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种欢乐并没有维持多久，革命的果实便被一小撮大银行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所窃夺，路易·菲力浦建立了反动的七月王朝。“七月革命”虽然流产了，但是雨果却创作出了法国文坛上里程碑式的浪漫主义杰作——《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以1482年，法国的封建王权和反动教会相勾结，残酷地统治人民群众的黑暗时期为背景，通过爱斯梅哈尔达的悲剧故事，暴露和控诉了封建贵族和反动僧侣惨无人道、虚伪卑鄙的丑恶本质，描写和歌颂了平民百姓善良互助的可贵品格和反抗精神，宣扬了爱和善必将战胜丑和恶的人道主义思想。
最后通过对克罗德这一形象的塑造深化了《巴黎圣母院》反封建、反宗教的主题。
《巴黎圣母院》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独创性。小说的故事情节离奇新颖，在一次次的偶遇和巧合中，产生了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小说充分发挥了对比原则的艺术表现力，在加西莫多丑陋形体与高尚灵魂的对比中，雨果赞扬了以善良、富于同情心为主要特征的人道主义思想；在爱斯梅哈尔达、加西莫多与克罗德、法比的对照中，前者的光彩愈加烂灿，后者的卑微更显低下。
雨果还以绚丽多彩、激越慷慨的语言增加了浪漫主义的色调，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小说还为人物活动设置了不同凡响的环境，提供了一幕幕动人心弦的巨大场面，这一切都显示了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部积极浪漫主义的杰作中，还不乏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更进一步强调了历史的真实感和艺术的感染力。
一部好的作品的产生与作家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雨果为了履行同出版商的合同按期完成作品，他把自己闭锁在房间里，除了吃饭和睡觉，决不离开书桌一步。创作的乐趣和在想象中形成的15世纪的巴黎尘世风云，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忘却了身体的疲乏和严寒的来临。雨果夫人在回忆他书稿完成后的情形时写道：“写完《巴黎圣母院》，雨果感到清闲无聊，怏怏不乐。他和书中人物厮混已熟，一旦扔下，像失去了老朋友一样的悲哀。”正因作家经历了这样身临其境、潜心其中的创作过程，才为我们奉献了这感人至深的艺术瑰宝。
流亡中的诗歌
雨果的创作是多元化的，他除了利用戏剧来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还通过诗歌来表达情感。尽管他在1832年发表的《国王取乐》因剧情暴露了王权的腐败，有影射现实的嫌疑而遭禁演，但他又相继创作了剧本《吕克莱斯·波基亚》、《玛丽·都择》、《安日洛》，诗集《黄昏集》、《心声集》、《光与影集》以及小说《克洛德·格》等。这些创作多半充满着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倾向。
大金融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使雨果灵魂里母亲传授给他的王权思想又沉渣泛起。他错误地认为七月王朝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政权是巩固的，于是，雨果同它妥协了。1841年，雨果被法兰西学士院选为院士。他在受衔演说中，放弃了共和政体的主张，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制。1843年发表的剧本《城堡里的伯爵》，充满了偶然性因素和神秘主义倾向，这是雨果抛弃积极浪漫主义而走上邪路的一个标志。剧本上演失败后，雨果基本上停止了戏剧创作，集中力量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1845年，路易·菲力浦授予雨果“法兰西世卿”的称号，并选他为上议院议员，致使他的创作生活曾一度沉默和暗淡下去。
在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下，法兰西经济情况不断恶化，政治斗争日趋尖锐，革命形势又酝酿成熟了。1848年2月，爆发了以工人为主力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并于2月1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
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便被资产阶级所独吞，巴黎工人为了保卫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又发动了六月起义，起义虽然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但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资产阶级一面镇压了工人起义，一面向君主派做了重大让步。1851年12月1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事资产阶级独裁统治。1852年12月2日，波拿巴又自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于是“在法国又以一种特别丑恶的形式恢复了君主制”。
1848年法国革命的流产，深深地触动了雨果的灵魂。人民群众的反封建主义斗争，波拿巴的反动独裁统治，终于使雨果共和主义的思想又得到了复苏。二月革命后雨果被选为立宪会议成员，积极参与了共和国的立法工作；在六月起义中，雨果目睹了共和主义战士和人民群众坚持斗争的情景，他对起义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给予了热忱的帮助；波拿巴政变后，他更坚定地站在斗争的前列，同主张民主、共和的进步人士一起，秘密集会结社，公开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封建和倒退。路易·波拿巴恨透了雨果，于是下了悬赏通缉令。为了逃避暗探的追捕，雨果不得不每天变换一个住所，即使如此，他的生活中也隐藏着随时被捕的危机。
