给第一位他有能力照顾的人，实践证明，鲁迅是个面心如一的真君子。
青年导师
1930年，一贯与党有着频繁接触的鲁迅，发起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对于鲁迅来说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左联”是他斗争的根据地和阵营，他是“左联”的战士和主将。因为“左联”大多数是青年，他十分爱护青年，带领青年前进，同时也从青年身上受到鼓舞。
他经常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拿来捐给“左联”和其他革命团体，扶持革命的文学事业，资助文学青年和受难的战友，在《鲁迅日记》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左联”的许多成员和广大青年也都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
为了表彰鲁迅对中国文化事业的伟大贡献，寄托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上海的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于1930年9月17日，举办鲁迅50寿辰的庆祝会。而这个时候，由于鲁迅的革命活动，国民党正在通缉他，白色恐怖的阴霾密布四周，要办好这件事很不容易的。
事先，由一对当教员的夫妇访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请她出面租借了一家荷兰西餐厅作会场。
史沫特莱1928年作为德国《佛兰克福日报》的特派员来到中国，从事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宣传工作。她从1929年末开始同鲁迅见面以来，常有书信往来，革命的友谊在不断加深。
这一次史沫特莱虽然明知租借餐厅一事充满着风险，但她还是勇敢地承担了任务。这一天，她心情兴奋，最早来到餐室的花园门口，和两个朋友一起，负责“放哨”和接待的工作。为了祝贺鲁迅的寿辰，她预先选购了一块上等衣料做件长衫，赠给鲁迅。
这次的聚会自然是秘密进行的，这一天傍晚，他和夫人许广平，抱着将满周岁的海婴，很早就到达会场。他神情兴奋，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常常站起来，向前来祝寿的人们握手、致意。
大约一共来了22个人，有作家、记者、演员、教师、中共的报纸编辑、中国红军后援会的代表等。庆祝会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他们一面密切注意街道上的动静，一面尽情地谈论着许多方面的斗争情况。
一位党的领导人代表“左联”向他致“祝寿词”，亲切地称呼他为“鲁迅同志”，相继讲话的有，刚从监狱出来的革命青年叙述狱中的斗争生活；党报编辑报告红军和苏区人民的战斗事迹……拟在赞颂鲁迅50年来的辉煌业绩，祝愿他身体健康，为人民和革命多做贡献。
鲁迅自始至终仔细地倾听着，及时地把注意力转向每一个新的讲话人。最后，他站起来，平静地发言，从容不迫地讲述了一个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道路的故事。
他谈到自己本是学医的，但是不久就看到，中国的疾病大半是由于贫穷所致，而大多数医生却只花掉自己的时间去治疗富人的身心不适。而他却不愿意为了个人赚钱而用毕生精力去疗治富人的小病痛，希望能改造祖国的基础，做一个思想的传播者。他选中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去发表他初期的思想，因为阅读短篇小说的人总比阅读长篇大论的人多。他最后又感谢了大家的祝愿，并说不敢以无产阶级作家自居。他时刻都是谦虚的。
这一天，史沫特莱还在西餐厅的院子里，给鲁迅照了一张相片，作为庆祝会的纪念。
作为50寿辰庆祝的余波，9月25日，鲁迅和许广平携海婴去阳春堂照了3张相，在与海婴的合照上题写：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字里行间，流露出晚年得子的欢欣与快慰。
为了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残暴行径做出反击，鲁迅冲破重重障碍，先后翻译出版了《毁灭》和《铁流》两部小说，《毁灭》为鲁迅自己译出，《铁流》是请旅居苏联的曹靖华翻译的。
这两部书的出版，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大事，也是1931年打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辉煌战果，它记录着鲁迅和他的战友艰辛的劳作，是鲁迅对于人民革命事业和文艺事业的又一杰出贡献。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属于广大的劳苦群众，《毁灭》和《铁流》也应该为劳苦群众所有，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
1932年秋天的一个中午，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内山书店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利用接班前的空隙，来到书店躲雨和看书。他抚摸着鲁迅译的《毁灭》想要买下来，定价是1块4角，他苦于钱不够，但又舍不得丢开。
这时正在书店内跟内山完造谈话的鲁迅，注意到这一情景，就走了过来，热心询问这个青年：“你要买这本书？”
阿累像是受到父亲般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轻声地回答说：“是的。”
鲁迅又从架上取下来另一本书《铁流》，递给他说：
“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阿累不知怎样才好，他的声音很低很低。
“1块钱你有没有？1块钱。”
“有！”阿累抬起头，顿时恢复了勇气。
当阿累认出这位老人就是鲁迅时，他高兴得心脏扑扑地跳。鲁迅又带着鼓励似的微笑，亲切地说：
“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但是是曹先生的书，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阿累立即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放到鲁迅的手里。他的鼻子突然一阵酸，像要哭出来，他为此而受到深刻的教育，由衷地称赞鲁迅：
“我们的同志，朋友，父亲和师傅！”“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越老越顽强的战士！”
当阿累后来受到深重压迫时，他总是想到鲁迅，想到这件事，因而昂起头来，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
阿累对鲁迅的热烈歌颂和深情回忆，反映出鲁迅真是他们的知心人、代言人，他们则是鲁迅赖以立足、无比雄厚的基石。
瞿秋白是著名的学者、宣传家，同时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鲁迅与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1931年，他们两个就因为翻译书的事情有过不少通信联系，共同的理想和趣味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和亲密的感情，在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中这么说：
“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1932年，日军公然入侵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鲁迅离家避难1个多月，到了春末夏初气候宜人的时候，瞿秋白夫妇第一次到他家来了。这对久已互相倾慕的战友，一见面就充满知己感，心里异常激动，推心置腹地谈了一天，一直到夜幕催人才分手。
恰逢此时，瞿秋白翻译了高尔基的几个短篇，急等钱用，想尽快把稿子卖出去。那时合众书店刚成立，急需买稿，钱杏屯就向他们推荐这些稿子，但书店对译稿不感兴趣。而鲁迅的《二心集》却被他们一眼看上了，愿意出1000字6元的优厚稿酬，而鲁迅则托人转告书店，必须同时也买下译稿，不然他就把《二心集》拿走。鲁迅知道瞿秋白经济窘迫，总想帮助他，但瞿秋白不愿意接受馈赠，于是鲁迅就设法为他找谋生的途径，或为他已写成的稿子找出路。
从第一次见面后，他们的来往就更加密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