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就去过广州，是从深圳过去的。但连市区的门也没有进，直接去了天河机场，搭上飞机走了，只在爬升的飞机的舷窗里鸟瞰了几秒钟，并没有看清珠江孕育出的羊城之美。去年的冬天，再次从深圳经广深高速进入广州，大巴车开进市中心，下榻于珠江岸边的酒店，当晚就看见对岸的“小蛮腰”闪烁着虹彩把珠江两岸映照得流光溢彩。
第二天的中午时分，我来到了心念很久的黄埔军校老校址。创建于1924年的黄埔军校，坐落于珠江口上的长洲岛上，四周是驻广州的人民海军的兵营，用黑漆书写着校名的正门对着用铁丝护网隔开的的码头，几艘靠泊的军舰在正午的骄阳下休息。这所军校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宏大，中式的建筑风格似乎还带了些书院的气息。但就是这所军校，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先后从这里走出去的很多教官和学生，在民族兴亡、国家改朝换代的历史演绎中，掀起了经久不绝的血雨腥风，上演了无数出人间或悲壮或吊诡的历史剧目。
我长久地徘徊在校园内外，细看着陈列室里展示的图片和当年教官与学员使用的教室、宿舍，我期待着这次参观能有所收获，了却很多年以来深藏于心底的一个心愿。
校门左边，有一长排石碑，为首的石碑上铭刻着碑名：黄埔军校本部一至七期教职员与同学名录。第一行刻着“孙文”、“蒋中正”。我顺着看下去，那些曾经叱咤百年历史风云的人名先后出现在名录中，既有叶剑英、周恩来、聂荣臻、林彪等中共的高级将领，也有胡宗南、陈诚、顾祝同、张治中等民国的将军。在第六期的学员名单中，一个我十分熟悉的名字出现了：戴惠吾。在江西弋阳老家的城郊余家村的山丘上有一个坟墓，墓碑上就写着这个名字，30年前的1984年春节，我看着这块沉重而冰冷的墓碑在一片痛哭声中树起，并与我母亲一起下跪，对着墓碑磕头行礼，那以后的许多个清明节，我常来余家山扫墓。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就是我的外公。多少年以来，特别是在我成人之前的岁月里，我的母亲从来不说她的身世，不说外公的过去，以免她父亲的身份会成为子女的灾害，延续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的苦难。外公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记忆，既亲切而又很神秘，既慈祥而又悲哀。
如今，我在广州黄埔军校的旧址上，站在刻有他名字的碑石旁，我用纸巾轻轻地擦拭着沾满灰尘的名字，悲自心底里涌动，泪自眼眶里落下，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三个字的沉重，感受到这个名字给我外婆、我母亲、我三个舅舅、我三个阿姨带来的几十年的苦难与悲伤，甚至也给我这一辈的外孙们的心灵造成的长久的阴影。
我用相机拍下了这块石碑，拍下了我外公的名字。我当即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告诉她我在广州黄埔军校旧址上看到的东西，母亲听了，沉默了很久，淡淡地说道：
“看到了就好，不要多说了！”
母亲还是那样，害怕我知道外公的事情，还在告诫我应该隐藏那段不幸的家史。
今年春节我回了江西弋阳，大年初一上外婆家拜年。外婆已经不在人世，所谓的外婆家就是大舅舅家。还是那个余家村，还是那幢用红石造的平房，与外公外婆在世时完全一样。我母亲最小的妹妹“小丫头”阿姨与大舅舅同住一村，她先看见我和儿子走来。
“哎呦，是阿明和豆豆来了！”
“小姨娘好！”
儿子跟在我后面连忙叫喊道：“小姨奶奶好！”
“大舅舅在家，我陪你们过去！”
外公一家在1980年落实政策时，从农村回迁进县城，就被政府安排在城郊的余家村落户。等待上海来人进一步落实政策。但最后，外公没有回上海，一个子女也没有回上海，当年被没收的工厂和住房也最终没有要回来。没过几年，外公就在悲痛与郁闷中离开了人世。
大舅舅和外公的相貌几乎一样，只是身材没有外公高大，从十几岁逃难到江西就开始种田、开山做石匠，如今也年近70岁的大舅舅已经显出了苍老，他粗糙的脸庞上深深地印刻着岁月的艰难和精神的困苦。大舅舅下放农村时找的老婆因为生活艰难，早就自杀不在人世了；现在的婶婶热情地给我们倒水，端出过年时才有的糕点。
寒暄过后，我把上次到广州黄埔军校看到的东西，说给了大舅舅和小姨娘听。并让他回想一下当年离开上海时的情况，那个我母亲一直不肯讲述的伤心往事。
在外公家，我母亲的乳名是“毛崽”，大舅舅是“二彭”。其实，大舅舅并不是儿子中的老大，因为还有大外婆生的独子戴申生，他才是大舅舅，但我们从小并不知道申生舅舅的存在，所以一直喊彭生为大舅舅。大舅舅抬头看了看石灰墙上挂着的我外公的照片，那是我20多年前亲手放大的12寸黑白照片。