1851年年底的一天，雨果无意中被跟踪了。当他正在巴黎街头彷徨，毫无脱身之计的时候，突然，在他身边驶过一辆马车，一位夫人把他拉上车，在一个岔路口突然来个急转弯，甩掉了跟踪的密探。雨果得救了。救助雨果的是杜鲁埃夫人，她原名裘丽哀·果封，是个女演员，曾在雨果的《吕克莱斯·波基亚》剧里扮演过公爵夫人。她以纯熟的演技和端庄的容貌赢得了雨果的信任和爱慕。他们交上了朋友。这件事曾给雨果夫人带来许多痛苦，但她是一位贤淑女子，因而没有酿成家庭纠纷。这一次救助雨果的忘我行为，感动了雨果夫人，她终于原谅了裘丽哀·果封过去同雨果的暧昧关系。
雨果逃脱了密探的追捕后，在杜鲁埃夫人的亲属蒙范里侯爵家躲避了5天，化装逃出了巴黎，在朋友的帮助下，变卖了家产，带着妻子儿女逃亡国外，开始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
在流亡期间，雨果一直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反对封建、倒退的信念，坚持不懈，斗志弥坚，他一直以笔代戈，口诛笔伐波拿巴的残暴罪行。
雨果流亡的第一站是比利时，他当时住在布鲁塞尔，并在这里出版了政论集《小拿破仑》，以辛辣的嘲讽和充满愤慨的语言撕破了自封为皇帝的骗子手们的假面具，在帮助人们认识波拿巴的反动本质，激发人们同波拿巴奋起斗争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852年，雨果由布鲁塞尔迁到英伦海峡的杰西岛。在这里他出版了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这是他诗歌中的杰作。这本诗集是击向反动宫廷的霹雳，又是号召人民奋起抗争的号角。诗集曾受到第二次流亡到巴黎的列宁的喜爱和赞赏。诗集在秘密流传至法国国内时，一发不可收拾，被广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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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世界》演绎悲惨
流亡生涯使雨果背井离乡，正因为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对人民的思念，雨果奋笔疾书，使创作获得了第二次大丰收。1870年，他先后出版了诗集《默想集》、《街头与森林之歌》，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以及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等。这些创作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获得了更高的成就，其中《悲惨世界》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世界文学史中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杰作。
《悲惨世界》的创作背景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迫于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因此被判处了5年徒刑。刑满出狱后，由于他身上戴着标志着“劣迹”的黄色身份证而到处找不到工作。这一真实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雨果，他决心以这个故事为素材写一部长篇小说。
雨果构思和写作《悲惨世界》前后几乎用去了20年的时间。他早在1845年便开始构思，1847年把作品中的某些情节读给朋友听过。按照原来的构思，小说以米里哀主教为中心展开情节，主题集中在对善良和仁慈的说教上。由于1848年革命的影响，雨果对现实严肃的观察和深邃的思考，使他不满意于原来的设想了，于是他深入开掘和进一步发展了小说的主题，把对人性的改造、人类进步的思考，同现行社会制度和法律结构联系起来，使《悲惨世界》成为了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长篇巨著。
《悲惨世界》深刻的思想意义不仅在于它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巴黎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现在它满怀激情地反映和讴歌了巴黎人民的革命斗争。小说以慷慨激昂，悲壮的语言记述了1832年巴黎人民的六月暴动，颂扬了战斗在巴黎街垒中的共和主义英雄。雨果细致地刻画了80岁老人马白夫，为了升起被敌人排枪打落的革命红旗而壮烈牺牲的场面；十几岁的流浪儿伽弗洛什，为了给起义者搜集子弹而冒着枪林弹雨，在敌人死尸间穿行飞跑的情景。这一老一小的英雄形象，起到了以一当十的作用，使整个起义连成了一体，使革命的真谛熔铸在形象里，显示出更深刻的含义。
雨果关于巴黎人民起义的艺术描写，使作品充满了乐观的、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使他的积极浪漫主义达到了同时代的高峰，同时也使他笔下的现实主义具有了强烈的鼓舞力量。
当然，如果没有艺术形式的创新和铺设，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很难表现的，而《悲惨世界》在艺术上也是成功和伟大的。在这部小说里，雨果继承和发展了他一贯倡导的艺术对照原则，使得主要人物在自我比较和相互对比中跃然纸上。
同时《悲惨世界》的故事情节也极富传奇色彩。全书时而有出奇制胜的艺术描绘，时而有化险为夷的情节穿插，读起来扣人心弦，悦人眼目，使作品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小说的语言也色彩绚烂、格调高昂。大段的抒情议论，热情洋溢、慷慨激越，使人在领悟深刻的哲理的同时不乏艺术的享受；大段的场景描写，情溢笔端、力透纸背，令人在感受艺术魅力的同时产生丰富的联想。叙述故事娓娓动听，刻画人物历历在目。对丑恶的嘲笑，辛辣刻苛，使人称奇叫绝；对善良的赞美，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雨果，不愧为语言的巨匠、浪漫主义的艺术大师。