“老皇历的事情了，讲起来话长啊！”
我儿子给大舅公递上一支香烟，舅舅没有接，他不抽烟，也不喝酒。
随着大舅舅的回忆，我们仿佛回到了60多年前的岁月。
1947年，外公眼看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主动脱离军队。脱下军装之前，他参加过国共两党的内战，也参加过抗日打了几年的鬼子。他在民国军队里干的事情我并不清楚，只听说主要是管后勤，因此职务也升得很慢，只到上校科长为止。离开军队后，就在上海与朋友一起合股开玻璃工厂。1949年春，上海解放，秋天时，新中国成立。当时外公的工厂主要是做热水瓶，生产很忙，供应全国各地，外公响应政府的号召，带领工人加班加点。后来又接受了政府对民族工商企业的资本改造。
“说实话，解放初的头几年，我们在上海生活得很安定，虽然工厂改成了公私合营，但阿爸在厂里当厂长，姐妹和弟弟们陆续进学校读书，一家人在一起。到50年代后期，形势开始变化了，运动来了，搞什么大鸣大放啊。有一天，阿爸在工厂开完会，就被带走了，说是会上讲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从此，全家就过上了动荡的生活。”
外公被带走，很快就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法院判刑4年，被解押到青海监狱，参加劳动改造，那年他已年近60岁。
紧接着，工厂被没收，虹口区广中路的房子也被要求腾空，外婆和7个子女被遣送去甘肃农村。
“那时，政府戴红袖章的干部把我们叫到一个礼堂开会，动员大家响应祖国的号召，去建设大西北。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干部说，大西北土地辽阔，到处是苹果树，掉在地上的苹果没有人捡，每天吃的是牛肉和白面馒头；那里还有很多的学校，小孩子上学不要钱。”
在上海闸北火车站，被号召去大西北的人几乎都与我外婆家一样，拖儿带女，带着生活用具。
“走的那天，站台上有人敲锣打鼓，拉着热烈欢送的标语。但我看见前来送行的亲戚朋友都在哭喊，好像走后再也回不来了。火车从上海到甘肃要开几天几夜，火车刚开动的时候，有戴红袖章的干部还领着大家唱革命歌曲，车厢里很热闹。火车越开越远，歌声没有了，大家安静了下来。那时我们还小，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是怎么个样子，与姐妹们还开着玩笑说，要比谁捡的苹果多。”
大舅舅告诉我们，外婆一家被送到甘肃省的清源县下火车，再由一个公社的拖拉机接到农村，被安排住进了村里的空房子里，一同从上海来的另外几户也陆续进了村。头几天，大家被公社干部喊到村里的小食堂吃饭。大舅舅说：
“头几天还真是牛肉吃，土豆炖牛肉，我们家小孩多，一下子把菜抢光了；也有白馒头，但一顿只能吃一个。”
坐在一旁的小姨娘，她那时最小，10岁不到，大人抢来的饭菜总是要分给她吃。
但这样的小食堂还没有吃上半个月，村里就不开伙了，大家自己回，过几天分点粮食给大家，再后来就基本无粮分配了。外婆开始用带来的日用品、衣服找老乡家换粮食，一次只能换几天的口粮。
大西北的农村，夏收以后就基本没有什么农活了，漫长的冬天好像从秋天就已经开始。外婆已经是个50多岁的妇女，带着一大群孩子，每天想着法子让大家活着，在村外的地里掏野菜。大的几个被就近安排到农村学校里继续读书。说是读书，其实那个学校的条件与上海的学校比，不知要差到哪里去了。简陋的教室里是破烂的桌凳，连块完整的黑板也没有。风从门窗外刮进来，很快就把手脚冻得冰冷。
随着冬天的到来，饥饿开始在整个村里蔓延，不仅是这批从上海遣送来的家庭没有了粮食，当地老乡家的过冬的粮食也开始紧张起来。
“一家人从野外捡来的柴火，煮着从野地掏来的野菜。肚子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拉，人一下子变得瘦弱起来。全家陷入恐慌之中。”
外婆开始把自己原来佩戴的首饰，偷偷地拿到县城的街上去变卖，换些粮食和药品回来。比我母亲小两岁的沪生阿姨，因为肚子饿，开始偷老乡家地窖里的土豆和白菜吃。后来被老乡发现了，抓回家来，外婆用扫把使劲地抽打着女儿，一家人痛哭在一起。
大舅舅说，那些老乡们其实都很善良，因为自己也很穷，也没有多余的东西。
“后来我们听说一同迁来的人家开始逃跑了，跑哪里不知道。村里好心的老乡也偷偷地找上门来对妈妈说，大嫂啊，你们也赶快跑啊，娃子们会饿死的啊！”
于是，外婆和我大姨、我妈妈还有大舅舅秘密地商定，跑，赶快逃跑，跑晚了，说不定就过不了这个冬天。大姨带着我娘，翻过学校的围墙，回到村里，当晚在漆黑的夜幕下，开始了举家的逃跑。大舅舅讲到这里很是激动，这是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刻骨铭心的事情：
“我们离开村子，按事先讲好的往西走，不进清源县，而是向西走，到下一个县城去坐火车，这样可以避开公社干部的追寻。”
外婆背着包袱，手拉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大姨和妈妈抬着木箱，大舅舅牵着小三子舅舅和沪生阿姨，一家8人，踏上了逃离西北的漫漫长途。他们避开村子，走田野，怕引起的狗叫会惊动村民。小姨娘也回忆道：
“那个夜晚很长很长，我很害怕，不知走了多远的路。”
说到这里，大舅舅和小姨娘兄妹俩的眼睛已经潮湿了，接过婶婶端来的茶水，大舅舅喝了一大口，接着说：
“那天，就是逃跑的那天晚上，天上下起了大雪，一路上是漫天飞舞的雪花。”
第二天，外婆带着7个子女终于走到了县城，一家人极度疲惫和饥渴。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小吃店里，外婆买了几个冰冷的窝窝头，她看着自己的孩子饿狼般在吞咽。外婆哭了，但她很坚强，抹干眼泪，带上孩子们，躲在火车站的角落里，乞丐似的蜷曲在一起，沉沉地睡去。等到晚上的夜班车到站，他们搭上了南下的列车。虽然上了火车，逃跑似乎已经成功，但车经过清源县车站时，她拉着孩子们钻到座椅底下，以免被站台上的人发现。一路上担惊受怕，受尽了饥寒，终于回到了上海。
但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不属于他们，外公不在了，工厂没有了，广中路的房子被人占据了。原来的街坊邻居看着他们回来，既亲切又害怕，偷偷地接济着他们。外婆买来一辆平板车，带着大姨娘和我母亲以及大舅舅，到杨浦区的码头去卖苦力，拉棉纱、砖头、木材等杂货，一家人寄宿于街边的破烂房中，顽强地生存着。在街坊邻居看来，戴家的生活真是天翻地覆变了，原来是工厂主的家庭现在沦落成了流浪的人群。
可是，就是这样的生存，也不被容许。街道干部很快就找到我外婆说，你们不能待在上海，要回大西北去。无奈之下，我外婆只留下毛崽，带着其他几个孩子再次踏上逃亡的道路。外婆很清楚，绝对不能回西北去，她曾经跟着外公到过江西一带打战，知道江西产粮食，小孩不会饿死。于是她带着孩子流浪到了江西，在弋阳火车站仓库边的一个毛竹屋里暂时停顿下来。过了半年多，我母亲因为思念外婆和姐弟妹妹们，根据外婆寄给广中路邻居家转送的信件上的地址乘上火车也来到了江西弋阳，除远在青海的外公外，全家人再次团聚，开始了他们在江西的艰难岁月。
讲到这里，我让大舅舅不要再讲了，因为在江西的往事，包括我母亲与父亲的相识，包括几年后外公从青海监狱回来，到江西寻找妻子儿女的往事，我父亲已经告诉过我。
1984年的寒假，我从江西大学放假回来过春节，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和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老人家床边。外公一生生了8个孩子，最喜欢我母亲；而我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外孙，外公也就最喜欢我，尽管他没有给我买过一个糖果吃。外公对我母亲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
“毛崽啊，阿爸让你们受苦了。”
外公带着他内心对儿女最大的挚爱和深深的歉疚走了。10多年以后，外婆同样带着对子女深深的挚爱和歉疚走了。我母亲也已经70多岁，那段不幸的往事已经过去得很久很久。
广州黄埔军校旧址上的石碑，立于何年，我没有查证。我相信87年前，和所有爱国青年一样，我外公是怀着一个报效国家、拯救民族于危难的情感，报考军校，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中去的。但谁知道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谁知道他们自身的命运会在乱世中如何演绎？
那顶扣在我外公头上的帽子已经被政府摘除，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了对我外公的错误判决；我今天可以大胆地站在这镌刻着我外公名字的石碑前，凭吊着祖先。但那场噩梦还残存在我母亲、我舅舅、我阿姨们内心的角落里。
我与大舅舅、小姨娘告别的时候，大舅舅站在已经住了40多年的老平房前说：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还是忘记了好。”
弋阳城里过年的鞭炮又响了起来，像是要驱赶我心头的阴影。儿子开着车，瞟了我一眼说道：
“我本来想问舅公，在甘肃乡下有没有捡到过苹果？估计他们连苹果树也没有看到过。”
2014年3月，于岱山