《悲惨世界》的成功得到了盛誉和好评。它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促使许多国家争相翻译，许多国家的电影工作者曾多次把它搬上银幕，成了传遍世界各国的不朽名著。
雨果在流亡期间，创作一直是旺盛的，反抗专制暴政的决心也一直是坚定的。在他流亡的第八个年头，即1859年，拿破仑三世为了缓和矛盾，加强统治，曾发布大赦令。但是，一心向往自由、追求民主的雨果，正如他没有屈服过压力一样，也没有被虚伪所迷惑。他坚定完全获得自由的信念，拒绝回国。
魂归凯旋门
1870年，随着路易·波拿巴政权的倒台，雨果结束长达19年的流亡生涯只身回到了祖国，因为他的夫人阿黛尔于1868年已在布鲁塞尔逝世。雨果的归来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面对欢迎的人群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这时，法国已经成为被侵略与被掠夺的对象了。雨果，满怀爱国主义的热情积极地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他用德法两国文字印发传单，向侵略者发出严肃的警告，向人民发出踊跃参战的号召。同时，他还捐献巨款铸造和购买抗敌的枪炮，不顾68岁的高龄报名参加了国家近卫军。可是当时以梯也尔为首的国民政府，却在密谋与普鲁士签订卖国条约。知道这一情况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的雨果立即发表抗议演说，痛斥了梯也尔的卖国行径。不料抗议却反被嘲讽，悲愤的雨果一气之下奋然离开了国民议会。
1871年3月18日，忍无可忍的法国无产阶级高举反对旗帜，举行了巴黎公社起义。起义前10天，雨果因处理与病逝的大儿子有关的事务而去了布鲁塞尔。他得知起义的消息后，既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赞许，又认为起义的时刻选择得不当。
起义失败后，雨果成为遭受迫害的公社社员的积极保护人。当比利时反动政府宣布拒绝和阻止公社社员到比利时避难时，雨果立刻发表文章，大声疾呼为社员争取避难权，并宣布愿意把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所提供给公社的社员们，建议他们到他家里来避难。
雨果对公社社员的人道主义声援遭到比利时反动当局的忌恨和迫害。他们先是唆使暴徒捣碎了雨果家的玻璃，继而又卑鄙地把雨果驱逐出境。雨果不得不由比利时动身到卢森堡，10月又由卢森堡返回巴黎。回国后，雨果便为被判罪的公社社员奔走呼救，被选为上议院的代表之后，他又多次发表主张赦免公社社员的演说，为公社社员辩护。
虽然雨果营救公社社员的一切活动都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是他在巴黎公社成立时写下的名言，“公社的信条——巴黎的信条，迟早一定会胜利”，一直铭刻在巴黎公社社员的心墙上，成为革命精神和社会理想的象征，永远放射着异彩光辉。
1872年，雨果出版了记载着他在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时期思想和感情的诗体日记《凶年集》，同年完成了最后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九三年》，并于1873年出版发行。
《九三年》的思想深度比《悲惨世界》又高出一筹。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日益深入，使雨果以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中的矛盾也日趋复杂和尖锐。在《九三年》中，雨果一方面承认并表现了革命暴力的正义性和不可避免性，一方面又感到革命暴力和他所恪守的仁慈、善良等抽象的道德原则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个荒谬的理论显示出他所鼓吹的以宽恕、仁慈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反动性的一面，它不仅是和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相悖谬，而且也给一部伟大的作品带来了不无遗憾的欠缺。
尽管雨果的仁慈的说教显露了他世界观中消极的一面，尽管他对旧制度的揭发和批判还局限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高度，尽管在他永远向前的一生中也曾有过犹豫和动摇，但是他的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实践证明，他终生不渝地把同情和热爱给予了法国和世界受压迫的民族和人民，给予了自由和民主的伟大事业，因此他不愧为一位热情的民主主义战士、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理应获得人民的信任和崇敬。
1885年5月22日，这是个沉痛的日子，83岁的人道主义的先行者、和平的战士雨果先生与世长辞了，他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整个法国和欧洲的震惊。悲痛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汇集成浩浩荡荡的队伍，由于群众之多，致使雨果的灵柩在巴黎凯旋门下停了一昼夜，致哀的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围住不散。在举行了规模宏大、气氛悲壮的葬礼后，巴黎人民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法国伟人的墓地——先贤祠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